能够如此，才能对于生活发生兴味。”《南开周刊》第121期，1925年5月4日。这就是说，一个人只有对生活发生兴趣，才会有所谓的快乐。而要对生活发生兴趣，就必须在人生的过程中时刻奋斗不息。于是，人间的快乐不是物质欲望的满足，而转变成了对事业的专注和成功。这就是张先生保持乐观之人生态度的秘诀。
1947年，张伯苓先生第四次赴美返国，时值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不久，中国社会是满目疮痍、百废待兴。各方友好及南开的同学向刚回国的张先生提出了许多有关世界形势、中国前途及南开复兴的问题，张先生作一文《世界、中国、南开》，《南开周刊》复刊第5号，1947年7月24日。以答众人之问。他写道：本人自认是一个乐观者，南开同学又替我起过一个浑名，叫“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但我的乐观是有根据、有理由的。张先生接着指出，社会总是在不断发展的，进步是不可阻挡的历史潮流：“历史发展的路线，尽管迂回曲折，但终结的方向是自由平等与幸福。”在他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结束，产生新的苏联，第二次世界大战的结束，应该产生新的中国。中国的政治哲学，根据《大学》上一句话是‘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现在，世界向寻求永久和平的路上走，天下可望日臻太平，正是我们治国的大好机会，千载难逢，不可再矣！”在对形势的乐观估计的基础之上，张伯苓先生的复校计划是十分庞大的，不仅要在天津恢复南开大学、南开中学等，还要在成都与昆明设两个分校，并在上海开办南开第三中学、东北设立第四中学。如此勃勃雄心，不禁使人产生张先生究竟要办几个南开学校的疑问。他充满激情地写道：究竟要办几个南开中学，我的答复是简简单单六个大字‘一直办到我死’。四十多年以来，我好像一块石头，在崎岖不平的路上向前滚，不敢作片刻停留。南开在最困难的时候，八里台笼罩在愁云惨雾之中，甚至每个小树好像在向我哭，我也还咬紧未停一步。
一块石头只须不断地滚，至少沾不上苔霉；我深信石头愈滚愈圆，路也愈走愈宽的。《世界、中国、南开》，《南开周刊》复刊第5号，1947年7月24日。可见，张先生的乐观人生态度不是那种盲目的不看现实的乐观，亦非虚无飘渺的尽想好事的幻思，而是建基于对形势发展、社会环境等客观的观察之上。故而其确定的发展目标大多是有实现希望的，当然必须经过艰苦卓绝的努力。所以他才自比是一块在崎岖不平之路上滚动的石头，为了不沾上“苔霉”而永不止息地滚着，一直要滚到生命的终点──至死方休。因为他的“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的坚定，其人生准则又是硬干苦干加傻干，所以，其人生态度才能如此的乐观与如此的悲壮。从中，人们不难体味出某种宗教的献身精神蕴含在内。事实上，如果说张伯苓先生的人生准则与中国传统之儒家的精神血脉相通，那么，其人生态度则与基督教的观念有着密切的联系。张伯苓先生曾在1909年自述自己人生发展之路是从“玩世”到“厌世”再到“乐天”。他说，自己在20岁以前，自持聪颖，怀疑一切，善辩喜驳，目中无人，“举凡一切神道佛仙，皆不折服，遂渐成一玩世之人”。后来，张先生与严范孙先生交游，常受其所教，可仍然“颇不以为是”。尤其是拿书本中美好之言词与世俗之污浊比较，更觉得两者相距何啻万里，“遂渐生一厌世之心”。张先生后来又细心体会，“人在世间，无非生老病死，古今一辙。言念及此，遂厌世之极，甚有愿绝人间传种之意，自亦不解其谬。有时研究心理学，而心理学不足为我之乐。讲求明学四书，而明学四书不足慰我之心。世俗既非所好，家庭之乐亦不足以解我厌世之思想。”年轻的张伯苓是一个至诚之君子、一个善思之知识分子。少年之“玩世”乃自持其才所至；而青年时代之“厌世”则出于苦苦思索而未获。六年后，张先生第一次由青年总干事格林介绍而系统地接触到基督教的新旧二约。彼时，张先生的无神论思想甚深，对基督教之教义仍然不能相信。后又遇许多劝教之人，尤其是自我研习诸多书籍，终有一日，张先生皈依了基督：余亦自祷曰，上帝如能使我明道，必信服，且愿遍传中国，劝人尽知有上帝。此语近虚而确系实意。
