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盛行在古代中国的球类运动
1.足球——蹴鞠
据史料考证，我国古代足球起源于战国时代，比其他国家早1000多年。战国时代的足球游戏称为蹴鞠或蹋鞠，蹴或蹋就是用脚踢的意思，而鞠是指球。可见，早在2500年前，我国劳动人民已经有了足球游戏，并作为一项娱乐性活动。
到了汉朝，足球活动较为盛行，有专门供足球竞赛活动的场地，双方以直接对抗的竞赛方式进行，有简单的规则，并由裁判员参加评判。当时所用的球，外部用皮革制成，内部填满了毛发之物。
早在东汉，我国就有了女子踢足球游戏了。在河南嵩山上建造的中岳三阙建筑中，就绘有清晰的女子踢足球的各种壁画。
在经济繁荣的唐朝时期，足球游戏得到广泛开展，并有重要发展。一是用灌气的球代替了过去用毛发之物填充的球。二是用球门代替了“鞠室”。唐朝女子足球也较盛行，不论是宫女，还是贫女，都有一些人练就了一身好球技。足球运动在唐朝还流传到国外，据当时日本一部足球书籍《游庭密抄》中记述“献鞠者，起于苍海万里之异域，遍于赤县九陌之皇城。”书中前一句是指唐朝，后一句是指日本。
到了宋朝，足球运动又有进一步的发展，宋人用气筒为球充气，代替了唐人用嘴吹气的原始方法。宋朝还出现了较多的“足球艺人”，并有球会组织，被称为齐云社或圆社。此时，足球理论水平有了提高，南宋人陈元舰所著的《事林广记·戊集》和汪云程的《蹴鞠图谱》等专讲足球的书广泛流传。
在元、明、清时代，由于受前朝人踢球的影响，足球活动还有所开展。竞赛时，较多的是沿袭宋代的单球门的竞赛方式，但没有进一步的发展。总的来说，自这三个朝代起，足球活动逐渐走向没落。在当时，由于受到社会上兴起“重文轻武”和“立静恶动”之风的影响，以及官府的种种禁令，到了清朝中叶，我国古代足球游戏逐渐绝迹了。
2.马球——击鞠
马球，古代称为击鞠、打或击，是骑在马上以球杖击球入门的一种体育形式。因为它是一项相当惊险、激烈的活动，所以要求竞技者不仅要具备强壮的体魄、高超的骑术与球艺，更要有勇敢、灵活、顽强、机智的素质。关于马球的起源，至今还没有定论。有人认为是在唐代由波斯（今伊朗）经阿拉伯传至吐蕃（今西藏地区），尔后流行于中原地区的；也有人认为是古代中国人自己创造的。
在我国古文献中，“击鞠”一词最早出现于公元3世纪曹植写的《名都篇》中。诗篇中尽情地赞扬了健儿们“连骑击鞠”的技艺，已达到了“巧捷惟万端”的熟练程度。《名都篇》的写作时间在曹丕代汉不久，因此，击鞠至迟于东汉就已经出现了，是当时的一种较具特色的球类运动形式。由于马球运动的昌盛与古代骑术的发展有着一定关系，因此，它的发展必然受到骑兵骑术的影响。从汉代以后，随着骑术的进步、马具的改革，骑兵在唐代达到极盛。唐代盛行轻骑兵，它有着快速机动与远程奔袭的特长，同时，马上作战、砍杀更为灵活。而马球运动就是训练骑术和马上砍杀技术的最好手段。由于这一军事目的，在统治者的提倡下，马球运动在唐代风行一时。
唐代的马球，分为单、双球门两种比赛方法。单球门是在一个木板墙下部开一尺大小的小洞，洞后结有网囊，以击球入网囊的多寡决定胜负；双球门的赛法与现代的马球相似，以击进对方的球门为胜。与此同时，还出现了专门的马球场。1956年，西安市唐大明宫含元殿遗址出土的一块刻有“含元殿及场等大唐太和辛亥岁乙未月建”字样的石志，表明马球场已成了宫殿建筑的重要组成部分。
宋代以后，无论是中原地区，还是北方的少数民族地区，马球活动更为常见。同时在一些球类用具上也进行了改革。如以前的马球用球是一种拳头大小的木质球，而元代则变为皮缝的“软子”。球杖也比以前的长，用长杖拖球，或用杖弹打，使其不落地，然后纵马驰至球门，击球入门。
