平常的日子里，村子里除了老人孩子以及必须留守的女人，就只剩下那些鸡和狗了。
一到腊月二十八，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每天一趟的班车早上从山里开出，下午二时半再从城里返回，回来时，班车就显出从未有过的暴满。头天家里就得到电话了，这时候，村路上就站着各家的老人，或者是年轻的女人，热切的眼神巴不得穿过几层山头，看那公路的尽头白色的班车远远地过来。这时候，听到汽车的引擎声，那辆车终于渐渐地大了，一点点大起来，大到看清车顶棚堆积的货物，大到看到伸到车窗外的人头，于是，心也随着那引擎嘭嘭地跳将起来。每到一个村口，班车就丢下一二人或三四人，还有大宗的行李，滑轮箱，见面了，话也不多说，一年或二年不见，彼此都有些生疏，虽然是至亲的人。那从外边回来的人穿得一般都很时尚，沉重的行李包裹任由老人扛着，自己空着手，或提着很小很轻的塑料包装袋，那里面装着毛巾路上吃剩下的苏打饼干矿泉水等并不重要的物件，跟在自家人后面，一路向村子里走去。免不了要遇上熟人，一路走，一路要打着招呼，回答一些无关紧要或纯粹的客套话，不知为什么，竟带着几分羞涩，口音都变了，带着广东或江浙那地方的话尾子，舌头大大的，连他们自己听起来都觉得别扭，但也觉得没什么不好，就这样进了自家的门里。站在堂屋里，怔怔地，半天回不过事来。家当然还是那个家，中堂还是去年挂上去的四大伟人，两厢的壁上贴着电影明星的画片，电子钟一如继往地走着，但感觉上却是怪怪的，有些不习惯的样子。家里老人问，老板给了多少天假，回答说，过了初五就要走，厂里忙得很呢。老人说，过了初七人生日走就不照吗？那怎么行？声音粗粗的，像是在生老板的气，又像是生家里人的气，不知道为什么。自己也明白，这个家，生得很了。
接下来几天，村子里在外面打工的人都回来了，到了年三十下午，当最后一趟班车终于驶过去后，都知道，该回来的，都回来了，没有回来的，今年又没有指望了。烟囱里整日都冒着烟气，做糖、蒸米粑、打年糕、卤猪耳朵、祭祖，堆在屋檐下的硬柴没两天就矮了半截，每一家都忙得连撒尿的空都没有。猪早在一星期前就杀了，卖掉半边，留下半边，留下的半边又一分为二，一半积上盐，压上石头，腌在大缸里，一半留作过年用。豆腐是不用做的，村子里有克山家的豆腐坊，克山这几天的生意特别好，做多少都能卖掉。做豆腐的克山儿子在无锡做油漆，按理说年终时并没有多少人家装修房子，但二十八晚上还是打电话，说不回来了。没说什么理由，家里人也不问，知道问也是白问。心里清楚，这一年做得不好，如其空落落两袖清风地来回倒腾，不如省下路费，说不定趁着过年那几天，还能碰运气揽上几宗活。
天气是出奇的好，任由家里人忙着，他们穿着最时新的皮夹克，蹬着毛皮鞋，东家串串，西家走走。口袋里的烟是红塔山或者玉溪，见到人就散着，好象那烟是不要钱白捡来的。“家（ga）来了？”“家来了。”“还在温州啊？”“是的，在温州苍南。”“老板还好吗，一个月开多少工资？”“还可以吧，不算多，每月三四千。”“钱不经用啊。”说话期间，袋里的手机就响了，是从网上下载的铃音“发财了，发财了，天上掉下馅饼了，想不发财都难了……”手机是一年换一次的，前几年是越来越薄，越来越小，现在是越来越厚，越来越大，都是摩托罗拉，但是那种带蓝牙，能上网，能下载的那种。他们当着人面大声地同老板说话，或者是同不知道什么人说话，声音仍是硬硬的，粗粗的，但却带着几分怯，好象是在自家的村子里，又好象仍是在打工的厂子里，说着说着，就捂着手机走到避人的地方去了，声音却小了许多。