自一祷之后，颇有感动，心中愉快异常。自此恍然大悟，实觉今是昨非，愿将一己之身心，全付上帝而始妥。无怪泰西各国生理法政天算格物诸科学，著名博士毕生研究，莫能出此范围，违道难断自圆其说。南开《青年报》第1期，1916年10月。张先生不是由神秘之途接受基督教，而是从自我之独立思考而走向宗教。在他看来，人由身心灵三者结合而成，各有其用，如“持重须用身力”、“演算须用心力”，互相之间是不能替代的；由此推论，对纯灵的“上帝”，人们只能以自我之“灵”对待之。若想持脑力或耳目闻见之迹来达到“上帝之域”是决然不行的。于是，张先生“归途兴会淋漓，思若泉涌，想尽人皆有至宝之灵性，可以对越上帝，不善用之，殊为可惜。诚能以信仰之心祈祷，则必屏除私智，广收佳果。”南开《青年报》第1期，1916年10月。自从皈依了上帝，张伯苓先生觉得受用无穷，至少也有五项：“一心中之平安如操左券；二能知己过，毫无遁情；三读天道经，渐觉有味；四如获重生，觉有神力之助，能胜物欲，曩者有志未逮者，今竟改良自新矣；五信有永生，所谓永生者，关于属灵之世界，其幸福无穷不在世界饮食之乐，居处之安也。”南开《青年报》第1期，1916年10月。读至此，人们便可明白为何张伯苓先生能够成为一个“不可救药的乐观者”了。一者，张先生是一至“诚”至“公”之人，心地坦荡，为国为民，一心实践其“教育救国”之人生信念。虽然其人生活动宕荡起伏，面前有无数的困难，可其内心却平安如常，此当为“可乐也”。二者，因其“允公”而能心地坦荡，对己之过能自醒也能自改过，此亦为“可乐也”。三者，其因具有基督之博爱精神而能战胜世人最难克服的物质之欲望，且做事觉有神力相助，故能无往而不胜矣。如此，则何为不“乐”？何事不“乐”？于是乎，宗教的献身精神、无私之品格，造就了张伯苓先生“不可救药的乐观”的人生态度。死亡观：不朽与永生所谓死亡观，主要指人们对死亡及死后生命之看法。现实中的死亡观，实质上是一种人生观，因为它既是活着的人之一种观念，又深刻地影响着人们对生活的态度。张伯苓先生的死亡观亦可一言概括之：追求“不朽”与“永生”。
张先生虽自小习西学，一生也都在推展新式教育，但其中学的功底亦十分深厚。从其言谈及举止，人们无不强烈地感觉到他是一个现代的儒者。中国传统的儒家学者虽然有“子不语怪、力、乱、神”之古训，亦有“不知生，焉知死”之教条，但是仍然发展出比较完整的死亡观。儒者对死亡的看法一不同于道家齐同生死的“生死一体”观，二不同于道教肉身成仙之“不死观”，三不同于佛家死后往生西方极乐之“再生”观。儒者是清醒的理性及现实主义者，人终归一死是其早已确认的事实。但儒家学者指出，人们可以也应该通过“立德、立功、立言”之道路来达到精神生命之不朽；可以通过“杀身成仁”、“舍生取义”的方式来实现生命之永恒。1947年，张伯苓先生在致张彭春的函中对几位同甘共苦几十年的同事去世表示了沉痛的哀悼，他写道：同事三十余年竟先我而去，追念往昔，能勿凄然！兄两月之间遽失三友，虽伤痛异常，而念及人生事业如能常久存在，可谓精神不死，尚能勉作达观。《张伯苓教育论著选》，崔国良编，人民教育出版社1997年版，第335页。人虽然一定会逝去，但其人生事业能够长久存在，如此，则其精神也万古长青了。这是中国自古以来儒者对生死的看法，张先生当然也能心神领会，并运用于生活实践。张先生指出：“正道所在，他非计也。非然者随流逐波，图暂时之苟活，失一生之人格，则生命又何足贵哉！”《校风》第51期“特别增刊”，1917年1月15日。
在此，一个人之人格比生命还要珍贵，为保护自我人格之完整，张伯苓先生认为可以放弃宝贵的生命。这种追求事业不朽、精神永恒的死亡观，实际上化作了张先生强大的人生动力，他之能如此不顾一切地投入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建和发展的事业当中，原因当然是多方面的，但其清楚地意识到自我之生命终将化为尘土，唯有事业──南开学校及他的教育理念可以永存而不朽。这样一种认识，使张先生“日新又日新”，孜孜以求，从无懈怠，将毕生的心血投入了创建南开及发展南开的事业之中，也由此，他虽早已逝去，其精神生命却已永存人间。因为，南开学校作为其事业、人格的固化已经永恒不朽了。此外，张伯苓先生不仅是个儒者，他还是个虔诚的基督徒，这样，他就能够不仅从传统儒家的思想中汲取生死的智慧，更从基督教的思想里获取建构自我生死观的资源。他写道：令我信依盼望最有价值者即永生。吾人同具灵明即皆得永生之资格，甚愿人人能得此福乐安平；如其不得，可惜孰甚焉！然而求则得之，不求则不得也。天下事未有无因而至者，永生何独不然。方之人欲渡河，必经板桥，犹疑生畏，难登彼岸；若勇往直前，则为过来人，乃知无非如此，并无险也。余为斯言，并非欺人，亦非因脑筋伤暑，侈口妄谈。实缘在有全能全知之主宰，以宗教普渡斯人。
