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命与生活：中国生命学的课题
钮则诚（铭传大学教育研究所教授）在台湾有多种著作问世的江西哲学学者郑晓江教授，最近将新书《中国生死智慧》付梓，我有幸对其中序文《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之生死哲学》先读为快。作者开宗明义便将人生之生命与生活二端清楚分判，令我深有所感，乃不揣浅陋，借题发挥。郑教授和我于1997年秋天在南华管理学院结识。当时南华由文学学者龚鹏程教授主持，曾有意邀请旅美哲学学者傅伟勋教授返台创办生死学研究所。无奈傅教授前一年不幸因病去世，生死所遂在我的奔走筹划下成立招生，而郑教授正是所上接待第一位远道来访的客人。龚校长、郑教授以及我皆为江西人氏，同乡情谊拉近了彼此的距离，而知识对话更加深了人文的关怀。次年金秋郑教授又应邀来南华参加研讨会并发表论文，同时也播下往后七、八年共同合作耕耘生死学园地的种子。生死学为傅伟勋教授所创，他自述其原委：我从美国现有的“死亡学”研究成果，再进一步配合中国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智慧，演发一种我所说的“现代生死学”，且根据“生死是一体两面”的基本看法，把死亡问题扩充为“生死问题”，即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息息相关的双重问题，如此探讨现代人的死亡问题的精神超克，以及生死的终极意义（傅伟勋，1993：序20—21）。他所指的“死亡学”，是一门于二十世纪初在法国所创始的学问，不久被引进美国，却因为令人产生宗教联想而长期遭到学术界忽视。直到二次世界大战以后，受到欧陆存在主义哲学传播流行的影响，再加上全球性的自杀防治运动兴起，死亡学在美国才逐渐从对悲伤与哀恸的经验性研究中，树立为一门科学学科。死亡学立足于科学领域，包括自然科学、健康科学及社会科学。
这些在傅教授看来乃是狭义的生死学，而广义的生死学则从西方死亡学走向中国生命学，他的构想为：以“爱”的表现贯穿“生”与“死”的生死学探索，即从“死亡学”（亦即狭义的生死学）转到“生命学”，面对死的挑战，重新肯定每一单独实存的生命尊严与价值意义，而以“爱”的教育帮助每一单独实存建立健全有益的生死观与生死智慧……督导此一探索理路的我国本土意味的探索理念（即督导原理），则是以我最近所强调的“心性体认本位”生死观与生死智慧为中心内容……“心性体认本位”的生死学探索理念，乃是基于生命最高层面，亦即实存主体、终极关怀、终极真实三大相关层面上儒道佛三家所共通而分享的哲理……（傅伟勋，1996：126—127）。顺着上述途径，他曾认真考虑过以下的问题：心性体认本位的儒道二家生死观，与生死问题的超越性宗教探索之间，有否交流沟通或衔接互补的可能，又如何交流沟通或衔接互补……（傅伟勋，1993：173）古典儒道二家思想正是“心性体认本位”的人生信念之典型，傅伟勋教授对儒道思想的精神深有了解：儒家与道家对于传统中国人的思想模式与生死态度，各别所留下的影响都一样深远。儒家倡导世俗世间的人伦道德，道家强调世界一切的自然无为，两者对于有关（创世、天启、彼岸、鬼神，死后生命或灵魂之类）超自然或超越性的宗教问题无甚兴趣，顶多存而不论而已……
佛教除外的中国思想文化传统，并不具有强烈的宗教超越性这个事实，在儒道二家的生死观有其格外明显的反映。（傅伟勋，1993：156）以上所引是有关中国生命学的基本论述，如今在郑晓江教授的大作中得到了呼应与发挥，他根据对生命与生活的分判，把中国生命学分成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与当代生死哲学两方面来看：一般而言，所谓人生包括生命与生活两大方面。生命是人生的存在方面，指生命体的存活过程；生活是人生的感受方面，是人们当下此在的活动与感觉……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之内核是生命哲学，它既是儒学的核心，更是道家、道教及佛学的主要论题，形成了中国人生哲学鲜明的特色。在人生中的生活与生命的两个向度中，中国传统人生哲学主要是偏重于生命而忽略生活，而现代人的问题则在于只见生活而不顾生命的层面。