盛行了近千百年的马球活动，流传到明朝初年，还时有开展。不过，从总体上看，这时的马球已呈衰落之势。尤其是进入明中叶后，马球只是作为宫廷礼制或民间节日活动才得以开展。到了清代初年，马球这一在中华古文化史上放射了千余年异彩的明珠，终于消失了。直到民国初年，西方现代马球传入我国，马球运动才又缓慢地发展起来。
3.保龄球——十五柱球
十五柱球，是按着人数轮流进行的一种集体性的室内球类体育活动形式，类似于今天的保龄球，产生和兴盛于唐代。十五柱球是一种很特别的体育活动，因为这项运动是以球当箭，以木柱为靶，故又称“木射”。
唐人陆秉曾为此专门著《木射图》一书，对这一体育活动作了十分详尽的介绍，可惜此书已经失传了。至宋朝时，晁公武读到了此书，因而在他的《郡斋读书志》中对《木射图》作了简短的解题，为我们留下了较为形象的描述，他说：“《木射图》（唐·陆秉）记载十五笋以代侯，击地球以触之。饰以朱、墨字以贵贱之。朱者：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墨者：慢、傲、佞、贪、滥。仁者胜，滥者负，而行一赏罚焉。”此文大意是说，用木削成笋形，作靶子，上缩下扩底平，立起来不易翻倒，总计15根。这15根笋分为两大类，一类通体涂为红色，分别刻上仁、义、礼、智、信、温、良、恭、俭、让等字，共10根；另一类涂以黑色，分别刻以慢、傲、佞、贪、滥等字，共5根。比赛时，将15根笋立在平坦的场地一端，参加者在另一端，用一专用的木球去击打另一端的木笋，以击中朱色笋者为胜，以击中墨者为负，最后看谁击倒的朱色笋多，就是终胜者。
笋中所刻之15字，是封建伦理道德对人臧否的基本准则，汉儒董仲舒提出“五常”，以仁、义、礼、智、信为重要的道德规范。中国的木射，从其比赛的形式规则分析，不难看出在某些方面与西方保龄球的相似。
11.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疑案
《淳化秘阁法帖》（10卷），简称《阁帖》，是我国第一部著名法帖，共存书家103人，作品约420篇。大量古人书法墨迹赖它得以保存，被后世誉为法帖之冠，其功千秋。
然而，唐代书家编入《阁帖》的，有褚遂良、虞世南、欧阳询、柳公权、李邑、陆柬之、薄绍之、张旭、怀素等名家，惟独颜真卿未编入《阁帖》。
众所周知，颜真卿是中国书法史上继二王之后的划时代里程碑，作品数量之多，艺术造诣之高，堪称历代书家之冠。自唐宋元明清至今，凡书法成为大家者，几乎都以“颜体”为基。《阁帖》排颜，无疑是中国书法史上的千古疑案，也是古代政治文化一大事件。这一事件，决不是《阁帖》编者翰林学士王著的失误，而是宋太宗亲手策划的。
那么，宋太宗赵光义为何排斥颜真卿编入《阁帖》呢？原因有三：
一、赵颜两家家仇根深
据《宋史》记载，宋太祖赵匡胤和宋太宗赵光义兄弟是涿州人，涿州唐初称范阳，唐开元天宝年间改为涿州。明代万历年间涿州建有“清凉寺”庙，碑文载：“此寺庙是宋太祖（赵匡胤）毓灵之所”。表明宋朝赵氏皇族出自涿州。
赵匡胤的高祖赵眺，早在唐朝天宝年间，曾任永清、文安、幽州三县令（邻近涿州）。赵匡胤的曾祖是河北三镇中最强大的幽州（范阳）军阀。其实赵匡胤唐时祖先，是安禄山、史思明手下大将。赵匡胤的祖父赵敬，历任幽州军阀管辖的营州、蓟州、涿州等州刺史，这些史实，充分证实宋太宗的祖先世代是范阳（幽州）的军阀家族，名望赫赫，一直反抗唐王朝。
