萨利纳斯的断言在学术界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多数学者认为，加贝拉不是特洛伊城旧址所在地，特洛伊的确切地址可能在亚得里亚海滨某处。尽管学术界的争论尚未形成统一的认识，但这些争论和新的观点对以往传统的特洛伊城以及“木马计”的传说提出了质疑，而且也有一定的道理。这就要求人们重新考虑带有神话、传奇色彩的“木马计”中的“木马”究竟是什么样子。尤其是特洛伊城址问题涉及“木马计”的运用。但是这些新的观点尚处在争论之中。“木马计”中的“马”是马还是船？特洛伊城究竟在何方？一时还难以找到肯定的、令人信服的答案。不少问题还需进一步证实。我们相信，人类总有一天会作出正确的判断与回答，使人们弄清楚“木马”的本来面目。
谁最早使用马拉战车？
冷兵器时代，马和车都是了不起的战争工具，但谁最先把这两样东西结合在一起，而在战争中占有了绝对的优势呢？他有没有意识到这一举动将会起到改变世界的作用呢？
公元前三千年左右，尼罗河流域、两河流域、印度河流域、黄河流域先后成为古代农业文明中心地区。与此同时，游牧者则在旧大陆偏北的欧洲森林地带、乌克兰平原和中亚细亚沙漠草原一带饲养牲畜、游荡漂泊、受饥挨饿，长期停留于一种淳朴而落后的状态。这种南耕北牧、南富北穷的状况，造成农耕者安居乐业，视游牧者为强悍的野蛮人；而游牧者则视农耕者为软弱、怯懦，是很好的掠夺对象。在两者交接地带，彼此尽管有和平交往，但相互袭击和争吵更是经常不断。两个世界的矛盾冲突到了公元前两千年左右，演变成游牧世界对农耕世界文明古国的大冲击、大震荡。导致这次大冲击的重要因素之一便是马拉战车进入了历史，而且被游牧者首先利用，这使他们本来已具有的灵活性成倍地增强，给农耕世界带来的破坏更为惨烈。一时间，埃及王国灭亡了，古巴比伦王国灭亡了，哈拉巴文明灭亡了，克里特文明灭亡了，中国的夏王朝也灭亡了。征服者在征服地定居下来，强迫被征服者服役和纳贡，游牧者的首领们则成为国王、王子、主人和贵族。他们在被征服地的先进文化影响下，由野蛮而进入文明。新的文明取代了旧文明，尽管这种更替伴随着暴力和破坏，但也应该看成是历史的一种发展。
马拉战车一进入历史便显示了巨大的威力。但它到底在何时何地被何人首先使用，人们至今说法不一。
捷克学者赫罗兹尼曾著有《西亚细亚、印度和克里特上古史》，该书有这样的记载：在美索不达米亚西北部属于公元前3500年的哈拉夫金石并用时代的遗址出土的陶器上，有一种双轮战车和马的图画，这可能是最古的战车图画。该书还记载：在巴比伦尼亚附近的捷姆迭特、那色文化层（约公元前3100~前2900年）发现的一块铭文提到了马。同时期的基什坟墓中发现了马的两个品种的骨头。此书还描绘了捷姆迭特，那色文化期的一个印章上面的雕刻：一个狮王坐在王位上，许多动物向它朝觐，那动物中就有马。
如此说来战车似乎出现在公元前3500年，马至少在公元前3100年已驯化。但这种看法并未被多数学者所认可。
目前有人提出人类发明车轮始于约公元前3500年。但不能肯定此时有了战车。一般认为苏美尔人发明的那种用四匹驴拉的四轮车是交通工具。而战车在公元前3100年到前2700年间才出现。考古证据是：在这一时期的苏美尔地区的阿格拉本遗址出土了双轮战车；在卡法伊出土的庆功宴石刻上也有战车；较之稍晚的（约公元前2700~前2371年），还有在乌尔城邦遗址的王陵中发现了“乌尔军旗”。那是一对镶板，描写乌尔城邦一次出征的故事：一是出征图，一是凯旋庆功图。图上有一些驴子拖着的四轮战车。车上有一驾车者，他后面站着一个士兵，向敌人投射枪矛。这时，苏美尔人还用驴拉战车，可见他们还不知马为何物。不仅苏美尔人不知道，阿卡德人（公元前2371~前2230年）也不知道，甚至汉谟拉比统治时期（公元前1792~前1750年）的巴比伦人也不知道，因为《汉谟拉比法典》多处提到牛、羊、驴，但没有一处提到马，更不用说马拉战车了。古代文献中第一次提到马、驾车的马、马勒和马具的是《赫梯法典》，该法典制定于公元前15世纪末至前14世纪初期间。显然这比实际生活中使用马和战车的时间晚得多。看来这部法典还不能说明人类何时何地使用马拉战车。
