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天早上起床晚了，飞速下楼时，在楼梯拐角处第二级楼梯踩上了一个废弃的易拉罐，一下子坐了“直升机”飞到了楼下。结果是扭崴了脚脖子，左脚小趾骨两处骨折（这是后来通过拍片才知道的）。 ．
于是就得去看骨伤科医生。
这家医院只有一位姓贝的骨伤科医生，据说是一位骨伤科圣手。诊室的门口，横着一张桌子，仅留下能供一个人通过的窄口子。桌旁坐着一位中年护士。桌旁的墙上贴着一张字条，写着：“叫号入内，按序排队。”桌面上放着一个尖头朝上的挂号单插座，严格按次序“放行”，大有一“妇”当关、万夫莫开之严格。
我跛着脚走到“关口”跟前，想向护士说明情况，希望能让医生先开一张处方让我去拍片子（以前我发生过骨折，诊断的“程序”都是先拍片子）。
护士没有听我申述完，只看了看我的“号单”，就用曲着的手指敲了敲墙上那张“告示”，示意我“按号排队”！我只好跛着脚又回到队尾去。
我默默地数了一下候诊的人数：13人。按照10分钟处理一个病人计算，应该是2小时零l0分钟后轮到我。于是我满怀信心又满怀希望地等着。
在这家医院里，有一位以前我教过的学生——护士小A。如果我打个电话，或写一张条子，请偶尔从我跟前走过的医务人员带给小A，请她来向把关护士或医生疏通一下，也许很快可以轮上我看病。但我没有这样做，因为如果这样一来，我实际上占夺了我前边这13位候诊者的时间。当我还很小的时候，父亲就曾教育我，不要做损人利己的事，不要做将自己的快乐建立在别人痛苦上的事。
我正在胡思乱想的时候，有一个夹着公文包、衣冠楚楚的年轻人走到把关护士跟前，俯着身子同护士讲了几句什么，护士就客气地站了起来，表示了“可以照顾”的意思。于是这位夹皮包的人就走到走廊那边，恭请一位大概是他的上司的人走进诊室。看来这位“上司”的病不是一般的小恙，大概是一些陈旧性骨伤或是与骨骼、神经有关的疑难杂症，因为他在诊室里足足“调理”了半个多钟头才出来。
不断走到诊室门口向里投进焦急目光的排着队的病人终于松了一口气，因为又可以恢复“叫号入内”了。
又叫了一个号。这个“号子”还未看完病，走廊那边一阵骚动，大概是一位遭车祸的伤员，被几个人抬着进来。一位医务人员过来通知贝医生过去做应急处理。贝医生过了好大一会儿才回来，白大褂上好像还沾了点血迹。
“把关护士”还未叫下一个号，有一位本院的医务人员同一位病人有说有笑走过来，同把关护士打了个招呼，便将那病人送进了诊室……
我静静地坐在候诊的走廊里。随着时间向中午推移，气温越来越高，使人心里也越来越焦躁。我的脚背开始肿起来，并且痛感越来越加剧。人们在我面前匆匆走过，都像赶着去办很要紧的事。此刻只有我和同我一样排着队的患者显得最悠闲。其实，单位里有许多事等着我去做；也正是由于这个原因，我早上下楼时才跑那么快。
这时，又一个人走到把关护士跟前，说：“下午我要跟董事长出发了，得为他开点药。”他看了一下表，显得时间很急迫，“我还要赶回去拿文件，然后赶去机场。”他被放行了。
又一个人匆匆走来，说：“等会儿我还有一个会，我还得在会上讲话呢！”他也被放行了。
“他们的事都比我重要。”我苦笑了一下，想。
这时，排在我后边不远处的一位男士，从口袋里掏出手机，按了号，同对方嘀咕了一阵子，然后走到“关口”，对里面的贝医生说：“贝医生，您的电话！”护士让他进去了。只见贝医生很不耐烦地接过手机，但对着手机交谈了几句之后，贝医生绷紧的脸松了下来，出现了虽无奈但却谦和的笑容。他对着手机说：“您放心，您放心。”
时间已到了12点30分，过道里的人流已经稀疏下来。把关护士站起来，将插在插座上的挂号单子取下，说：“下午两点钟继续。”然后就走了。
上了年纪的贝医生看完了一个病人，站起来，开始脱白大褂。他脸上带着倦意，一上午的折腾，他已很累了，可能也很饿了。他将白大褂往墙上的钉子上挂，挂了好几次才挂住。
贝医生从我面前走过，带起了一阵小风。
我完全没有责怪贝医生的意思，相反，我很敬重他。我默默地数了一下，排在我前边的患者还有7个人，而排在我后边的还有3个人。
（入选漓江出版社2000年1月《2000中国最佳小小说》，杨晓敏、郭昕、寇云峰主编；入选河南文艺出版社2002年9月《当代小小说名家珍藏》，杨晓敏、郭昕主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