赵匡胤父亲赵弘殷，武艺高强，在王镕手下任职。唐天宝年间，安史之乱，安禄山范阳起兵。颜真卿镇守太原，首举义旗，统率诸郡20余万义军平叛，大败叛军，斩首万余级，捕虏千余人。赵家是安禄山手下将领，无疑伤亡惨重。而安禄山闻其颜氏威名，杀害颜氏族一门30余口，其中颜杲卿（颜真卿从兄）被处以割肉节解酷刑，由此推测涿州赵氏也是杀颜氏凶手。天宝十五年（757年）六月，郭子仪大败叛军，攻克赵郡。安史叛乱虽被平定，但河北范阳仍留下安史残余势力屡反唐王朝，河北一直尊崇安史为圣人，赵氏宗族世代效忠安史，反抗唐王朝。据《颜鲁公集》记载，颜真卿在72岁时，亲手书《颜氏家庙碑》，此庙碑其中就有死于安史之乱、被杀害的颜氏家族人员。颜氏家庙和祖茔毁于宋初赵氏兵乱，后有李氏将颜氏庙碑和墓碑移置城外孔庙。古时挖祖坟是报血海深仇的解恨举动。颜真卿祖坟墓碑和颜氏家庙，却遭毁灭迹，足可见宋赵对颜真卿家族恨之入骨。
二、政治隐患
颜真卿是唐代著名忠臣书家，其书法与其人，具有重要的政治影响，一直是宋赵的政治忌讳和隐患。淳化年间，宋太宗赵光义虽然征服了南方诸国，建立了宋朝，但是政治上很不安定。直至宋太宗晚年，南北方仍有企图兴复大唐帝国的势力，威胁宋王朝的统治。颜真卿向来被誉为誓死保卫大唐的忠臣，其书法作品，正如唐《书评》所云：“如荆卿按剑，樊哙拥盾，金刚目，力士挥拳。”欧阳修《六一题跋》云：“颜公书端严尊重，初见面畏之，然愈久而愈可爱也。”可见颜真卿其人其书。宋太宗面对不安定的政治局势，唐朝忠臣偶像颜真卿其人其书，无疑是宋太宗统治的一大政治隐患，这也是宋太宗排斥颜真卿的主要原因。
三、创新与复古之争
颜真卿书法艺术，继王羲之后，开一代书风而彪炳百世，他初学褚遂良，拜张旭为师，悟十二意笔法，参用隶书笔意写楷书，笔力弥满，朴厚端庄，雄浑肃穆，气势开张。另借篆书笔势写行书，遒劲郁勃，凝炼冲和，阔张畅达，明快洒脱。既然“颜体”书是如此高超，宋太宗为什么排斥颜真卿编入《阁帖》呢？原来宋太宗是一位帝王书家，他说：“朕退朝未尝虚度光阴，读书外尝留意真草，近有学飞白，此虽非帝王事业，然不犹愈于畋游声色乎”（《长编》卷27）。但是宋太宗排黜百家，独尊王羲之，极力反对颜真卿的书法创新风格。为此王羲之被引以为“书圣”之尊，视为正统。故《阁帖》中，二王书法占有一半以上，其余的书法作品也都属王羲之风格流派。整部法帖有明显的复古倾向。
帝王的法权是不可抗拒的。独尊王羲之，排斥创新，朝臣附和，竞相推崇。其结果导致在北宋初期没有产生具有创新精神的优秀书家。明代杨慎谓：“书法之坏，自颜真卿始。自颜而下，终晚唐无晋韵矣。”显然杨代表当时《阁帖》复古思想影响，直以晋韵为圭臬。殊不知，书法之坏，始自王羲之。杨氏之论，恰恰反证了颜真卿书法迥绝于古人，已与王字截然两途。以格局气势而言，颜书其恢宏正大，也正是晋韵不可企及处。
《阁帖》排斥颜真卿，不仅仅是书法历史上政治疑案，而且是书法艺术创新与复古之争，这对当今书法艺术的走向颇具有现实意义。如何正确理解创新与继承，是发展文化艺术事业的关键所在。政治文明贵在尊重和宽容，由此文化艺术才能推陈出新，百花齐放。
12.《清明上河图》是否完整无缺
《清明上河图》是闻名世界的现实主义风俗画卷，系北宋末年画院待诏张择端所作，是我国画坛的一幅杰作。
在北宋灭亡后，此画流落北方民间。南宋时，临安即出现仿品，但仿者根本看不到原作，只能凭传说、文字记载构图成卷。元、明、清三代，仿品形形色色，层出不穷。仅1945年从溥仪手中截获的就有4本之多，当时专家竟把其中一仿本误定为真迹入藏。直到1950年冬，杨仁恺等人在东北博物馆库房的赝品堆里翻出有张著亲跋的《清明上河图》，经众专家鉴定，一致认定此本才是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的真迹。所以，自它问世以来，受到上至皇帝、下至文人学士的赏识和珍藏，辗转至今，历时许多年。
