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据省级机关党委干部轮训计划，这期轮训班主要学习1982年6月新出版的《陈云文稿选编》（以下简称《文稿》）。这本《文稿》是陈云同志从1949年8月到1956年7月期间亲自起草的文稿和在重要会议上讲话的记录稿，共49篇，21 。4万字，其中有将近四分之三没有公开发表过，是具有重大现实意义的历史文献。上半年大家学过的那一本《陈云文稿选编》是1981年3月出版的，选编的是1956年9月到1962年3月的文稿。这两本《文稿》在时间上是前后相衔接的。这一本同上一本都是中央书记处研究室选编，经陈云同志亲自审定，中央书记处决定，内部发行，供干部学习。今天，我就新出版的《文稿》作个学习发言，内容分三部分：
一、历史背景
《文稿》所反映的是新中国成立后的第一个历史阶段，即《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中讲的“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在这个时期中，党领导全国各族人民有步骤地实现从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迅速恢复了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的经济建设，同时，在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在这个历史阶段中，党确定的指导方针和基本政策是正确的，取得的胜利是辉煌的。这就是《文稿》的总的历史背景。为了更好地了解《文稿》是在怎样的历史条件下产生的，介绍如下三点具体背景：
（一）新中国成立初期的胜利形势和面临着的困难
1949年，全国解放，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成立，结束了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历史，我国进入了新的历史发展时期。随着人民解放战争在全国的胜利，没收了占全国工业固定资本80%的官僚资本主义企业，共有2858个企业归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所有，建立了社会主义国营经济，从而掌握了国民经济的命脉。这是具有历史性的巨大胜利。
但在新中国成立初期，还不具备在全国范围进行社会主义革命的条件。当时全国的情况是复杂的，国民党的残余武装力量还盘踞在西南、华南和台湾等地区；潜伏的特务、反动党团骨干和武装土匪伺机进行各种破坏和捣乱。广大的新解放区农村还没有实行土地改革。遭受帝国主义和国民党反动派长期残酷掠夺和战争破坏而遗留下来的国民经济，是一副千疮百孔的烂摊子：1949年与1936 年相比，重工业生产下降70%，轻工业生产下降30%，农业生产下降 25%。钢减产 83%，年产只有 15 .8 万吨，煤减产40%，年产只有3243万吨；棉布减产32%，年产只有18 .9亿米；粮食减产25%，年产只有2162亿斤；棉花减产将近50%，只有889万担。城市失业人员有400多万，农业又遭受严重的自然灾害，受灾耕田约10亿亩，全国灾民达4000万人。人民政府面临着要恢复工农业生产，救济数千万灾民和失业人员所需要的大量的财政支出。
另一方面，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人民解放军继续向华南、西南和西北进军，追歼国民党残余武装力量，把胜利推向全国。一年多，共歼敌203个师，约218万人，同时又剿灭了土匪数十万人。500多万中国人民解放军主力部队，由于前进迅速，战线延长，开支日益浩大。军费的开支，1949年占财政总收入的一半以上，1950年占41 .1%。在广大的新解放区，人民政府对国民党政府留下来的大批人员采取“包下来”的政策，到1950年初，全国军政人员约有900万人需要政府保障生活，这要承担巨额财政支出。当时：这些巨额财政支出，不得不靠发行钞票来解决。人民币的发行额，以1948年底为基数，到1949年11月增加约100倍，到1950年2月则增加270倍。
帝国主义对新中国的封锁，妄图把中华人民共和国扼杀在摇篮之中，也给我们带来很大困难。在国内，资产阶级认为：“共产党是军事上100分，政治上80分，经济打0分。”他们认为人民政府办不好经济。那时候，民族资本主义经济占相当大的比重。1949年，私营工业的产值占工业总产值的63 .2%；1950 年，私营商业销售额，占总批发额的 76 .1%，占零售额的85%。这一方面说明，允许有利于国计民生的私营工商业在一定时期内存在和一定程度的发展，对于增加工业生产，扩大城乡物资交流、维持劳动就业等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但它的唯利是图的本质和生产的无政府状态，必然要与社会主义相对抗。从1949年8月到1950年2月，全国曾发生4次物价大波动，严重危害国民经济的恢复和人民生活的安定。1949年上海解放不久，资产阶级投机家利用人民币立足未稳的时机，掀起金银外币的涨风，引起整个市场物价的波动。在短短10天左右时间内，银圆价格哄抬近2倍，整个物价上涨了2 .7倍。同年11月，资本家大量套购囤积、哄抬物价，从上海开始，粮食、棉纱、五金、化工等产品价格，每天以20%～30%的幅度猛涨，并波及其他大城市。就在资产阶级得意忘形时，人民政府在上海、天津、北京、武汉、沈阳、西安等全国各大城市，采取一致行动，大量抛售物资，迫使持续了50天的物价涨风直线下降，稳定了市场。
我们了解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陈云同志为什么要提出统一财政经济、控制市场物价的大政方针和一系列具体措施，比如国家掌握足够数量的粮食和纱布，是稳定市场、控制物价的重要手段；掌握粮食以稳定城市，掌握纱布以稳住农村，从而遏制投机资本家乘机兴风作浪。国家采取了统一掌握货币发行，统一管理财政收支，统一调度粮食进出；同时，加强征收公粮以掌握大量粮食，集中物资以控制煤炭、纱布及食盐供应；加强税收、发行公债、吸收社会游资以紧缩通货；发展供销以恢复工厂生产和商品流通；抓紧收购农副产品以供应市场必需和增加农民收入；整顿机构，清理人员以节约开支，等等，从而使国家财政经济情况很快好转。全国到了1950年夏季，基本实现国家财政收支平衡、物资供求平衡、现金出纳平衡和金融物价的稳定，取得了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这第一“战役”的决定性胜利。
（二）国家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美帝侵朝战争的爆发