所以，有必要在中国传统人生哲学的基础上发展出一门不仅重视人之生活，也重视人类之生命；不仅仅重视人之“生”，而且重视人之“死”的学科，这就是所谓──“生死哲学”──来较好地解决现代人之人生问题。我们每一个人的人生都主要包括生、爱、死三项内容。“生”指人们生活的过程和性质；“爱”指性爱，直接关系到人类情感的生活及生命的延续；“死”包括人的生活与生命的终止及死后生命的问题。人生的这三大方面及三大主题涵蕴了人之生活与生命的全部内容。由此可见，郑晓江教授所提倡的“生死哲学”，与傅伟勋教授所开发的“生命学”，几乎完全同调，亦即新儒家哲学家牟宗三先生所说的“生命的学问”。傅教授对此有进一步的引申：在西方思想文化传统……世俗人间的知性探索（到了近现代）似乎逐渐压倒超世俗、超自然的宗教超越性意味的生命探索，“生命的学问”有逐渐淹没在“学问的生命”之险。中国思想文化则不然，自先秦的儒道二家开始，即以“生命的学问”为价值取向的本源与归宿……（傅伟勋，1994：51）而我也尝试在前述观点的基础上，倡议一种“后现代儒道家”的生命与生活态度。“后现代儒道家”乃是在精神上向古典儒道二家的人生哲学精华效法学习，目的则为了培养“知识分子生活家”的典型人格；其中“知识分子”属于人文主义，“生活家”则归自然主义。“知识分子生活家”的人格特质为“知所进退，收放自如”，亦即孔子的“从心所欲不逾矩”高妙境界。这种境界可以适当安顿人生，也能够坦然面对死亡，相信生死哲学与生命学的关注亦不外如此。知识分子向生活家转型之道，即使不投入道家的怀抱，也可以在儒家内部找到归宿，龚鹏程教授提出：现今应将“生命的儒学”，转向“生活的儒学”。扩大儒家的实践性，由道德实践及于生活实践、社会实践。
除了讲德行美外，还要讲生活美、社会人文风俗美。（龚鹏程，2003：180）龚教授独树一帜的行事风格，的确称得上是“知识分子生活家”。不久前偶然在网络流传的《鹏程随笔》中，读到他最近所写一篇《得儒学之正》，自述其融儒道佛于一身的境界：归来与刘梦溪先生联络，晚上去拜访，取回先生为我随笔所撰序一篇……他说我“于儒学得其正，于道得其逸，于佛得其无相无住”，是真知我也。我有玩世嬉弄的伎俩，有时显得邪气；也有应世谐俗的作为，不免时见流气。因此社会上或学界之批评，褒贬未一。然论议者多见化身，未睹真身。在我自己，是很以“得儒学之正”自喜的。但我并不屑以此示人，故人亦未知，如今却被刘先生看破了。至于于道得其逸，于佛得其无相无住，亦甚确。我在老庄或道教里头获得了一种自由的、超脱的精神。在佛教佛学那儿，则深入义海，通读三藏，却最讨厌和尚尼姑居士们那种佛教相。什么打禅、结夏、茹素、诵经、焚香、口弥陀而心福报等种种造作，皆避之若浼，稍与周旋，辄便逃去，此非得其无相无住乎？龚教授曾先后担任两所佛教大学校长，却对出家人有此反应，着实发人深省。而这也透显出他的“知识分子生活家”真性情，多少值得肯定。其实不论是生死哲学或生命学，生命反思与生活实践都不可偏废，且应通过死亡与临终对照来看。孔子言“未知生，焉知死”，生死学讲“未知死，焉知生”；美国甚至有一部生死学教科书就名为《死亡与临终，生命与生活》。郑晓江教授的新书《中国生死智慧》，希望引领读者进入历史文化殿堂，了解古今贤哲如何处理他们所面对的生死问题，又如何进行人生实践活动，以此让大家领悟这些贤哲的卓越智慧，从而更好地处理我们自己所面对的生死问题。我相当认同郑教授及龚教授对生命与生活的分析，并视为中国生命学的重要课题，谨以此小文章表达我的浅见。参考文献：傅伟勋（1993）.死亡的尊严与生命的尊严──从临终精神医学到现代生死学.台北：正中书局。傅伟勋（1994）.学问的生命与生命的学问.台北：正中书局。傅伟勋（1996）.论人文社会科学的科际整合探索理念暨理路.佛光学刊，1，117—129.嘉义：南华学院。郑晓江（1999）.穿透人生.上海：上海三联书店。郑晓江（2002）.寻求人生的真谛──生死问题的探索.南昌：百花洲文艺出版社。郑晓江（2004）.神游千古──寻访历史文化名人.北京：中国社会出版社。龚鹏程（1996）.龚鹏程四十自述.台北：金枫出版社。龚鹏程（2003）.迈向生活儒家的重建──儒家饮馔政治学新探.载于吴光主编，当代新儒学探索（页180—204）.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龚鹏程（2005）.得儒学之正.鹏程随笔，3月2日。宜兰：佛光学院文学所龚鹏程网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