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5年7月16日，即杜鲁门抵达波茨坦的第二天，他在获悉试验性原子弹在新墨西哥州阿拉默果尔多爆炸成功的消息后欣喜若狂。为了抬高英美同苏联进行谈判的实力地位，他有意识地对斯大林进行了第一次核讹诈。7月24日，杜鲁门指令美国陆军战略空军司令卡尔·斯波茨将军派遣第20航空队、509混合大队应于1945年8月3日后，在气候许可目击轰炸的条件下立即在日本投掷原子弹。8月6日，美国第一颗原子弹投落在日本广岛，只是几秒钟的工夫，广岛市中心4平方千米的地区化为一片废墟。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美国又向日本长崎投下第二颗原子弹。美国原子弹的投掷和苏联的参战对日本统治集团震动极大。8月14日，日本政府宣布向同盟国投降，9月2日，在停泊于东京湾的美国军舰“密苏里号”上，日本正式签署无条件投降书。
美国政府官员反复强调，虽然投掷原子弹给日本人民带来了大规模的死亡和破坏，却减少了美军和日本更大的伤亡，加速了日本军国主义的崩溃，促进了日本政府的迅速投降。“曼哈顿计划”的负责人格罗夫斯将军认为，杜鲁门费了不少脑筋作出了对日本使用原子弹的最后决定，“将永远被认为是无比勇敢和聪明的行动”，在对日战争胜利两周年的纪念会上，曾有人问杜鲁门，他是否由于当初下令毁灭了广岛而感到内疚。他若有所思地回答：“没有。这桩事情固然我也感到害怕，但是，我肯定救了50万条生命。这是不得已而为的。”1946年马萨诸塞理工学院院长卡尔·康普顿在《大西洋》月刊上撰文辩解说：“我相信，如果有这种炸弹而不用，事后就无法向自己的国人交代。”
然而，有些美国军事领导人对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决定纷纷提出异议。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在战后一再认为，从军事角度看，为了迫使日本投降而使用这种炸弹是“完全不必要的”，因为在那时，日本无疑已到了彻底崩溃的边缘。另外一些科学家和外交家则从政治上着眼来考虑使用原子弹的问题。英国著名物理学家布莱克特说，美国政府抢在苏联参战之前匆忙对日使用原子弹，“与其说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最后一次军事行动，不如说是现在正在进行的对苏外交冷战的最初的主要作战之一”。美国国务卿贝尔纳斯明确地声明说，亮出原子弹是为了使俄国在欧洲更加驯服。苏联学者认为，无论从战略上或战术上看，都没有任何必要使用原子弹。使用原子弹基本上只带有政治色彩，目的是为了显示原子弹威力，以便在解决远东问题上削弱苏联的地位。他们说：“建立美国的世界霸权，是使用原子武器的更大的政治目的。”杜鲁门使用原子弹的动机何在？还有待进一步公布材料，进行研究。
海湾战争中伊拉克战机为何飞往伊朗？
1991年1月17日，海湾战争打响后，以美国为首的多国部队，每天出动7000架次飞机对伊拉克军事战略目标进行狂轰滥炸，号称是“世界上第五支最强大的军队”和拥有700多架先进战机的伊拉克空军却按兵不动，被动挨炸。不仅如此，从1月26日开始，先后有100多架飞机，纷纷飞往邻国伊朗，伊军这一举动，引起世人极大的兴趣和猜测。人们不禁要问，在这战火猛烈燃烧之际，伊拉克战机为何不迎头起飞，痛击敌机，却远走高飞，这究竟是“阳谋”，还是“阴谋”？是“出逃”还是“避难”？是“厌战”还是“保存实力”？到底有多少架飞机外飞？它们的最终命运如何？至今这一系列疑团尚萦回于人们的脑海之中。
尽管海湾战争期间，西方新闻媒介对此事的报道五花八门、真真假假，但归纳起来不外乎下列四说：