正当我国经济形势日益好转的时候，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6月25日拂晓唆使南朝鲜李承晚集团，向“三八线”以北的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发动军事进攻，挑起了朝鲜战争。美帝妄图侵略北朝鲜后，以朝鲜作为进攻中国的跳板。与此同时，美国第七舰队武装侵占我国领土台湾，加紧干涉印度支那战争，企图从朝鲜、中国台湾地区、越南三个方面来包围和扼杀新中国。1950年7月7日，美帝操纵联合国安理会非法通过侵朝决议，并纠集了15个国家的军队，打着联合国军的旗号，进一步扩大侵朝战争。当年10月3日，美国侵略军越过“三八线”，占领平壤，随后向鸭绿江、图们江的我国边境进犯，不断轰炸我国东北的边境城市和乡村，炮击我商船，严重威胁新中国的安全。在这严重时刻，党中央正确地作出了“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伟大战略决策。1950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跨过了鸭绿江，配合朝鲜人民军，抗击美国侵略军。当时，美国侵略军有41万，李承晚傀儡军24万，其他国家仆从军4万余。他们拥有舰艇270艘，飞机1000多架。我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并肩作战，从1950年10月25日到1951年5月，先后进行了5次战役，五战五捷，歼敌22万人，其中美军10万人，收复了平壤，把敌人从鸭绿江边打回到“三八线”，迫使敌人从战略进攻转入战略防御，从根本上扭转了朝鲜的战局。在中朝人民军队沉重打击下，美国被迫于1951年7月10日与我方谈判，终于迫使美帝国主义于1953年7月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字。我们了解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就能很好理解，在《文稿》中，为什么提出，第一位是财力物力保证战争的胜利；第二位是保持国内市场的稳定；第三位是各种经济和文化建设的支出。在《文稿》中为什么提出要边抗、边稳、边建的方针。
（三）国民经济三年恢复时期结束，国家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
新中国成立后的头3年，我们肃清了国民党反动派在大陆的武装力量和土匪，建立了各级的人民政府，没收了官僚资本企业并把它们改造成为社会主义国营企业，统一了全国财政经济工作，稳定了物价，完成了新解放区土地制度的改革，镇压了反革命，开展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开展了打退资产阶级进攻的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对旧中国的教育科学文化事业，进行了很有成效的改造。在胜利完成繁重的社会改革任务和进行伟大的抗美援朝、保家卫国战争的同时，我们迅速恢复了在旧中国遭到严重破坏的国民经济。全国工农业生产，1952年底已经进到历史的最高水平。1952年底，我国工农业总产值达到 827 .2 亿元，比 1949 年增长77 .5%，较历史最高水平的1936年增长20%，其中工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5%，平均每年增长34 .8%，农业总产值比1949年增长48 .5%。工农业主要产品虽与解放前历史上最高年产量比较，钢超过46%，铁、煤分别超过7%，发电量超过22%，棉纱超过48%，粮食超过11 .3%，棉花超过53 .6%。3年来，共修复铁路1万余公里，整修公路3 .2万公里，新建公路1 .1万公里，新建铁路1200余公里。尤其是成渝铁路、天兰铁路的建成，以及连接西南、西北的宝成铁路的开始修建，对开发西北和西南地区的丰富资源创造了重要条件。随着工农业生产的迅速发展，我国教育事业也有了很大发展，小学生增长109 .5%，中学生增长158 .7%，大学生增长64 .1%，达19.1万人。生产的发展带来人民生活的改善和提高。全国职工的年平均工资，1952年已经达到446元，比1949年增加了70%左右，有330万职工享受劳保。在农村，由于实行土改，使3亿多无地少地农民无偿地获得了7亿亩土地和其他生产资料，免除了过去每年向地主缴纳约700亿斤粮食的沉重地租负担，加上农业生产的发展，平均每户的实际收入，1952年比1949年增长了30%以上，城乡人民收入增加，使社会购买力大大提高，主要消费品的销售量，分别增加0.5倍至3倍。新中国成立后短短3年内，变化巨大而深刻，不仅完成了大量的民主革命任务，结束了延续2000多年的封建制度，祖国大陆各民族出现了前所未有的统一与团结，而且恢复和发展了经济，为大规模地进行社会主义建设与社会主义改造创造了条件。这是一方面。
另一方面，当时，全国工农业生产仍然十分落后，现代工业的产值占工农业总产值的28%左右，钢产量平均每人约2 .4公斤，粮食产量每人仅500多斤。社会主义国营经济在国民经济中仅占19 .1%，社会主义或半社会主义的合作经济占1.5%，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公私合营经济占0.7%，私人资本主义经济占6 .9%，农业和手工业的个体经济占71 .8%。在国民经济中，社会主义经济所占的比重还不大，个体经济占绝对优势，资本主义经济还占相当比重。要从根本上改变我国经济落后面貌，建设社会主义社会，就必须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同时，要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城乡个体经济实行社会主义改造。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是互相关联而又不可分割的。这是因为一方面只有社会主义工业化，才能迅速发展生产力，为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提供必需的物质基础；另一方面，也只有实现对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才能加速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的进程。所以，党中央采取了社会主义建设和社会主义改造同时并举的方针。1952年，党中央按照毛泽东同志的建议，提出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要在一个相当长的时期内，逐步实现国家的社会主义工业化，并逐步实现国家对农业、对手工业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党的这条总路线反映了历史的必然性。
陈云同志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按照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他和周恩来、李富春等同志一起，主持了第一个五年计划的编制工作。从1953年开始的发展国民经济的第一个五年计划，是实现党的总路线的一个重大步骤。第一个五年计划的建设规模是宏大的，工业建设由限额以上的即比较大型的694个建设单位组成的工业建设结构，形成我国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基础，其中包括苏联帮助我们设计和建设的156个大项目，建设投资总额为550亿元，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空前的。从1953年到1956年，全国工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19 .6%，农业总产值平均每年递增4 .8%，经济发展比较快，经济效果比较好，重要经济部门之间的比例比较协调，社会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1956年4月，毛泽东同志发表《论十大关系》的讲话，初步总结了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经验，提出了探索适合我国国情的社会主义建设道路。
