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谁是音乐的发明者
翻开中国音乐史，关于中国音乐是如何产生的问题，真是众说纷纭。先秦典籍《山海经》、《吕氏春秋》、《世本》都记载了许多音乐发明者和乐器发明者，但是究竟谁才是音乐的发明者呢？
《山海经·海内经》说，帝俊有8个儿子，他们始创音乐和舞蹈；又说晏龙创作琴瑟。而《大荒西经》则说，颛顼的曾孙、祝融之子太子长琴首创音乐。《西山经》提到，在天山上有个状如黄囊，色如丹火，六足四翼，面目浑沌，名叫帝江的人，创作了音乐和舞蹈。由于实在无法解开音乐发明者之谜，于是在《大荒西经》中出现了夏启派他的三个妃嫔到天上去学习音乐的神话，她们带回《九辨》、《九歌》等乐章，演出了《九招》。
《吕氏春秋》上说，黄帝派他的乐官伶伦从大夏之西，一直走到昆仑山的北边去创造乐律。伶伦用懈溪山谷里生长的圆直均匀的竹管制成律管，以雌雄凤凰的鸣叫声为标准，分别确定了六吕、六律，成了乐律的创始人。
可是那些琳琅满目的乐器又是从哪里来的？我们的祖先几乎都给它们找到了发明者。《世本》似乎很客观地记载了许多音乐和乐器的发明者，伏羲造琴瑟，女娲作笙簧，随作竽、笙，神农作琴作瑟，伶伦创磬，垂作钟，巫咸作鼓，毋句作磬，舜作箫，夔作乐。关于这些音乐史上的重大问题，在神话传说和文献典籍记录下来的“音乐史”中，我们的祖先早有思考，并都有“完满”的解答。
在19世纪以前，人们始终把这样的神话传说看成是人类自己的信史。显然，它们不过是历史的影子。要了解人类尚未发明文字时代的音乐艺术活动，后人追记的神话传说不足为据。音乐考古就成了研究这一时期音乐历史的最主要的手段。地下出土的大量文物表明，音乐活动始终伴随着人类的成长，并揭示了人类文明的步步足迹。比如通过舞阳骨笛，才知道我们的祖先在8000年以前就已经运用了七声音阶，它比古巴比伦乌尔王朝的乐器石雕要早20多个世纪。若据文献记载，则要到5000多年以后的战国时代，才有那位谋刺秦王的壮士荆轲用到五正声以外的“变徵之声”，突破了五声音阶的局限。
音乐，是一种时间的艺术，声波的艺术，时过境迁，声音不继，音乐即时消失。对音乐的文字描摹往往显得过于抽象。音乐，又是一种技艺性很高的艺术。随着一个朝代的消亡，其时的音乐之声就再不复现，这既受当时音乐科技的限制（如录音设备全无），又受乐谱记载的限制。而文字记载往往失真。音乐的文儒对音乐的误谈给后代的研究与复制带来极大的麻烦。如隋代初年，隋高祖采用了何妥的荒唐主张，确立只用黄钟一宫的制度。我们不能凭《隋书·音乐志》的记载，判定隋代的音乐只有黄钟一宫。因为即使是在隋高祖实行了只用黄钟一宫制度的当时，也曾有乐工在正式的宫廷雅乐中有意改奏蕤宾之宫的事例。更不用说在真正的音乐艺术活动中，只用黄钟一宫事实上是不可能的。仅此而论，单靠文献来了解人类音乐艺术的发展历史，是既困难而又危险的。
祖先给我们留下浩如烟海的文字资料，真伪杂处。今日的音乐史学家无论花费多大的精力去考释，去辨伪，仍难免有检点不周之处；再者，曾被当时文人记载下来的史实能有多少？其中能经历千百年人事沧桑、兵戎战火流传到今天的文献又能有多少？不难设想，许多史实成了永远的不解之谜。
2.围棋为何有“棋之鼻祖”之称
围棋，我国古代称为弈，相传已有4000多年的历史。
据《世本》所言，围棋为尧所造。晋张华在《博物志》中也说：“舜以子商均愚，故作围棋以教之。”尧、舜是传说人物，造围棋之说不可信，但它反映了围棋起源之早。春秋战国时期，围棋已在社会上广泛流传了。《左传·襄公二十五年》曾记载了文子用“举棋不定”这类围棋中的术语来比喻政治上的优柔寡断，说明围棋活动在当时社会上已经成为人们习见的事物。