现在一般倾向于马是中亚草原的居民驯化的，时间大约在公元前2500年。在公元前2000年左右，由外高加索进入小亚细亚的赫梯人就已知道用马驾车。到公元前1700年左右，许多游牧半游牧的印欧人部族都掌握了马驾战车。这种战车有双轮，车轮一般是六辐，不是实心的，每车载两人，一个御者，一个战士，战士用弓箭。有了这样轻便快速的战车，游牧、半游牧部族如虎添翼，他们无所顾忌地发起了对农耕世界的大规模冲击。
公元前17世纪初，渗透到叙利亚草原的印欧语族的一支喜克索斯人（意为“牧人王”）越过西奈半岛突入埃及。驾着战车的战士们用青铜铸成的弯剑左右乱砍，向惊恐万状的埃及人猛冲，埃及人只有无力的弓箭、铜斧、青铜短剑以及宽边的矛，挡不住喜克索斯人的冲击，终于沦为外敌的奴隶。征服者在尼罗河三角洲定居下来，建立了第十五王朝（公元前1678~前1570年）。
公元前1595年，赫梯人以同样的方式攻入巴比伦，把文明古城巴比伦夷为平地。他们无意统治巴比伦，在大肆掠夺之后，退回老家。但他们留下的真空，很快又被使用马拉战车的山地游牧部族加喜特人所填充。加喜特人在巴比伦尼亚统治了将近400年（约公元前1530年~前1157年）。
公元前1600年，操印欧语的希腊人从巴尔干半岛攻入希腊半岛，在公元前1450年左右，占领了爱琴海最古文明的中心克里特。根据线形文字B和《荷马史诗》的记载，这些首批侵入爱琴海区的希腊人也有马和战车。
大约与此同时，另一支印欧语人雅利安人由中亚攻入南亚，逐渐征服、驱逐和吞并了创造了印度河最古文明的达罗毗茶人。
也许是巧合，远在旧大陆东端的中国，中原最早文明古国夏朝也在此时遭到了商人的冲击。现在国内外都有学者指出，商人来自中国北方，早先生活在从山西山地和蒙古草原到山东山岳地带的黄河平原。公元前16世纪，他们南下灭亡了夏。在商都附近的大司空村、孝民屯大墓的发掘，证明商代有车有马，车是双轮，用双马，还有御者。商人入主中原后，已经营农耕，但他们早先却是从事畜牧业的。《辞海》就提到，商汤灭夏之前，“冥子王亥，从事畜牧业”。
车辆和马匹相结合，既是从事征服和传播法律的有力工具，也是从事商业和传播技艺的陆路重要运输工具。车辆和马匹冲决了孤立的古老文明的藩篱，使得版图辽阔的帝国的建立和统治成为可能了，孤立的文明点逐渐扩大成为面，文明的空间大大拓展了。马与战车的结合对文明的影响是巨大的，然而人们要确切地知道马拉战车最早在何时、何地驰骋在历史舞台上，还有待进一步的探究。
古代最早的牛战发生在哪里？
在人们意识中，牛是一种慢性子的动物，它可以负重，可以耕田，甚至可以为人提供肉，但没有人会认为它可用于作战。但人的创造力是无限的。
古代战争，步兵、骑兵、水兵，应有尽有；车战、象战、陆战、海战，五花八门。这里所说的牛战，在古代也发生过。
所谓“牛战”，就是以牛作为战争手段的战争。牛力大无比，两角犀利，横冲直撞，令人生畏。所以，在火炮发明之前，古人偶尔用牛为武器，便不足为怪了。
在西方，早在第二次布匿战争期间，迦太基大将汉尼拔曾以牛战打败对手而闻名遐迩。根据古代作家的记载，公元前218年，汉尼拔率军翻越人烟罕见、坡陡路滑的阿尔卑斯山，出其不意地攻入意大利北部的波河流域。接着，汉尼拔在特列比亚和特拉西美诺湖等战役中，连连获胜，使罗马元老院的元老们大为惊恐。于是，罗马人不得不实施古老的独裁官制，指定足智多谋的费边为独裁官。费边根据汉尼拔孤军深入，缺乏后援的特点，采取小心谨慎和拖延周旋的战法，用以消耗汉尼拔的兵力。可是费边的过分谨慎和不想轻易决战的心理，却被汉尼拔所利用，因而创造了西方军事史上火牛战的战例。