在社会主义改造过程中，我们党创造性地开辟了一条适合中国特点的社会主义改造的道路。对资本主义工商业，我们创造了委托加工、计划订货、统购包销，委托经销代销、公私合营、全行业公私合营等一系列从低级到高级的国家资本主义的过渡形式，最后实现了马克思和列宁曾经设想过的对资产阶级的和平赎买。对个体农业，我们遵循自愿互利、典型示范和国家帮助的原则，创造了从临时互助组和常年互助组，发展到半社会主义性质的初级农业生产合作社，再发展到社会主义性质的高级农业生产合作社的过渡形式。对于手工业的改造，也采取类似的方法。到1956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促进了工农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发展，取得了伟大的历史性胜利。
我们了解这样的具体历史背景，就可以理解陈云同志在1953年以后为什么要把实行粮食等几种主要农产品的统购统销和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进行社会主义改造作为第二、三个“战役”来打。这是因为一方面，统购统销，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另一方面，统购统销政策的实施，使我们有更好的条件，加快对资本主义工商业和个体农业、手工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也说明，为什么在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有必要也有可能从1953年开始进行大规模经济建设。
总之，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统购统销，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三大“战役”的胜利，加上第一个五年计划大规模经济建设的成功，胜利实现了由新民主主义到社会主义的转变，建立了社会主义工业化的初步基础，奠定了我国社会主义的根基，这是具有历史意义的胜利。
二、学习《文稿》要掌握的几个重点
《文稿》内容非常丰富，它是新中国成立以后“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七年”这一历史阶段的光辉记录。它不仅涉及社会主义革命，还涉及新民主主义革命；不仅涉及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还涉及大规模的社会主义经济建设；不仅涉及经济建设问题，还涉及党的建设等方面问题。社会主义经济制度的建立和完善的一些基本问题几乎都涉及了。现在我主要从经济理论方面，根据自己学习体会，对《文稿》的几个重点作如下介绍。
（一）树立整体思想，坚持经济管理体制上的大集中、小分散，把集中与分散正确地结合起来
经济体制上的大集中，小分散，集中与分散相结合，这是《文稿》中反复提出，突出阐明的一个重要经济思想，是我国多年经济建设的经验的概括，也是当前经济体制改革中需要认真研究解决的一个重要问题。经济管理，既不能没有集中，也不能没有分散，必须把二者正确地结合起来，这是经济发展过程中的客观要求。虽然在不同的历史时期，随着不同的经济条件和特殊的环境要求，侧重点有时会有所不同，但任何时候要使经济体制能够卓有成效的运转，获得较好的经济效益，就必须正确处理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使二者有机结合起来。没有必要的集中，任何社会化生产的经济都是无法存在和发展的；没有应有的分散，则不仅经济发展的内在潜力无法发挥，最终集中也会成为空的。回顾解放以后的一段时间，我们之所以能够迅速扭转战争破坏、物价飞涨、生产停顿的险恶局面，为大规模的经济建设创造了必要的前提，原因固然很多，但从经济管理角度看，一个重要原因，则是正确坚持了集中与分散相结合的原则，改变了过去革命战争环境下形成的财政经济基本上分散经营状态，实行了财政经济的大统一、小自由，大集中、小分散，从而使整个国民经济在当时条件下，得到了正常的有效的运转。
《文稿》中多次强调阐述了集中统一的必要性和重要性，明确指出：“为了战胜暂时的财政困难，在落后贫困的经济基础上前进，必须尽可能地集中物力财力，加以统一使用。只要我们把力量集中起来，用于必要的地方，就完全可以办成几件大事。”“实行统一，虽然会使地方遇到一些困难，但困难小，为害亦少；如不统一，则困难大，为害更大。”并指出“局部服从全体、目前服从长远的原则”（《文稿》，第61页），“管理上坚持先大公后小公的原则”，“树立整体思想，避免陷入局部观念和本位主义”（《文稿》第2卷，第49、61页）。为了迅速恢复经济，实行财政统一，要求集中；同私人资本主义作斗争，也要求集中；为了将有限的物力、财力用之于建设的主要方面，投放在能够使经济起重大变化的方面，也需要有集中。这在当时情况下，不仅是必要的，而且实践也已经证明是完全正确的。现在的环境虽然有所不同，集中统一管理经济也仍然是必要的、不可缺少的。为了减少不必要的重复建设，避免人力、物力、财力的巨大浪费，需要有集中；为了提高全社会的经济效益，有利于更好地满足人民的需要，需要有集中；为了使短期计划和长远计划有机地衔接起来，需要有集中。就是说，作为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集中。从一定意义上说，离开集中，也就没有全面的计划，没有真正的社会主义。
但是，社会主义经济事业是人民的事业，经济活动是群众的活动。国民经济是一个有机的整体，是由众多的经济部门，不同的经济区域，繁多的经济细胞相互联系、相互依存、相互促进的一个经济体系，既是人、财、物的统一，又要有目的与效果的一致。因而，责与权不能完全分离，局部与整体不能截然分开。特别是我们这样一个既穷又大的国家，更是如此。《文稿》在强调集中统一的同时，也是极为注意要有必要的分散。“应在一定范围内给地方以灵活调剂的权力。中国这么大，地方情况那么复杂，不可能统得太死，也不应该统得太死。”（《文稿》，第187 －188页）“这样做既无害于全局，又有利于地方。”（《文稿》，第120页）统得太多，太死，其必然结果：一是损害地方、部门的枳极性和主动精神；二是无法从各地具体情况出发，因地制宜，便于处置；三是经济管理体制缺少必要的活力，最终又会使集中成为难以实现的空目标。
