显然，文天祥是以孟子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的观念为自己的行为作说明的。在中国古代，作为统治者当然刻意于将“天下”、“国家”与“朕”合为一体。但在儒家学说中，比之具体的朝代君主而言，更为重要的是以国土承载的民众、文化、礼仪制度等等。文天祥认为，这后者才是“忠”的更重要的对象，因为君主是可以“变置”的，民族、国家、文化才是最为根本不可移易的。也就是说，中国，不是特定君主的中国，而是文化中国。严格来说，传统儒家学说，并没有现代意义上地缘政治国家的概念，也没有血缘种族的观念，儒者们最重视的是华夏文化，即礼仪制度等，认为这才是区分不同国家不同民族的关键。文天祥从这样一种儒家的观念中，获得了对自己行为的合理解释，并因此而能够突破“忠君”的狭隘樊篱达到为天下国家苍生之安定和幸福奋斗不已的境界。“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应该是中华民族精神中的重要组成部分，亦是中华民族精神中具有鲜明特色的部分，值得我们今日大力的弘扬。但是，驻足于今日的发展态势来看中国传统的“天下为己任”的精神，我们可能会不无感叹：市场经济的核心是个人至上，又如何能让人们从埋首于自我的经济利益之外和之上，来抬头看世界、心中有祖国呢？而且，现代经济的发展将会逐步地冲绝一切地域的国家的种族的壁垒，所谓全球化过程不正是如此吗？许多人会因此而具备宇宙视野和全球意识，这似乎是一种历史发展的潮流。但我们却不能不看到，现代人这样一种由存在方式而形成的全球化意识与传统意义上的国家、祖国、民族性等等一定会发生紧张，从而对弘扬独特的民族精神形成障碍。应该说，经济可能全球化，而文化则只能多元化。这些都是我们今日在研究与弘扬民族精神的过程中特别要加以认真对待的问题。第二，“大丈夫”精神。此处所谓“大丈夫”绝非指俗世欺压妇女的大男子主义，更非言鲁莽的匹夫之勇，而是指一种伟岸的人格，一种英勇不屈、无所畏惧的气节。现今人们一般都以“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来指称文天祥，但恰恰忘记了孟子这段话的下一句“此之谓大丈夫”《孟子·滕文公下》。。文天祥之能在朝廷痛斥权势熏天的奸佞而毫不畏惧；之能面对虎狼般的元军变卖家产、聚众万余，毅然奔赴抗元战场；之能不畏艰险和生命安危，入元军大营，面对死亡的胁迫，高声喊出：“吾南朝状元宰相，但欠一死报国，刀锯鼎镬，非所惧也”，就是因为他具有“大丈夫”的精神。即便元军将领，亦对大义凛然的文天祥“相顾失色，称为丈夫。”《指南录·纪事》，序。文天祥的确不愧是一个真丈夫，一个伟丈夫，一个大丈夫。因此，了解文天祥，把握文山精神，并进而探讨中华民族精神的特质，就必须首先弄清何为“大丈夫”？什么是“大丈夫”精神？“大丈夫”一词最早出自《道德经》，老子云：“夫礼者，忠信之薄而乱之首。前识者，道之华而愚之始。是以，大丈夫处其厚，不居其薄；处其实，不居其华。故去彼取此。”（三十八章）此处的“大丈夫”指具有大智慧者，他不妄加区分万事万物，也不主观地去评判万事万物，保持主体与客体的完全融会贯通，故而不需要社会的礼仪道德、个人的小智小慧。可见，这种意义的“大丈夫”并不是文天祥所刻意仿效和获取的人格与气节。文天祥真正服膺的“大丈夫”精神是孟子书中阐述的“居天下之广居，立天下之正位，行天下之大道。得志与民由之，不得志独行其道。富贵不能淫，贫贱不能移，威武不能屈，此之谓大丈夫。”《文子·精诚篇》亦云：“夫所谓大丈夫者，内强而外明。内强如天地，外明如日月。