随着村子的日渐空落，走出去的不仅是男的，一批批女的也出去了。仅仅才一年，村子人发现，原先的黄毛丫头现在真正变成大姑娘了，而且是很摩登很时尚的城市姑娘，她们穿着羽绒服，是能束腰的那种“阿里斯顿”。在自家门口，虽然不便把妆化得太重，但还是抹了口红，嘴唇血红而油亮。她们嗑着瓜子，含着话李，脸皮白白的，不停地说着外面的事，又生怕把口红吃进嘴里，只好嘬着嘴，这样子说话，就显出几分娇气和贵气。问起做什么，回答说还在大酒店做领班，只是换了一家四星级的。她们的父母却是另一种回答，只说在某某厂，做电工，做缝纫，做模工什么的。村子里消息灵通得很，都知道“领班”是做什么的，只是不肯说破罢了。转过屁股，关上门家里人就说，切，还做模工，看那屁股盘子扭的，人模子差不多。
不管怎么说，村子里开始热闹起来，连那几条狗，也人来疯似地跑进跑出，没来由地吠着，声音里带着某种没来由的兴奋。
年很快就过去了，离回厂的日子越来越近，那些像南雁一样归来又离去的年轻人开始心不在焉。人是个怪物，刚回来时，一百个不习惯，在家里呆了几天，又开始舍不得离去，都说，到底还是自己的家啊。忽然觉得该带老人去城里医院看看一年比一年严重的哮喘病，抓几副中药尽尽孝，要么到该走的亲戚家走走，要么邀几个差不多的亲戚或同学，围一张桌子搓起了麻将，脚插在桌子下面的火桶里，整个身子都暖暖的，嘴里叼着烟，打一个板子五十，甚至一百，出手的大方令家里的老人胆颤心惊。一直打到天黑，接下来就是喝酒，一直喝到有人倒下，说着胡话，被人搀到家里倒头就睡下为止。只是难得跟家里的老人说上几句话。他们甚至都记不得老人跟他说些什么了，老人说，你四爹爹死了。他说，呵，怎么死的。癌。呵，那有什么办法。口气淡淡的，老人说，家里的田都荒了，我也做不动了。他说，荒就荒了吧，我一年带两千回来，还不够你们俩吃喝？仍是淡淡的口吻。老人们知道，自已的这个儿子或女儿已不再属于村子，他们的心里不再有四爹爹，不再有荒芜的田地，甚至不再有这可有可无的家。老人说，村口的家林比你小，都带一个回来了，说是朋友，看那肚子都临时临月了。他说，切，大惊小怪，明年我也给你带一个回来。话说到这个份上，老人就知足了，就不再问了。
正月是平静的，但却不是每一家都是如此。叔齐的老婆在杭州替人做保姆，每月除开吃喝，净拿八百元，自己留五十元零用，其余都悉数寄回家。这些钱，够叔齐花了，但叔齐还缺点什么，于是，叔齐老婆回家不到三天就听到关于叔齐的风风雨雨，那个屋子里摔桌子砸碗闹腾到半夜。而村东头玉好家的，不是老人留着神，差一点就出人命案了。但到了初五那天，当班车开过来时，人们看到叔齐替老婆扛着行李，就像那天他老婆回家时一样亲亲热热。玉好的妻子则被玉好带走了。玉好在苏州做馒头，他说，他缺一个帮手，如其雇别人，不如把老婆带去，两个孩子就只好交给老人了。
初五的早上，班车被打工的人挤得满满的，白色的车子在乡村公路上颠簸着，渐渐远去，村子，陡地空了。
日子还在继续。一个村子都在等着，等着又一个腊月二十八。
2009年1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