总之，社会主义的经济要实行“统一管理下的因地制宜”（《文稿》，第120页），没有集中固然不行，没有分散同样不行。多年来，我们在统一与自由、集中与分散的关系上，常常是偏来偏去，不是集中过多、统得过死，就是削弱集中统一，搞分散主义、本位主义。长期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主要的倾向是集中统一过多、过死，地方和企业缺少一定的经营管理的自主权。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历史经验教训，有计划有步骤地进行了体制改革，给地方和企业一定程度的自主权。国营企业在服从国家统一领导和全面完成国家计划的前提下，在法律规定的范围内，有经营管理的自主权。集体经济组织在接受国家计划的指导，遵守有关法律的前提下，有独立进行经济活动的自主权。实行集中统一领导和分级管理相结合，兼顾国家、集体和个人的利益，推行各种形式的责任制，把责、权、利很好地结合起来，充分调动各个方面的积极性，取得了显著的成效。这两年我们在改革中抓了一下分权是必要的，这对调动地方、企业和职工的积极性起了很大作用。但看来中央的经济权力减少过多，现在我国财政预算收入占国民收入的比重只有26%，而且归中央支配的比重更低，不能保证必不可少的支出。这两年靠借款和发行国库券维持，实非长久之计。同时从基本建设投资来说，中央直接安排的比重也比较低，1982年由国家直接安排的投资（包括借用外资部分）仅占全国基建投资总额的三分之一，不能保证重点建设和重点技术改造。因此，现在要强调适当集中，适当提高国家财政收入在国民收入中的比重，和国家直接安排的投资在整个扩大再生产投资中的比重，是必要的。但这并不是走老路，把什么都统一起来，搞得死死的，使地方、企业没有一点自主权。在强调适当集中资金的过程应照顾地方、企业的合理需要，使他们能够发挥自己的积极性，办一些不宜由国家举办的事情，特别是搞好现有企业的设备更新和技术改造。总之，要坚持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改革方向，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不断完善和发展行之有效的改革措施，逐步克服传统体制中的弊病，把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加速社会主义现代化的建设。实践经验告诉我们：把大集中变成大分散不行，把小分散变成不分散同样不行；因集中带来一些问题否定集中，因分散带来一些问题取消分散，都不是辩证法。问题在于把集中与分散协调起来，结合起来。这不仅是一个重大的理论问题，也是一个重要的实践问题。
（二）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大计划与小自由结合起来
坚持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把大计划与小自由结合起来，这是陈云同志的一贯思想。虽然在我国社会主义建设的实践发展过程中，有关这方面的提法有变化、有发展，但是，作为社会主义经济必须是计划经济，同时又必须有计划经济指导下的自由生产，前者是主体，后者是补充。这个思想，在陈云同志的《文稿》中以及这几年来的讲话中是一以贯之，始终如一的。早在新中国成立初期，陈云同志提出“统一财政经济，稳定物价”的政策，实质上就是为了实现财政收入平衡、信贷进出平衡和物资供需平衡，而这三个方面的平衡，又是计划经济要求按比例的一个基本内容。陈云同志在关于“一五”计划的几点说明中，强调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好计划工作，“这个计划，有比较准确的部分，即国营经济部分。也有很不准确的部分，如农业、手工业和资本主义工商业，都只能做间接计划”，强调“按比例发展的法则是必须遵守的”（《文稿》，第221、228页）。从“一五”计划头一年开始，对粮食以及棉花、纱布、食油等实行统购统销政策，即实行计划收购和计划分配的办法。这是在农业比较落后的条件下，实行计划经济的一个必要措施。陈云同志还反复强调和着重阐述，实行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区别于资本主义，优越于资本主义社会的一个重要方面。《文稿》中多次强调不仅工业要有计划，商业要有计划，农业要有计划，而且要有统筹安排的“全面的计划”、“全社会的计划”。认为只有社会主义国家才有可能做到这一点，从而避免历来的私有制社会在社会范围内的生产不合理和巨大浪费。就像《文稿》引用并加以肯定的那样：“有的同志说，资本主义生产处于无政府状态，大范围不合理，但小范围合理；我们现在是大范围合理，小范围不合理。这句话，我觉得有点道理。”（《文稿》，第301页）
《文稿》在强调实行计划经济的同时，又非常注意社会主义经济还必须有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自由选购”。“既要实行计划经济，管好市场，反对投机倒把，又不要把市场搞死”，“重要物资和粮食、布匹，还要统购，实行计划分配。有些供不应求的热销货，也要实行计划分配。其余的可以自由选购”（《文稿》，第303页）。“市场管理办法应该放宽，现在从大城市到小集镇大部分都管得太死，放宽后，害处不大，好处很多。但这并不是说完全不要市场管理，不要社会主义计划经济的领导。”（《文稿》，第303页）“我们的国家计划，无论长期计划或者年度计划，对于日用百货、手工业品、小土产，都只是把个别品种列入国家计划。此外，都不规定产品品种计划，这种办法是恰当的。”（《陈云文稿选编》，第11页）
陈云同志不仅对计划经济和计划指导下的自由生产、自由选购有明确的论述，而且对二者之间的关系也是讲得很清楚的。比如在1956年党的八大发言中就曾指出：“计划生产是工农业生产的主体，按照市场变化而在国家计划许可范围内的自由生产是计划生产的补充。”“在社会主义的统一市场里，国家市场是它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范围内国家领导的自由市场。这种自由市场，是在国家领导之下，作为国家市场的补充，因此它是社会主义统一市场的组成部分。”（《陈云文稿选编》，第12 －13页）这就非常明确地规定了二者之间的关系并非平起平坐，而是计划生产为主，自由生产为辅，是大计划、小自由，前者是基本的，后者是非基本的，但又是必需的、有益的。
今年春节（注：1982年），陈云同志邀请国家计委的负责同志座谈了加强计划经济工作的问题，明确提出：国家必须坚持“以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原则。
所有这些，虽然在提法上有所不同，但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不能没有计划经济，不能没有这个主体部分，这是前后一致的；同样，作为社会主义经济也必须有市场调节，也必须有这个辅助部分，也是始终一贯的。这是关系到我们如何理解和对待社会主义经济问题，如何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问题。陈云同志的这些论述，提出了社会主义发展中的一个重大理论问题，也为我们在经济工作中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正确进行计划管理体制改革提供了重要的理论依据，具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陈云同志提出的关于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这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实践经验的概括和总结。社会主义必须实行计划经济，这是马克思早就提出来的，也是完全正确的。计划经济是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特征。计划经济是生产资料公有制和社会化大生产的客观要求。作为社会化大生产，客观上必然要求生产有计划按比例，这样才能避免不必要的浪费，取得最大的社会经济效益。但在私有制前提下，是无法实现这种有计划按比例的。公有制却为这种要求提供了客观基础。作为公有制经济如果不实行计划经济，那么，公有制经济不仅优越性不能发挥，而且它的巩固也是困难的。这是问题的一方面。