天地无不载霜，日月无不照明。”这种意义的“大丈夫”，指人们因内有充实之德性，外自觉地遵循道德规范和社会准则，故而能够在得志时，充分焕发个人的心智体能，为天下民众谋得幸福；在不得志时，也能坚持原则不动摇，做到富贵不能乱己之心，贫贱不能变己之志，威武不能屈己之节。这不正是文天祥一生的真实写照吗？文天祥自小忧国忧民，入仕之后，无论是在朝廷还是就任地方官，都对百姓的疾苦、国家的安危有一种深切的关怀；而在抗元失败被俘之后，对高官厚禄的引诱毫不动心，在恶劣的生存环境中泰然处之，更对死亡的威胁无所畏惧，真正表现出一个大丈夫的人格和气节的伟大。现在的问题是，文天祥通过什么样的方法成为“大丈夫”的？“大丈夫”作为一种崇高的人格和精神究竟是什么？这不仅是理解文天祥精神的关键，更是理解中华民族爱国主义特质的关键所在。元至元十六年（1279）十月一日，文天祥一行被押至大都，后被囚禁在兵马司的土牢中，受到所谓“水气、土气、日气、火气、人气、秽气”的侵扰，肉体上的折磨使他在生死边缘上挣扎，但他毫不气馁，自称以一种“正气”而战胜了各种恶气：“彼气有七，吾气有一，以一乱七，吾何患焉。”此“气”是何，有如此功效？文天祥云：“天地有正气，杂然赋流形；下则为河岳，上则为日星；于人曰浩然，沛乎塞苍冥。皇路当清夷，含和吐明庭。时穷节乃见，一一垂丹青……是气所磅礴，凛然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地维赖以立，天柱赖以尊。三纲实系命，道义为之根……”《正气歌》，第601页。元至元十九年十二月初八（1283年1月9日），元帝忽必烈亲自召见天祥，许以高官，希望文天祥仕元。天祥说：“一死之外，无可为者”，他早已下了必死之念。次日，天祥从容走向刑场，慷慨就义。死后人们在其衣带间发现绝笔自赞，其云：“孔曰成仁，孟云取义，惟其义尽，所以仁至。读圣贤书，所学何事？而今而后，庶几无愧！宋丞相文天祥绝笔。”《纪年录》，第710页。“生死安足论”的文天祥，在完成“天道”与“人道”的过程中，做了人生终极性的“知其不可而为之”的事。可见，这种支撑着文天祥战胜任何艰难险阻的“正气”就是孟子所云的“浩然之气”，而孟子也是把浩然之气视为“大丈夫”根本属性的。所以，要具备大丈夫精神，成为一个真正的“大丈夫”，就必须培育出“浩然之气”。那么，什么是浩然之气？孟子本人就说“难言也”，认为“其为气也，至大至刚，以直养而无害，则塞于天地之间。其为气也，配义与道，无是，馁也。是集义所生者，非义袭而取之也。行有不慎于心，则馁矣。”《孟子·公孙丑上》。这说明，“浩然之气”虽“难言也”，但其基本性质是“至大至刚”；培养它的关键在“配义与道”，并且要持之以恒地进行道德修养，不可拔苗助长，也不能做一件有愧之事，等等。这种说法与文天祥在《正气歌》中指出的“天地有正气”是一致的。由此可知，“浩然之气”首先是一种道德的精神，但又不专属个人的一般的精神意识，它实质上是一种精神的物质，物质的精神。简言之，是道德观念的物化，否则就不可能“至大”——“塞于天地之间”——充满整个宇宙；亦不能“至刚”——无坚不摧——以至于富贵不淫、威武不屈、贫贱不移。因此，由“配义与道”合成的“浩然之气”既是精神性的观念，又是物质性的实体。理解这一点的关键在跳出西方心物“二元论”的思维框架。自近代“西风东渐”之后，西方由分析的思维方式孕育而出的心物二元论亦逐渐为现代中国人所接受。在这种思维方式的支配下，人们把精神与物质区分得很清楚，物质就是物质，精神就是精神，二者不可混淆。当然，也有精神变物质，物质变精神之说，但这也只不过是指人们拥有了某种精神的观念，便可爆发出巨大的力量，转变成现实的行为，获得客观的物质的效果，这仍然是精神物质二分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