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7年7月28日，蒋介石在南京中山陵孝庐主持最高国防会议，决定采用“以快制快”、“制胜机先”的对策，利用日本关东军与日军其他部队的行动暂未统一的有利时机，抢在敌人大部队向长江流域发动大规模进攻之前，选定长江下游江面最狭窄的江阴水域，在江中沉船堵塞航道，再利用海军舰艇和两岸炮火，将长江航路截断。这样，一方面可以阻止日舰沿长江西进，另一方面可以将长江中上游九江、武汉、宜昌、重庆一带的70艘日军舰船和6000多日海军陆战队队员围而歼之。会议属高层机密，由侍从室秘书陈布雷和行政院主任秘书黄浚担任记录。黄浚在会上听了蒋介石的这一军事部署，惊出一身冷汗。会后，他立即将这个绝密情报密告给南造云子。狡猾的南造云子一看情势紧急，火速将情报交给日本大使馆武官中村少将，由他直接用密电报告东京。
结果，日本海军陆战队抢先一步，连夜东行。就在蒋介石的命令刚刚下达，封锁江阴要塞长江水面即将实施之前，所有在长江中上游的日本军舰和商船，于8月6日、7日两天，全部飞速驶来，冲过江阴江面，撤往长江口。日本侨民也都随船撤离。封锁江阴要塞的军事计划就这样破产了。
在抗战初期，日本政府为了一举制服蒋介石与国民政府，曾命令潜伏在华的日本间谍把暗杀的矛头指向蒋介石。
“八·一三”抗战爆发前的一天，蒋介石突然指示中央军校举行一次“扩大总理纪念周”活动，正当与会人员列队整齐静候蒋介石出来讲话时，总值日官惠济突然向大家宣布：有两名可疑分子混入军校，正在进行搜查。原来是两名日本间谍乘坐轿车混入军校，刺探情报并图谋杀害蒋介石或其他军政人员。但是在被发现后，日本间谍立即乘轿车逃跑了。事后，也未查缉到杀手，此事暂时成了悬案。
几番怪事发生，都未能引起政府当局的重视。不久，爆发了“八·一三”淞沪抗战。上海与南京近在咫尺，蒋介石几次准备去上海前线视察和指挥作战，却因为宁沪之间的铁路和公路都受到了日军飞机的严密封锁，狂轰滥炸，极不安全，一直未能成行。8月25日，在蒋介石召集的最高军事会议上，副参谋总长白崇禧向蒋建议，次日英国驻华大使许阁森要从南京去上海会见日本驻华大使川樾茂，可以搭乘他的汽车去。当时英国还是一个中立国，可免遭日军飞机的轰炸。蒋介石对此表示同意。殊不知黄浚也在这个会上。会后，黄浚立即向南造云子传递了这一情报。
第二天，蒋介石有急事缠身，临时终止了上海之行。结果，英国大使的汽车在嘉定地区沪宁公路上遭到两架日军飞机的轮番追逐袭击，汽车被打翻，许阁森大使背部受伤，肝部中弹，生命垂危。随行人员慌忙为许阁森大使草草包扎止血，抬到车上，送到沪西宏恩医院急救。而蒋介石这回却侥幸逃过了一难。
12.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背后的秘闻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20分，新疆罗布泊上空，我国第一颗氢弹爆炸试验获得完全成功。然而，在成功的背后有一些人们最想了解而未曾披露的所谓秘闻。
当今世界，原子弹、氢弹在各国都属于国家绝对机密，再友好的国家，对此也是守口如瓶。20世纪50年代前期，我们当时称为“老大哥”的前苏联，对此也是滴水不漏。
自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我国成功地爆炸了第一颗原子弹后，科学技术人员激发出研制氢弹的极大热情，但当时只知道氢弹的一般原理，即用原子弹当扳机，先将原子弹起爆，爆炸产生的百万度以上的高温，将使氢弹的热核材料产生剧烈聚变，释放出更大的原子能，使温度和压力极度升高，因而产生更大当量的爆炸。但更深层次的原理和方案当时还不知道，怎么办？