另一方面，作为现阶段的我国社会主义经济又是建立在生产力相对落后的基础上的。或者说我们的社会生产力还存在着多层次，经济结构也存在多层次，因而计划经济的实行范围、实现程度，就不能不受到生产力发展水平的制约。我们还不可能把生产统统纳入国家计划之内，更不能把所有生产任务统统作为指令性计划下达。这是我们在生产力发展水平相对落后的情况下建设社会主义所面临的现实。马克思当时不可能提出和解决这个问题。后来，苏联和其他一些国家的实践中，长期来也没有能正确地认识和解决这个问题。陈云同志在《文稿》中，多次地提出大计划、小自由，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以及计划管理上的一系列意见，诸如加强综合平衡，等等，这都是实事求是，从我国国情出发的，是符合经济发展规律的。
事实证明，30多年来，在我国经济发展中，坚定地贯彻了这一原则的时候，经济就搞得比较活，效益比较好，发展也比较快，反之，经济发展就不那么理想。我们的经济工作的失误总的来说是“左”的思想影响，具体说，在这个问题上没有正确地理解和贯彻则是一个重要原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的经济实践也完全证明了，要发展社会主义经济，必须坚持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既不能否定、取消计划经济为主，也不能否定、取消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否定前者，就无法实现综合平衡，不能更好地实现社会主义生产目的的要求；同样，否定后者，也是不行的。就我省来说，有个简单的数字，可以说明，1981年工业生产，如果作为100，那么，其中列入国家计划的只有26 .9%，列入省计划的只有26 .9%，两项合计占53 .8%，这是属直接计划，此外，一部分是间接计划，一部分是市场调节。国家的直接计划还不可能把各项统统列入，间接计划也包不了，硬是要否定市场调节，当然会使经济发展受到阻碍。最近，国务院领导在听取“六五”计划汇报时，在谈到计划管理问题时说，对国民经济的管理，大体上分为两类：一类是计划管理，包括直接计划（即指令性计划）、间接计划（即指导性计划）两部分；另一类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可以划分为三个部分：一部分为直接计划；一部分为间接计划；一部分为市场调节。他还讲到国家应该加强对地区与地区之间、企业与企业之间的经济协作的计划指导，成为统一计划中的一个组成部分，使其合法化。这的确是一个极其重要的问题，实际上为我们提出了计划工作的一条新路子，正确地解决间接计划问题，就可以把计划经济和市场调节结合起来；解决活与死的矛盾，做到统而不死，活而不乱，把计划经济搞得更好。
正确地认识和贯彻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的原则，有几个问题必须明确：（1）不能把计划经济和商品生产、商品交换割裂开来，对立起来。社会主义计划经济和社会主义商品生产、商品交换都是以生产资料公有制为基础的，最终目的都是为了满足社会成员日益增长的物质与文化的需要。商品经济的对立面是自然经济，计划经济是对生产无政府状态的否定，但并不是否定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计划经济可以在产品经济的条件下存在，也可以在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条件下存在；加强计划经济，不是限制更不是取消商品生产、商品交换，相反，必须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特别是在现阶段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情况下，大力发展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是促进生产社会化，提高劳动生产率的重要途径，国家在制订计划时也要充分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否则，离开了商品生产和商品交换的发展，不考虑和运用价值规律，要加强计划经济也是不可思议的。（2）计划经济为主、市场调节为辅，不能颠倒主辅地位。我们既不能因为强调计划经济为主，就认为只要有这个为主就万事大吉，一切问题都可以解决，从而否定为辅的必要性，取消、限制它应有的地位和作用；同样，我们也不能因为社会主义经济要有市场调节作为辅助，就片面强调这个“为辅”，把“为辅”上升到不适当的地位，或者离开计划指导去讲市场调节，从而削弱计划经济为主的地位和作用。这就需要全面理解这个方针，在全面贯彻这个方针中走出一条发展经济的道路，而不能用这一面来取代另一面，或者用另一面来取代这一面，如果这样，那我们的经济就可能要么管得很死，不利于发展，要么就是虽活但乱，也将不利于经济的发展。（3）在社会主义公有制基础上实行计划经济，同时发挥市场调节作用，都是为了保证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现在我们强调加强计划性，改进计划管理，目的在于使我们的经济更好地发展。计划的权威性也只有在计划的科学性基础上才能真正树立起来，才能真正达到按比例协调发展；没有科学性，也就没有权威性，至少这种权威性也是不能持久的，也不可能有真正的计划。发挥市场调节的辅助作用，是改进计划管理的一个重要内容，通过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也是为了促进国民经济按比例协调发展。所以，目前强调计划经济，而不是要回到过去那种集中过多，统得过死的老路上去。虽然，在前一段时间，我们宣传工作中有些片面性，实际工作中也存在忽视计划的情况，在前进中出现这样那样的情况和问题，必须研究和解决。但总的来说，我们贯彻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方针、政策，主流是好的，成绩是主要的，这一点必须充分肯定。事实上，我们这几年经济发展比较快，也比较好，正是由于中央的方针、政策的贯彻结果。
（三）坚持经营方式的有统有分，把统一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