故不敢徘徊于玩世派中，且深信重生之奥义，及将来永生之希望，亦不取流连于厌世派中。盖玩世之张伯苓，一变而为厌世之张伯苓，再变而为乐天之张伯苓矣！由是静观自得，对于家庭、州里、蛮貊，无往而非乐境，一心向道，谓之有我可，谓之无我亦可。惟期以身心全献之上帝，待上帝复赐以新灵，则我始见真我也。《张伯苓先生自述信道之理由》，文载南开《青年报》第1期，1916年10月。因其由基督之教义而坚信人死后可以永生，这样一种观念对张先生之人生道路的转变是有决定意义的。
由此，他得以从玩世、厌世而一跃为“乐天”。“永生”之境的确立，不仅使张先生此生此世的所做所为具备了一种超越性的意义与价值，而且也因此使他能够将死亡转变为人生过程中的一种“中介”物，人们借助于此而可以达到不死之“永生”。张伯苓生死智慧给我们的启示任何人只要对张伯苓先生的人生道路稍稍考察，便会发现，他的人生动力是惊人的，其战胜困难的勇气几无人可以比拟，这样一种人生之境的达到，与其接受基督教之教义有着紧密的联系。因此，我们可以毫不夸张地说，南开系列学校的创建与发展离开了张伯苓先生是不可想象的。而张先生的巨大毅力与贡献没有基督教之精神为背景也是不可想象的。也许，要战胜像张伯苓先生曾经克服的那么些艰难险阻，非得有虔诚的宗教精神支撑不可。张伯苓先生就曾回忆说：“后来，我回到本城办学校，遇见种种的困难，并且有时候我还抱着一种悲观，我知道这种人生观，没有什么意思，因为人终久要死，以后我常读《耶稣言行录》，看见耶稣的为人，很受感动。这一本书帮助我很多，我所以藉着他的鼓励总算还没有半途终止，而打破各种困难，还要办我的教育；换一句话说，就是要改造我们的中国人。”《南大周刊》第1卷第5—6号，1925年10月17日。所以，南开的创建和发展与基督教之间的关系也是今人应该研究的课题。张伯苓先生生活于中国历史上的一个大的转折期，随着西方列强的入侵，中华民族处于一个生死存亡的关键时刻。何去何从，是每个先进的中国知识分子苦苦思索的问题。张先生以深厚之儒学为根基，以先进的西学为利器，并以宗教之救世精神为内在的人生动力，开创了中国私学发展的崭新阶段。可以说，近现代中国复杂的社会环境，张先生本人独立思考的品格、奋发向上之人生精神，以及他中西会通的知识背景，造就了其伟大的人格和创建南开发展南开的宏伟事业。在中国近代历史上，张伯苓先生也许算不上是惊天动地的大人物；但是，其执着于“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并取得相当大成功的实践活动，确又给近现代的中国以深深的烙印。今人若徜徉在欣欣向荣的南开中学与南开大学里，不难察觉先贤张伯苓的思想与精神在闪烁。而若回首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先进的知识分子对救国之道路的艰难探索和实践，我们就更是能够体会到张先生所从事的事业及其表现出的巨大热情的可贵。尤其是，当今天知识经济时代降临人间，社会的发展将以知识的质与量来决定时，我们更加能觉察到张先生以毕生之精神投入教育事业的先见之明的伟大。如果仅仅从张伯苓先生的生死观来看，我们亦可深受启迪。他的“教育救国”的人生信念，硬干苦干加傻干的人生准则，乐观的人生态度，以及追求不朽与坚信永生的死亡观，这都给予我们一种发奋向上的精神。在一个眼光短浅的物质主义泛滥的社会风气中，在一个“个我主义”至上的状态里，重温张伯苓先生的这些人生的精神当然是不无补益的。而现代人若想建构一个好的生死观，张先生的思想、精神与行为就是最好的资源之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