秦灭六国一统天下，有关围棋的活动鲜有记载。《西京杂记》卷三曾有西汉初年“杜陵杜夫子善弈棋，为天下第一人”的记述，但直至东汉中晚期，围棋活动才开始广为盛行。1952年，考古工作者于河北望都一号东汉墓中发现了一件石质围棋盘，此棋局呈正方形，盘下有四足，局面纵横各17道，为汉魏时期围棋盘的局制提供了形象的实物资料。
我国围棋之制在历史上曾发生过两次重要变化，主要是在于局道的增多。魏晋前后，是第一次发生重要变化的时期。魏邯郸淳的《艺经》上说，魏晋及其以前的“棋局纵横十七道，合二百八十九道，白、黑棋子各一百五十枚”。这与前面所介绍的河北望都发现的东汉围棋局的局制完全相同。但是，在甘肃敦煌莫高窟石室发现的南北朝时期的《棋经》却载明当时的围棋棋局是“三百六十一道，仿周天之度数。”这表明当时也流行19道的围棋了。可见这时的围棋是17道、19道局制同时流行，还没有完全定型。当时的统治者还以棋设官，建立“棋品”制度，对有一定水平的“棋士”，授予与棋艺相当的“品格”（等级）。现在围棋分为“九段”即源于此。这些变化，极大地促进了围棋技术的提高。
唐宋时期，围棋活动发生了第二次重大变化。这时的围棋，已与弹琴、写诗、绘画一起被人们引为风雅之事，成为男女老少皆宜的娱乐项目。新疆吐鲁番阿斯塔那第187号唐墓中出土的《仕女弈棋图》绢画，就对当时贵族妇女的下围棋情形作了形象描绘。当时的棋局已以19道作为主要局制，围棋子已由过去的方形改为圆形。政府还专门设立了供奉内廷的“棋待诏”。1959年河南安阳隋代张盛墓出土的瓷质围棋盘，唐代赠送日本孝武天皇、现藏日本正仓院的象牙镶嵌木质围棋盘，皆为纵横各19道。中国体育博物馆所藏的“仕女弈棋图”唐代黑白圆形围棋子，陕西耀州窑遗址出土的青釉刻花围棋盒、围棋子等，都反映了这一时期围棋的变化和发展。
唐宋以后，围棋活动更为普及。及至明清两代，棋艺水平得到了迅速的提高。一是流派纷呈，二是市民阶层围棋活动广为普及，三是围棋著述大量涌现，出现了许多颇有价值的棋谱。这些无论在围棋技艺上，还是围棋理论上，都对后来甚至当代围棋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
清朝末年，政治腐败，经济落后，中国逐渐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围棋活动亦一蹶不振。直至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流行了4000余年的中国围棋才开始得到复兴。
3.中国古代四大名琴
所谓“琴、棋、书、画”当中的“琴”，是我国历史上最古老的弹拨乐器之一，现称古琴或七弦琴。古琴的制作历史悠久，许多名琴都有文字可考，而且具有美妙的琴名与神奇的传说。其中最著名的是齐桓公的“号钟”、楚庄王的“绕梁”、司马相如的“绿绮”和蔡邕的“焦尾”。这四张琴被人们誉为“四大名琴”。
1.号钟
“号钟”是周代的名琴。此琴音之宏亮，犹如钟声激荡，号角长鸣，令人震耳欲聋。传说古代杰出的琴家俞伯牙曾弹奏过“号钟”琴。后来“号钟”传到齐桓公的手中。齐桓公是齐国的贤明君主，通晓音律。当时，他收藏了许多名琴，但尤其珍爱这个“号钟”琴。他曾令部下敲起牛角，唱歌助乐，自己则奏“号钟”与之呼应。牛角声声，歌声凄切，“号钟”则奏出悲凉的旋律，使两旁的侍者个个感动得泪流满面。