《文稿》针对我国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中出现的新情况、新问题，提出要克服从片面观点出发、盲目的合并、盲目的集中经营的倾向，指出：“工业、手工业、农业副产品和商业的很大一部分必须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陈云同志在“八大”发言中指出：“工商业经营方面，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是工商业的主体，但是附有一定数量的个体经营。这种个体经营是国家经营和集体经营的补充”，“社会主义社会，长时期内还需要夫妻店”（《文稿》，第283页）。这确实是社会主义经济理论中一个新的而又极为重要的观点。一般说来，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要有集中生产、集中经营，这并不难。要承认社会主义社会，除了集中生产、集中经营之外，还要有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就不那么容易了，特别是要承认个体的分散生产和分散经营，可就更难了。但是，事实又不能不如此，肯定这个客观必然性，这在当时来说需要有实事求是的勇气，今天也仍然不例外。
造成盲目集中，不注意分散经营的原因，一方面是从管理工作方便出发；另一方面则是把集中看成“高级”，把分散视为“低级”。《文稿》多处批评这种观点，指出，管理工作方便了，群众不方便，集中是高级了，但半天找不到修理的地方，“例如北京脚踏车很多，解放初十八万辆，现在有四五十万辆，那时修理脚踏车的也很多，每条马路都有，可以就地修理，很方便。后来认为一家一家干是低级的，合起来才是高级的，统统合并起来，高级化了，结果找半天才能找到修理的地方，老百姓很不方便。”（《文稿》，第274页）陈云同志还说：“比如我家对门的一个小铺子，只能站两个顾客，但是他卖的东西适合那个地方群众的需要，有文房四宝、牙刷牙膏、针头线脑，直至邮票，样样都有。这种小铺子看居民需要什么就卖什么，对群众很方便。他们卖的方法也跟百货公司不同。百货公司的信封，是成扎卖的，他们一个也卖。百货公司的信纸是成本卖的，他们一张也卖。售货时间也不一样，百货公司是八小时工作制，到点关门，他们是晚上十二点敲门也卖东西。”（《文稿》，第271页）“如果他们也跟我们一样，一律三十块、三十五块发工资，我相信品种就不会那么齐了，半夜十二点钟的门也敲不开了。”“把他们组织起来，每个人要在一个小组，统一进货，统一经营，统一核算，那就有一种危险，即馄饨皮子就不是那么薄，而是厚的了；肉不是鲜的，而是臭的了。所以要长期保留这种单独经营的方式。把他们搞掉了，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我们是要改组工商业的，但并不是每个小厂统统需要改组，也不是所有的商店都要调整。如果轻率地并厂并店，就会给经济生活带来很多不便。”（《文稿》，第271页）“如北京卖蔬菜的，过去推车到胡同去叫卖，现在组成了联营小组，发固定工资，他就不到胡同里去叫卖了，老百姓很不满意。”（《文稿》，第283页）实践证明，离开了生产的发展，群众需要的满足，来抽象地谈论高级与低级，那是毫无意义的，是没有客观标准的。集中生产、集中经营和分散生产、分散经营，是经营方式的问题。作为经营方式，它是组织生产、交换、分配、消费的具体形式和方法，包括生产规模、劳动组织形式、经营方法和管理形式等，是生产关系的具体形式，这主要受生产的特点和生产力水平所制约。社会经济生活中，的确既存在着以私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也存在着以公有制为基础的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集中与分散并不标志所有制的性质。即使是个体经济性质的分散生产、分散经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也只是处于“为辅”的位置上，而且也还受到社会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法律的制约。
经营方式需要有集中有分散，并不是某些人的主观爱好，而是有着它的客观条件。《文稿》分析得很具体，一是发展生产的需要；二是满足人民需求。“手工业一般带有分散性、地方性”，“人民对于日用消费品的需要是多样的，经常变化的”，“小工厂统统并成大工厂，那就不能适应人民消费方面的多种多样和经常变化的需要”，“小商店，摊贩、挑贩中的广大部分是散布在居民区中间的，这些分散在居民中的小商贩是我国商业中今后长期需要的一种经营服务形式”（《文稿》，第288页）。由于过分强调集中，结果生产中品种减少，质量下降，商业服务上，分工不细，业务不精，北京的馄饨担，上海的白糖莲心粥也都会受到影响，这对人民对国家都是不利的。
当然，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难免会带来一些新的问题。所以，我们要把集中经营与分散经营结合起来，加强集中经营对分散经营的计划指导，加强工商行政管理，运用税收、贷款、价格等经济手段和必要的行政手段，鼓励对国家、对生产、对人民需要的积极的方面，限制其消极方面。在这个问题上，我们要两利相权取其重，两害相权取其轻，有利无弊的事是没有的，怕乱而取消分散生产、分散经营，那就只能是因噎废食了。
（四）讲求经济效益，实行经济核算制，把增产与节约结合起来
社会主义经济必须讲求经济效益，这是陈云同志关于社会主义经济建设的又一个非常重要的指导思想。从《文稿》中我们可以看到，讲求经济效益，是陈云同志考虑一切经济问题的根本出发点。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我们党总结了新中国成立后30多年来经济工作正反两方面的经验，理出了一条经济建设的新路子。这条新路子的核心就是要提高经济效益。学习陈云同志关于注意经济效益的论述，对于我们走好这条新路子，推动国民经济的稳定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社会主义经济的本质，要求加强经济核算，努力提高经济效益，以尽量少的活劳动消耗和物质消耗，生产出更多更好的符合社会需要的产品，把发展生产和厉行节约结合起来。马克思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大纲》中指出：“真正的经济———节约———是劳动时间的节约（生产费用的最低限度———和降低到最低限度）。而这种节约就等于发展生产力。”《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6卷，第218－219页）马克思还曾以肯定的语气引用李嘉图的话说：“真正的财富在于用尽量少的价值创造出尽量多的使用价值，换句话说，就是在尽量少的劳动时间里创造出尽量丰富的物质财富。”（《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26卷，第281页）陈云同志在《文稿》中也一再强调要讲求经济效益，必须实行经济核算制，反对供给制思想，反对浪费。陈云同志说，我们“必须学会经济核算，算一算账，力求省一点。要计算成本，出一个成品要多少工，市场上是什么价格，等等，都要计算好”（《文稿》，第119页）。“以前我们的经济工作搞的是‘供给制’，不是经济核算制，现在要改变”，“我们针对着供给制的思想，提出一个经济核算制”（《文稿》，第119页）。他无论对农业、工业、基本建设、交通运输业、商业以及其他各项经济建设事业，考虑一切问题，采取一切措施，都把讲求经济效益当作一项根本的要求。陈云同志认为，“在目前情况下，只能有重点地进行工业投资，先解决石油的问题，将来还要解决发电的问题，铁路的问题，等等。搞工业要有战略眼光。选择地点要注意资源条件，摆在什么地方，不能不慎重。”（《文稿》，第97页）第一汽车制造厂为什么不能设在北京、石家庄、太原和西安，最后决定设在东北？陈云同志是从供电条件、钢材、木材来源及运输条件的比较中选定的。