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画了些什么内容呢？为什么千百年来，它的魅力一直不衰？据齐藤谦所撰《拙堂文话·卷八》统计，《清明上河图》上共有各色人物1643人，动物208头（只），比古典小说《三国演义》（1191人）、《红楼梦》（975人）、《水浒传》（787人）中任何一部描绘的人物都要多。《清明上河图》全图可分为3个段落，展开图，首先看到的是汴京郊外的景物。中段主要描绘的是上土桥及大汴河两岸的繁忙景象。后段则描绘了汴京市区的街景。人物大不足3厘米，小者如豆粒，仔细品察，个个形神兼备，纤毫俱现，极富情趣。《清明上河图》大至原野、长河、商廊，小至舟车人物、摊铺、摆设、市招文字皆统组一起，真实自然，令人有如身临其境。整部作品长而不冗，繁而不乱，严密紧凑，一气呵成，充分表现了画家张择端的过人笔力，不愧为中华艺术宝库中的稀世珍宝。
然而，1994年12月5日的《人民日报》载：“11月29日从北京故宫博物院传出一则惊人的消息：在流传过程曾被裁截后半部分的国宝《清明上河图》，最近被……补全……”为什么要补呢？据续者讲是根据《中国书画》刘凌沧先生的《风俗画漫谈》一文中的一段话。这段话说张择端《清明上河图》“由城门而入城关，是画卷的第二个高潮，也是最精彩的部分……正当我们欣赏得入神时，画卷戛然而止了。据我推想，这幅名作经过千年的辗转流传，后半截已经佚失，或为奸商裁去，另成一卷出售牟利也是可能的。”
实际上，早在1958年，当时的国家文物局长、著名学者郑振铎先生在《〈清明上河图〉的研究》一文中就称：“这个长卷到这里截然终止，令人有不足之感。根据后来的许多本子，《清明上河图》的场面还应该向前展开，要画到金明池为止。很可能这本子是佚去了后半的一部分。”同年，著名古书画鉴定家、故宫研究员徐邦达先生也在《清明上河图的初步研究》一文中称：“画卷到此截然而止，我疑心后面是割去了不少的……”辽宁博物馆名誉馆长、古书画鉴定家杨仁恺先生也称：“画卷在流传中确残了后半部。”
正是由于这些专家的推测，才引来了补全卷，补全卷才被故宫博物院堂而皇之地收为藏品。那么，《清明上河图》究竟是不是一幅缺了尾部的残画呢？要研究这一问题，必须先研究《清明上河图》的主题，那就离不开世所公认最权威的、与该画同时问世的、对汴京风俗人情记述详备的《东京梦华录》。
该书在“清明节”一章中称：“……凡新坟皆用此日拜扫。都城人出郊……士庶填塞诸门，纸马铺皆于当街用纸衮叠成楼阁之状。四野如市，往往就芳树之下，或园囿之间。罗列杯盘，互相劝酬……各携枣锢、炊饼、黄胖、掉刀、名花异果、山亭戏具、鸭卵鸡雏，谓之‘门外土仪’。轿子即以杨柳杂花装簇顶上，四垂遮映，自此之日，皆出城上坟……”
此文所述清明节汴京人填塞诸门到城郊去的活动，与该画题“清明”、“上河”相一致，可概括为“出郊”、“上河”、“赶集”、“扫墓”八个字。此八字即是《清明上河图》之主题。这幅不朽的风俗画是截取了水门以东至虹桥附近汴河两岸实际地理位置，以城关、虹桥、郊野三段情节，以倒叙的形式，开卷是一队扫墓人归来，使情节逆向中部，而把情节的开头、人们在城内集结出城反作画卷的末尾，使情节逆向城外，由画卷两端向中部推进，恰恰在虹桥处形成高潮，以“上河”为中心描写汴京人清明祭扫的全部活动，完美、凝炼地表达了八字主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