一是“韬晦之计说”。海湾战争的帷幕刚拉开不久，伊拉克空军就演出这场战机东南飞的“好戏”，真使人感到迷惑不解。对此情况，伊拉克当局却一直守口如瓶，保持缄默，从而更增添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根据当时许多西方观察家的猜测和判断，这是伊拉克当局为保持战斗实力所采取的一种韬晦之计。是“阳谋”。由于两伊战争刚刚结束，双方的敌对关系有所缓和。何况，战争爆发后，伊朗宣布保持中立。因此，把一部分先进的战机转移到邻国伊朗境内保存起来，较之留在国内用钢筋水泥修筑的地下掩蔽体内更为安全。这一做法是“完全合乎逻辑的”，也是“可以理解的”。为了使人信以为真，西方新闻媒介又传出消息，两伊事先曾达成过秘密协议，言下之意，此举是在情理之中。然而，伊朗驻法国大使阿哈尼先后两次向外界否认两伊有过这样的默契或协议。
二是“未遂政变说”。长期以来，美国一直把伊拉克萨达姆政权视为眼中钉，肉中刺。伊拉克入侵科威特和海湾战争爆发后，美国更是盼望伊国内发生内讧或政变，以此推翻萨达姆政权。于是，一些西方外交和情报人士纷纷猜测，这些飞往伊朗的飞机，可能与伊拉克国内发生的一起未遂政变有所牵连。此说，一度为前苏联一家官方通讯社——“独立新闻社”发布的消息予以证实。该通讯社还曾援引“国防部官员”的一次讲话说，由于多国部队在海湾战争初期，对伊拉克和伊占科威特的空袭取得了成功，摧毁了36枚飞毛腿导弹和多达300架飞机。军事上的失利，使当时的萨达姆总统大为恼火，并亲自下令，并以“防空不力”为理由，处死一名空军司令和一名防空司令。这样，效忠这两位司令的伊拉克空军将军和一些飞行员，发动一场政变未遂。东窗事发后，这些飞行员纷纷寻找机会，驾机出逃，飞往伊朗，寻求避难。英国军界人士认为，此说“无法确认”。不过又说，“据有关部门报告，萨达姆确实已对那些不听招呼的军官采取了果断的突然行动”。可是不久，前苏联国防部发言人又急忙否认独立通讯社发表的“政变说”，而声称“这是对伊拉克发动的一场心理战”。这样一来，“未遂政变说”成了无稽之谈。
然而，事情并未到此结束。1991年2月9日，美国驻海湾部队总司令施瓦茨科普夫将军，在接受美国广播公司记者采访时证实说：“我们的情报说，一些飞往伊朗的伊拉克飞机确实是逃亡的。”接着，他补充说：“还有情报说，有些飞行员逃离前还轰炸了或试图轰炸伊拉克总统府和萨达姆·侯赛因总统。”这些话是真是假，人们难以判断。
三是“厌战开小差说”。海湾战争期间，美国施展了两手策略。一手军事打击，旨在于摧毁伊军国防力量；另一手，攻心为上，开展心理战。据说，开战头一天，美军和多国部队曾向驻科伊军空投了100万份传单和数以千计的微型收音机。此后，又在伊境内投下数百万份传单，大打心理战，以此动摇和瓦解伊军斗志，敦促他们逃亡或投降。这一伎俩多多少少收到了一些效果。据说，沙漠风暴开始后，美国空军诧异地发现，他们几乎遇不到任何伊拉克战机的拦截。一名空军中校说，在他出击时曾与伊空军“邂逅相遇”，但令其不解的是，对方往往“掉转机头就跑”，无心恋战，有时至多乱打几枪，随即“逃之夭夭”。所以美空军人员认为，伊拉克空军面对强大的多国部队的空袭，感到战胜无望，与其白白送死，不如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从而不排除他们是临阵脱逃，“开小差的可能性”。
四是“留作反击说”。伊拉克战机接二连三飞往伊朗一事，对执行沙漠风暴的美军来说，他们的心情是十分复杂的，可谓喜忧参半。高兴的是，多国部队空军的地毯式轰炸产生了效应，使伊军数以百计被困在地下的先进战机，无法起飞迎战，只有出逃求生；不安的是，这些外飞的战机日后有可能东山再起，后发制人，使美军腹背受敌，这对多国部队是一大威胁。但是，这一担忧是多余的，因为事后证明，伊军战斗机并没有作出这一“惊人之举”。
至今，海湾战争中伊拉克的飞机究竟为什么飞往伊朗，依然是个不解之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