陈云同志说：“一说办工厂，大家非常热心，但事先往往不设计。解放前，我们在太行山修过铁路，事先没有勘察设计好，从两头修起，修到中间碰上一座大山，过不去，后来又拆掉了。有的地方开煤矿，上边的房子、机器都弄好了，但最后发现煤层很薄，只好停止开采。解放后，天津盖仓库，和打仗一样，一看地形，说这个地方好，就在这里盖房子，一下雨，仓库塌下去了。像这样的冤枉钱不知花了多少。我们是政治家、军事家，还不是企业家。外行办事总是要吃亏的。偶然浪费少数钱尚可请人民原谅，老是浪费，年年如此，人民是不能原谅的。钱是老百姓的，我们不能拿老百姓的钱开玩笑。”（《文稿》，第118－119页）“搞基本建设，事前一定要设计。一般的工厂设计工作要一年以上，要看这个地方的地层怎么样，水够不够，水的化学成分对锅炉有什么损害，等等。”（《文稿》，第119页）还强调“加强投资的计划性”，“只凭热情和愿望，在动工以前，缺乏切实的设计和必要施工计划，因此个别兴建工程，或则中途改变，或则重建，使国家蒙受不少损失。这种现象，必须尽力避免”，“不仅为了使国家在现金运用的迟早上，力求合理，更主要的是为了减少国家在经济文化建设中的浪费”（《文稿》，第109页）。在商业和外贸上，陈云同志也很重视经济效益。他说：我们“要搞的是经济，不要搞‘政治经济’。譬如，货物从上海出厂，转到天津、北京再到保定，然后再到石家庄，这个路线不是按经济原则，是按着政治系统，像这样做买卖怎么能不赔账呢？”（《文稿》第119页）他讲：“做生意的要在竞争中取胜，只能听从顾客的要求，不能由生产单位主观决定。”“为了多出口，就必须根据国际市场的要求组织生产，搞好出口商品基地”，“基地出产的东西，生产稳定，产量大，质量好，成本低。我们现在把这一套打乱平分，是不合乎经济原则的”。陈云同志强调指出，“无论外贸内贸，都要像个做买卖的样子”，要算大账，也要算小账。“不能只想做大生意，只是大进大出，而要该大则大，该小则小”，“现在我们的国营商店好像阎王老子开酒店，谁敢进来。这种‘官商’习气非去掉不可！”（《陈云文稿选编》，第118—119页）陈云同志针对当时经济结构不合理，供、产、销脱节，比例失调，严重影响经济效益的情况，还提出，在所有制社会主义改造的同时，要结合进行经济结构的改组，“要使社会所需要而生产不足的行业得到发展，社会不需要或需要较小而生产能力有多余的行业加以控制以至淘汰某些工厂”。“把先进工厂的任务让给落后工厂，这在经济上是很不合理的”（《文稿》，第261页）。我们不难看出，陈云同志是十分重视在生产、基建、流通各个领域中建立经济核算制，厉行节约，克服浪费，重视和讲求经济效益的原则的。
长期来，由于在经济建设中存在着“左”的指导思想影响，算政治账，不算经济账，片面追求高指标、高速度，忽视经济效益，加上“文化大革命”十年内乱的破坏，以及其他的客观原因，所以我国经济建设的效益很不理想。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总结了历史经验，逐步确定了一条以千方百计地提高生产、建设、流通等各个领域的经济效益为核心的经济建设的新路子。围绕提高经济效益，在思想上、工作上开始“五个转变”：从重点抓产值、产量，转向注意抓产品质量、品种、消耗、成本；从主要抓增产增收，转向既抓增产增收又注意抓节支增收；从主要抓外延扩大再生产，转向注意抓内涵扩大再生产；从不大重视科学技术作用，转向注意抓科学技术工作；从只抓生产，转向生产、经营一齐抓。目前正在进行的企业整顿工作，也是把提高经济效益作为出发点和落脚点。总之，在贯彻执行党中央一系列方针政策中，我们经济工作进一步走向扎实、细致、有效，我们的经济情况开始走上了稳步健康的轨道。
（五）坚持社会主义方向，反对资产阶级腐蚀
我们的奋斗目标是要建设现代化的高度文明、高度民主的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现在正在进行的体制改革，正是为了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使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充分发挥出来。《文稿》反映了我们党在建设社会主义问题上，把马克思创立、列宁发展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同中国革命实践相结合的过程。实践在发展，认识也随着深化。正像恩格斯在给奥托·伯尼克的信中说的，“我认为，所谓‘社会主义社会’不是一种一成不变的东西，而应当和任何其他社会制度一样，把它看成是经常变化和改革的社会。”（《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7卷，第443页）这就为我们提出了一个经常的学习任务。我们要学习自己的经验，也学习别人的经验；既要从成功的经验中学习，又要从失败的教训中学习；我们要学习社会主义国家进行经济建设的经验，也要学习资本主义经济管理中有利于我们的东西。一句话，广采众家之长，为我所用，目的则在发展社会主义经济，更好地坚持社会主义方向。
既要学习，就得接触、了解和研究别人的经验，甚至是资本主义的东西。如何正确认识，具体分析，确是现实中的一个大问题。把一切拒之于千里之外，实行闭关锁国的老办法，当然不行；把精华与糟粕不加分析，统统拿来，也会不利于社会主义事业。《文稿》中，陈云同志关于同民族资产阶级打交道既要进行联合又要进行斗争的思想，对我们今天仍然有现实的指导意义。陈云同志说：“和资本家混在一起，把自己的立场丢掉了，腐化了，是不对的；不和资本家来往，放弃对资本家的改造和教育，也是不对的。要有来往，又不腐化。”（《文稿》，第268页）“和资本家离得远远的，采取‘隔离’办法来避免资产阶级思想的侵蚀行不行？不行。资产阶级思想是客观存在，即使所有制改变了，还会长期存在。同资本家相处，当然要提高警惕，因为资产阶级思想是随时可以影响我们的，但不必害怕，害怕是没有用处的。”（《文稿》，第307页）在陈云同志这些重要思想观点指导下，同民族资本家实行又联合又斗争方面取得了丰富的成功经验。现在看来，这些事情好像都已经过去了，可是，对于我们现在处理同我国港澳资本家的关系，处理同国际资本的关系，这些经验，这些原则、策略、方针和政策，仍然给我们很大的教益。我们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同中国港澳资本家、同国际资本的经济交往、合作和斗争中，既要敢于同他们打交道、做生意，引进资金和技术，又要保持清醒的头脑，坚持社会主义原则，自觉抵制资本主义腐朽思想和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侵蚀，做一个坚定的、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我们学习《文稿》坚持这样的观点和原则，正确执行今天的对内搞活经济和对外开放的政策，我们的社会主义制度肯定会更加完善和巩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事业，肯定会大步前进。
三、学习《文稿》的方法
《文稿》不仅是一本经济理论著作，而且是一本创造性的科学社会主义理论著作，还是一本哲学思想丰富的著作，也是一本对党的建设作了一系列重要论述的著作。在这里，我认为，学习方法对头不对头，对能否弄懂《文稿》基本内容和精神实质，取得更好的学习效果，关系很大。我们学习《文稿》，如果采取形而上学的方法，以孤立地、静止地就事论事的方法读《文稿》，那就不可能真正读懂，不可能深刻理解，学习效果不会好。要学好《文稿》，就得学习陈云同志怎样从当时的具体情况出发，运用唯物的观点、辩证的方法分析问题，提出解决问题的方针、政策，只有这样，才能掌握《文稿》的精神实质，才能深刻体会《文稿》中阐述的理论、原则、方针、政策及其重要意义。所以，我们认为在学习《文稿》的方法上要注意以下三点；