公元前217年，汉尼拔向南意进军，打算到那里度过冬天。当他从中部意大利的坎帕尼亚转战阿普利亚时，被罗马独裁官费边堵截在法列尔努斯地区。罗马官兵控制了所有大小通道隘口。尽管汉尼拔多次冲杀，都无法突破罗马人的阵线。就在这地势险恶，危如累卵的情况下，汉尼拔能够急中生智，化险为夷。他暗令士卒四处收集干柴和葡萄藤，然后将其系在牛角上。那时，汉尼拔军中有近两千头牛，多是掳掠的战利品。当夜幕降临时，汉尼拔命令迦太基士兵把牛偷偷地赶到山脚下，然后点燃牛角上的干柴和葡萄藤，驱牛上山。霎时间，火光骤起，群牛狂奔。把守通道的罗马士兵面对这突如其来的景象，惊恐万状，生怕被围，在慌乱中，抛弃把守的阵地。安营在通道附近山冈上的费边，虽然听到了喧闹声，望见了火光，但他不愿夜战，恐遭伏击，便命令按兵不动。于是汉尼拔未伤一兵一卒，将全军连同战利品带过了通道，从而智胜了费边大将军，顺利抵达自己的目的地——阿普利亚。
比汉尼拔的牛战更早和更高超的牛战，在我国的史书上亦有记载。那是战国时代齐将田单的火牛战。襄王在莒五年（公元前279年），田单守即墨城抗击燕军。在大兵压境的紧急关头，田单先使反间计，激发军民誓死战斗的决心．燕军中计后，不仅把齐国的俘虏一一割鼻，而且在城外掘墓焚尸，致使即墨人怒不可遏。全城上下，皆欲出战。然后田单收集城中千余牛，衣以红色织物，上画五彩龙纹，并将尖刀系于牛角，芦苇束于牛尾，再灌上油脂。入夜，田单命令士卒将芦苇末端点燃，凿开城墙，放牛出城。他还让五千壮士手执武器，随后冲杀。牛尾火起，惊牛直奔燕军。只见火光闪耀，龙纹起舞。燕军以为天兵下凡，惊慌失措，遭牛撞杀，死伤无数。齐兵乘胜追击，而城中老弱鼓噪助威，惊天动地，燕军闻风丧胆，仓皇败走。
比较一下，汉尼拔和田单的牛战有某些相似之处。首先，这两场牛战，都是在受到敌军进攻时，采取的以攻为守的战法；其次，汉尼拔和田单都采用了“出其不意，攻其不备”的作战原则，从而赢得了战术上的胜利。
然而，这两场牛战仍有明显不同。汉尼拔兵临异国，孤军搏击。他的胜利靠的是军事家的胆略和对敌人的正确判断，而齐将田单拒燕，卫国保民，倾城上下同仇敌忾。田单以城为据点，条件比汉尼拔优越，所以在牛战的设计上前者比后者更加周详细密。汉尼拔的牛战，目的在迷惑敌人，调虎离山，故将干柴、葡萄藤系于牛角，点燃后，牛角热，纵牛满山乱跑。田单则不然。他束苇灌脂于牛尾，系兵刃于牛角。燃苇于后，有使牛前冲的制导作用。缚刃于角，则可充分杀伤敌人。此外，田单更重视精神战。他给牛披上五彩龙衣，似天降神师，迷惑对方。在利用宗教迷信的同时，田单还动员男女老少，击铜为声，鼓噪助威，从而进一步造成敌人精神上的错乱。田单的这种心理战法，实为中国古代战争的一大创举。
鉴于田单的牛战比汉尼拔的牛战早62年，我们可以认为，世界上最早的牛战当是中国的田单牛战。
可是，有一种传说认为，克里特米诺斯王同雅典进行战争，双方停战后，由于米诺斯国王的儿子安德罗杰奥斯在阿提卡被谋杀，所以议和条件中规定，雅典每年需向米诺斯王宫进献童男和少女作为贡品。这些人贡均被米诺斯牛残害致死。最后，雅典王子提秀斯自愿做人贡（另一说是米诺斯王要求的），来到克里特杀死米诺斯牛，从而使雅典摆脱了可怕的人贡。考古发掘表明，在克里特岛克诺索斯王宫的壁画上有引人入胜的斗牛场面。体格匀称的，灵巧的男女卖艺人在愤怒的牛头上翻筋斗。这种流行于公元前2000年的克里特岛的斗牛场面，不正是米诺斯牛的故事的佐证吗？人们不竟要问，古代最早的牛战会不会发生在克里特岛呢？会不会在世界其他地区有比中国田单的牛战更早的牛战呢？要解开这个谜，当然需要新的证据。
马拉松名字来源之谜
现在提起马拉松人们大多会想到运动，但热爱运动的人们有没有想过，这一项伟大的运动却因为一场战争。
马拉松是人们所熟悉的一项体育运动，但它起源于希波战争，却鲜为人知，而与它有关的英雄人物斐力庇第斯，更是充满了神秘的色彩。
位于现在伊朗高原的波斯帝国在大流士一世当政时期，不断采取扩张政策，大约在公元前514年，大流士一世侵占了爱琴海北岸的色雷斯一带，直接威胁到希腊半岛的各城邦。公元前492年的春天，波斯帝国派出的大批战舰队在途中遇到了飓风的袭击，300艘战舰全部沉入海底，两万余名士兵葬身其间。波斯第一次入侵希腊的军事行动以失败告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