2.绕梁
今人有“余音绕梁，三日不绝”之语。其语源于《列子》中的一个故事：周朝时，韩国著名女歌手韩娥去齐国，路过雍门时断了钱粮，无奈只得卖唱求食。她那凄婉的歌声在空中回旋，如孤雁长鸣。韩娥离去3天后，其歌声仍缠绕回荡在屋梁之间，令人难以忘怀。
然而，琴以“绕梁”命名，足见此琴音色之特点，必然是余音不断。据说“绕梁”是一位叫华元的人献给楚庄王的礼物，其制作年代不详。楚庄王自从得到“绕梁”以后，整天弹琴作乐，陶醉在琴乐之中。有一次，他竟然连续7天不上朝，把国家大事都抛在脑后。王妃樊姬异常焦虑，规劝楚庄王说：“君王，您过于沉沦在音乐中了！过去，夏桀酷爱‘妹喜’之瑟，而招致了杀身之祸；纣王误听靡靡之音，而失去了江山社稷。现在，君王如此喜爱‘绕梁’之琴，七日不临朝，难道也愿意丧失国家和性命吗？”楚庄王闻言陷入了沉思。他无法抗拒“绕梁”的诱惑，只得忍痛割爱，命人用铁如意去捶琴，琴身碎为数段。从此，万人羡慕的名琴“绕梁”绝响了。
3.绿绮
“绿绮”是汉代著名文人司马相如弹奏的一张琴。司马相如原本家境贫寒，徒有四壁，但他的诗赋极有名气。梁王慕名请他作赋，相如写了一篇《如玉赋》相赠。此赋词藻瑰丽，气韵非凡。梁王极为高兴，就以自己收藏的“绿绮”琴回赠。“绿绮”是一张传世名琴，琴内有铭文曰：“桐梓合精”，即桐木、梓木结合的精华。相如得“绿绮”，如获珍宝。他精湛的琴艺配上“绿绮”绝妙的音色，使“绿绮”琴名噪一时。后来，“绿绮”就成了古琴的别称。
一次，司马相如访友，豪富卓王孙慕名设宴款待。酒兴正浓时，众人说：“听说您‘绿绮’弹得极好，请操一曲，让我辈一饱耳福。”相如早就听说卓王孙的女儿文君，才华出众，精通琴艺，而且对他极为仰慕，于是就弹起琴歌《凤求凰》向她求爱。文君听琴后，理解了琴曲的含意，不由脸红耳热，心驰神往。她倾心相如的文才，为酬“知音之遇”，便夜奔相如住所，缔结良缘。从此，司马相如以弹琴追求文君一事，被传为千古佳话。
4.焦尾
“焦尾”是东汉著名文学家、音乐家蔡邕亲手制作的一张琴。蔡邕在“亡命江海、远迹吴会”时，曾于烈火中抢救出一段尚未烧完、声音异常的梧桐木。他依据木头的长短、形状，制成一张七弦琴，果然声音不凡。因琴尾尚留有焦痕，就取名为“焦尾”。“焦尾”以它悦耳的音色和特有的制法闻名四海。
汉末，蔡邕惨遭杀害后，“焦尾”琴仍完好地保存在皇家内库之中。300多年后，齐明帝在位时，为了欣赏古琴高手王仲雄的超人琴艺，特命人取出存放多年的“焦尾”琴，给王仲雄演奏。王仲雄连续弹奏了5日，并即兴创作了《懊恼曲》献给明帝。到了明朝，昆山人王逢年还收藏着蔡邕制造的“焦尾”琴。
4.中国象棋为何起源于兵家
象棋，古称“象戏”，是一项具有悠久历史的棋类活动。它的起源至今无从确考，自古以来众说纷纭，莫衷一是。不过，根据象棋的局制和规则，中国象棋的起源应与兵家有着密切的关系。
春秋战国时期，战争连年不断，人们仿照军队的编制、布阵遣将的方法等创制了一种新的棋类游戏，这当是象棋的最初形式。形成于战国时期的《招魂》一诗中，在描写当时楚国的生活、娱乐时，曾留下了“哀蔽象棋，有（又）六博些。分曹并进，遒相迫些。成枭而牟，呼五白些”的句子，其所讲的是“象棋”和“六博”两种棋类活动。因此，从《招魂》一诗中，我们就可看出战国时期的楚国已经流行象棋了。
与围棋相比较，象棋是一种雅俗共赏且普及更广的棋类活动。它自创始以来虽为广大群众所喜好，但古代帝王及文人学士对此多轻视而认为“不足道”，因此古代典籍中关于象棋的记述甚少。而到了魏晋南北朝时期，民间十分流行这种“象戏”的棋类活动。北周武帝宇文邕对象戏进行了总结和改进，并将规则及要旨亲自写成《象经》固定下来，为象棋的最终定型奠定了基础。