第一，学习这本《文稿》要同另一本《文稿》联系起来学。即在学的这本《文稿》是1949年8月到1956年8月，上半年大家学过的那本《文稿》是1956年9月到1962年3月。时间上，现在学的这本在前，另一本在后。按历史发展顺序，前一本是反映基本完成社会主义改造的7年，后一本是社会主义改造以后的6年，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时期。不论是前7年，还是后6年，不论是社会主义改造，还是社会主义建设，不论是经济恢复时期，还是大规模经济建设时期，贯穿两本《文稿》的一根主线，也可以说是陈云同志观察、处理一切经济问题的总的指导思想，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从我国国情出发，社会主义改造和社会主义建设走中国式的道路。《文稿》中对经济工作的一系列主张、观点，思想、理论之所以正确，之所以经得起考验，主要原因就在于这些主张、观点、思想、理论是建立在实事求是，从实际出发的基础之上的。学习陈云同志这一根本指导思想，回顾新中国成立多年来走过的胜利和曲折的道路，总结正反两方面的历史经验，对我们在新的历史时期，切实改变长期以来在“左”的思想指导下的一套老的做法，真正从我国国情出发，坚定走中国式社会主义道路，走出一条符合中国国情的经济建设新路子是具有十分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和深远的理论意义的。
另外，陈云同志提出经济工作的一系列重要主张、观点、思想、理论都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如陈云同志在这本《文稿》中对所有制形式、计划管理形式、经营管理形式、分配形式等方面提出的重要的主张和观点；如在强调高度集中管理的同时，又指出不能集中过多、统得过死，集权和分权相结合，既要大计划，又要有小自由，既要统一经营，又要有分散经营等重要主张和观点，在后一本《文稿》中明确概括为“三个主体”和“三个补充”，这就更明确更系统化了。这样联系起来学，可以领会陈云同志的主张和观点是怎样随着实践的发展向前发展的，就能更完整、更准确地掌握陈云同志的经济思想。
第二，学习《文稿》要同学习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特别是即将召开的党的十二大文件结合起来。通过学习《文稿》，加深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路线、方针、政策，党的十二大提出的经济建设的指导思想和原则。我们现在进行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所碰到的问题中，许多都是当年陈云同志提出过和讨论过的问题。当然，同过去相比，现在的情况和条件已经发生了新的变化，具有新的特点，因而我们也不能不采取一些新的方针、政策和措施。但是，陈云同志当年分析和解决我国经济问题的基本思想、观点、方法和理论，现在仍有巨大的现实指导意义。比如我上面介绍的五个方面的内容，以及关于经济建设和人民生活必须兼顾、平衡的思想；关于如何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做好计划工作的思想，关于按比例的法则必须遵守，但各个生产部门之间的具体比例，在各个国家，甚至一个国家的各个时期，都不会是相同的思想；关于我国因为经济落后，计划中的平衡是一种紧张的平衡，而紧张决不能到平衡破裂的程度的思想；关于整个计划最薄弱环节是农业生产，应该充分重视粮食生产的思想；关于技术人员是实现国家工业化不可缺少的力量，是我们的“国宝”的思想；关于高级领导人要提高革命觉悟的思想，等等，对于我们正确理解和自觉执行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路线、方针、政策，对于我们学习好、贯彻好党的十二大文件精神，对搞好现阶段的经济调整和经济改革，革新和完善社会主义制度，充分发挥社会主义制度优越性，建设社会主义四个现代化，都是至关重要的。这样结合起来学，在学习《文稿》中，就能抓住重点，理论结合实际，深入思考，学习效果就会比较好。否则，读完一本书，49篇，21万字，抓不住重点，得不到要领，什么是重点文章、重要论断分不清，什么是重要的思想、观点抓不住，什么是最基本的经验体会不到，学习《文稿》与四化建设实际联系不上，这样学习效果就不会好。
第三，学习《文稿》要同总结经验，改进工作结合起来。毛泽东同志说，对于马克思主义的理论，要能够精通它、应用它，精通的目的全在于应用。如果你能应用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观点，说明一两个实际问题，那就要受到称赞，就算有了几分成绩。被你说明的东西越多，越普遍，越深刻，你的成绩就越大。在学习《文稿》中，要联系本部门、本单位的工作实际，要联系自己的思想实际和工作实际。《文稿》最后一篇最后一句就是“总结经验，提高工作”。我们要通过总结工作，进一步清除经济工作中的“左”的错误影响，要划清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党的正确路线、方针、政策同过去“左”的那一套的原则界限，切实吸取教训，同时，也要注意反对脱离社会主义轨道的右的资产阶级自由化的影响。学习陈云同志关于要警惕资产阶级腐蚀的思想，要对照一下我们自己在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社会生活等方面有没有受资产阶级腐蚀，是否保持了共产主义纯洁性？怎样做一个清醒的有作为的马克思主义者？
最后，我引用胡耀邦同志的一段极为重要的讲话作为我今天发言的结束。胡耀邦同志最近在中央党校中青年干部学习班上讲话中指出：四个现代化是否有希望，要看干部能不能“四化”。并提出：“要摆好客观事物不断发展和不断学习的关系。任何事物都是不断向前发展的，因此每个同志都要研究新情况，解决新问题，就整个而言，我们的干部知识水平低、文化程度低、专业知识差。建议大家花些功夫着实读点书：第一，要学习马克思主义理论，还有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的重要文件，都是马克思主义的文件，都要看；第二，学一点历史；第三，学一点语文，包括古文；第四，学一点自然科学知识；第五，学一点国际政治；第六，多少要懂一点文艺。书本是前人积累的经验，不要轻视。要成为一个成熟的理论与实际统一的马克思主义者，不认真大量读书是不行的，也许至少需要阅读两亿字的书。当然，只读书还不够，还要深入调查研究，这也是最好的学习办法。这就是毛泽东同志说的，社会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遇事要开动脑筋想一想，不要随声附和，人云亦云；要学会独立思考、独立判断、独立负责。”
（此文系1982年8月24日在浙江省级机关党委干部培训班上的学习辅导报告，刊于浙江省机关党委《学习辅导材料》和杭州市委党校《教学内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