科学家们在讨论中认为，美国人1952年10月31日爆炸了第一颗湿式氢弹装置；前苏联人1953年8月21日爆炸了第一颗干式氢弹装置；英国人1957年5月15日爆炸了第一颗实验氢弹原型。这些距当时已有10年左右，在当时的资本主义社会的学术报道中，总会出现某些讨论和炫耀的文章。哪怕是侧面的点点滴滴的报道，对我们都会有所启发。于是科技人员对国际上有关的论文、杂志、学术报道等刊物进行全面搜索。
工夫不负有心人。线索终于在一篇有关氢弹的科学技术报道中出现了。字不多，但启发很大。专家们在此启发下，进行了大量的理论研究和无数的计算，终于将氢弹原理方案的奥秘揭示出来。
我国科学家一开始就提出要用空投方式将氢弹投掷到新疆的罗布泊上空。这就是说，我国要实现的第一颗氢弹，是真正的氢弹，而不是一个装置。因为装置不是武器，只是为了做实验而用的。我国科学家提出一次到位试验氢弹的勇气和信心，至今仍是令人难以忘怀的。但要实现这一目标，还必须解决实际问题。
在正式投弹前，必须要进行模拟氢弹的投掷。所谓模拟氢弹，就是指弹体的外形、重量都和真的氢弹一样，而内部是配重——“死膛”的。但是，不幸的事发生了。1967年年初，投掷模拟氢弹时，悬挂模拟弹的主降落伞在空中撕破，而且破得很严重。
当时负责生产氢弹降落伞的南京降落伞工厂生产出合格的新降落伞后，用专机紧急送到了新疆基地，与真正的氢弹进行了装接。装接前有一道最重要的工序，那就是折叠降落伞。把降落伞打开，铺在地上，有中型会议室那么大。几名优秀的工人承担了这一任务。叠伞的过程中，他们拿掉身上和口袋里的所有东西，包括身上的像章，并且不断地检查自己衣服的扣子有没有脱落。如果有任何一件硬东西掉在伞里，后果不堪设想。
1967年6月17日早晨，试验场上空天气晴朗，所有人员各就各位。一架银白色的喷气式轰炸机，在蔚蓝的天空，拉着白烟，飞了过来，绕过靶心上空飞过一圈，指挥所的喇叭里传出口令：注意了！第二圈将要投弹。但看着飞机飞过第二圈，毫无动静，怎么回事？难道是……指挥所从喇叭里发出口令：“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同意再飞一圈，我们的责任是对人民负责……”当时，指挥所重复发出这样的口令，无疑是要稳定飞行员的情绪，减轻他们的心理压力，但是当时人们的心已提到了嗓子眼，人们的心理承受力，恐怕已到了极限。飞机飞到第三圈，突然天空出现了极强的闪光，紧接着轰鸣之声响彻云霄，巨大的蘑菇云升上蓝天，巨大的轰鸣声与人们的欢呼声在这个大沙漠的天上和地下响成一片。成功了！后来才了解到，飞机多飞了一圈，主要是因为飞行员太紧张了。执行这项任务的一位飞行人员说，说老实话，一分钟也没睡着。
1967年初，我国从收集到的美国通讯社和其他有关报道中，不断看到有关中国在不久将要进行一次核爆炸的报道。这个极为绝密的大事是怎么传到美国人那里的？开始人们不理解，是不是内部出了问题？随着调查了解工作的进展，通过分析研究，秘密泄露的真相明白了。中国人谁也没泄密，而是核试验基地的现场被美国侦察卫星侦察到了。
参加氢弹爆炸效应试验的装备、器材非常多，而美国人的侦察卫星经常定时地由试验场头上飞过。美国侦察卫星上的摄像技术当时已甚为高超，它把地面壮观的场面摄取并发送回去，自然能判断出中国将要在这个核试验场进行核试验了。
1966年我国进行了一次带有热核材料的爆炸试验，美国、日本等国派出飞机在太平洋上空取回爆炸后的大气尘粒。经美国人分析后，里面确实含有热核材料成分，这也为美国人的判断提供了证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