隋代，隋文帝不赞成象戏，但唐代开国后，太宗李世民却加以提倡，并出现了新的突破。唐肃宗时的丞相牛僧孺在其所著的《玄怪录》一书中曾记述了一个有关“宝应象棋”的“鬼话”，在宝应象棋里就出现了王、军师、马、象、车、兵6种棋子，这与现在流行的象棋已经非常相似了。
经过一系列的变化调整，在“宝应象棋”的基础上，至北宋时出现了与今日棋制、规则相同的象棋。根据宋人尹诛撰《象棋》及其他有关文献的记述推断，北宋流行的象棋活动大体有如下几种：
第一种：有将、士、象、马、车、炮、车等32枚棋子。棋盘无河界，纵9路、横9路。
第二种：有将、偏、稗、卒等棋子。棋盘有河界，局道有若干格。这种象棋当时因不够通俗，仅流行于士大夫阶层之中，不为一般平民所好。
第三种：有32枚棋子，棋盘纵横各11路。
上述第一种象棋至南宋时，增加了河界。此后，这种象棋在民间广为流传，并一直沿用下来。当时的象棋，已完全定型为现代象棋的棋制。1997年7月，考古工作者在河南省洛阳市北宋墓中，发现了当时瓷质圆形象棋子32枚。这是一副完整的象棋，其中，黑白象棋子各16枚，正面字上涂金。棋子的兵种有将、士、车、象、马、、卒，这副象棋的棋制和现代象棋已完全无异。
继宋之后，象棋在明代又有了大的发展。尤其是明代中期以后，由于经济文化的发展，象棋也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此时名棋手辈出，象棋的棋艺著作也得到了繁荣发展，出现了许多棋谱，反映了明代人对象棋深入探索的成果。
清代的象棋进一步平民化，普及面广。同时，在象棋界，名手众多，棋派林立。象棋谱中也多是精湛之作。这些都对近代和当代象棋的发展及棋艺水平的提高起到了不可磨灭的重要作用。
5.飞云流彩的汉式织锦
在祖国的大西北——新疆塔克拉玛干大沙漠腹地的漫漫黄沙中，坐落着闻名于世的尼雅遗址，这里是汉代西域36国之一的精绝古国所在地。公元4世纪，这个在丝路上曾经繁荣一时的绿洲小国悄然湮没在浩瀚无垠的沙海之中，其宏伟的国都尼雅也从此默默地沉睡在大漠深处。
1901年，英籍匈牙利人考古学家斯坦因向世界宣布，他在中国新疆的沙漠中终于找到了这个消失已久的精绝古国。1995年，文物考古工作者在该遗址发现了精绝国王室的墓地——一号墓地，并于墓穴中发现了身穿华贵锦袍的国王及其爱妃的两具干尸。国王手臂上护着的那块色彩鲜艳、图案奇特的小块织锦引起了社会各界的广泛关注和浓厚兴趣。
首先，这块织锦的图案十分奇特。它采用山状云作为骨架，如波浪纹，由右至左连续铺展，其间依次穿插鸟、独角兽、虎，并伴有铭文，在铭文旁还有两个圆点纹，代表五星中的两颗星。整个图案不分色区，均用蓝、绿、红、黄、白五色织出，五星的图案恰好由这五种色彩表示。同墓所出的另一片残片上有云气纹、羽人纹、星纹和“诛南羌”三字铭文。经专家拼合复原，确认为同一织物。其次，两处铭文连在一起，与《汉书》的一处记载相一致：汉宣帝时，赵充国率兵攻打西羌（羌是中国西部古老民族之一），临行前星术家占卜，认为五星（金、木、水、火、土）将聚于东方天空，这是若干年才能一见的现象，说明此次军事行动将有利于中原。于是，宣帝赐书“今五星出东方，中国大利，蛮夷大败。”此锦可能是墓主帮助中原王朝打败南羌所得的一种赏赐，因此，也可以推断，这块锦是由中原地区织造，而非当地产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