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小平同志在最近的重要谈话中精辟指出：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揭示，是我国社会主义建设历史经验、特别是10多年来改革开放新鲜经验的科学总结，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是具有重大的理论意义和现实意义的科学论断。
一、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是以唯物辩证法为理论基础的
我们知道，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根本规律，是唯物辩证法的核心。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联结、互相依存、互相渗透、互相贯通，这就是矛盾的统一性或同一性。矛盾双方互相分离、互相对立、互相排斥、互相否定，这就是矛盾的斗争性。对立双方既统一又斗争，使矛盾双方在一定条件下互相转化，对立面的斗争是实现转化的决定力量。唯物辩证法告诉我们，一切事物都处于运动、变化和发展之中，推动事物运动变化和发展的根本原因在于事物内部的矛盾性。由于同一性是有条件的、相对的，斗争性是无条件的、绝对的，所以，事物的静止状态是相对的，运动发展是绝对的。
国民经济是一个庞大而复杂的有机整体。其内部各个部门之间互相依存、互相制约，只有在一定条件基础上相互协调、按比例发展，才能使国民经济运行处于良性状态，达到发展速度较快、效益较好的目标。历史经验证明，凡是在稳定和协调基础上的高速发展，是扎扎实实的、有效益的速度，都是成功的。反之，凡是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破坏稳定和协调的所谓“大跃进”，结果得不偿失，都是失败的。所以，稳定和协调是经济发展快、效益好的前提条件，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稳定和协调又是相对的。随着经济社会的发展和外部环境的变化，稳定、协调的条件或基础必将发生改变，原来的稳定和协调也必将被打破，只有在新的条件和基础上建立起新的稳定和协调，才能保障国民经济更快更好地发展。社会主义经济的运行规律和形式是：在平衡中发展，发展中冲破旧的平衡，出现新的不平衡，然后在新的条件基础上建立新的更高水平的平衡。平衡是相对的，不平衡是绝对的。经济自身的发展，是互相依存、互相制约的矛盾运动。经济过度失衡固然不好，但绝对均衡也是做不到的，况且平衡也要随着经济发展而发展、条件变化而变化。国民经济发展中出现不平衡，认真调整就是了。国民经济迅速发展的过程，就是矛盾不断产生和解决、实现相对稳定和协调的过程。如果不以发展观点来认识和对待稳定和协调，就会变得谨小慎微，不敢解放思想，不敢放开手脚，结果是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因此，不能把稳定和协调看成是绝对静止的、凝固不变的，一定要在动态和发展中不断求得新的更高水平的稳定和协调。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对于我们这样发展中的大国来说，经济要发展得快一点，不可能总是那么平平静静、稳稳当当。要注意经济稳定、协调地发展，但稳定和协调也是相对的，不是绝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是我国20世纪90年代国民经济发展战略的根本指导思想。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我们要坚决地全面地遵循这一根本战略指导思想，抓住时机，发展经济，使整个国民经济上一个新台阶。
二、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是社会主义本质的客观反映
邓小平同志深刻指出：“社会主义的本质，是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消灭剥削，消除两极分化，最终达到共同富裕。”（《邓小平文选》第3卷，第373页）社会主义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是基本适应生产力发展要求的，能够容纳生产力以资本主义所不可能有的速度向前发展。但是，社会主义社会特别是它的初级阶段，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还不完善，还存在着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一些环节和方面，束缚和阻碍着生产力发展。这一基本矛盾的性质和特点，一方面表明了社会主义稳定、协调发展的客观必然性；另一方面决定了要通过自身改革，解决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与生产力之间的矛盾，革除束缚生产力发展的障碍和羁绊，完善社会主义制度，进一步解放生产力，发展生产力。
生产力是最活跃最革命的因素，是社会发展的最终决定力量。它决定生产关系并且进而决定人们的政治关系、思想关系等全部社会关系。社会主义制度的巩固和发展，即由不完善走向完善、由初级阶段走向高级阶段，最终取决于社会主义社会生产力的高度发展。因此，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是发展生产力。早在140多年前，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就用通俗简练的语言，把无产阶级夺取政权以后的首要任务，概括为“尽可能快地增加生产力的总量”。只有发展生产力，才能真正发挥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邓小平同志在粉碎“四人帮”后不久曾指出，按照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来讲，正确的政治领导的成果，归根到底要表现在社会生产力的发展上，人民物质文化生活的改善上。如果在一个很长的历史时期内，社会主义国家生产力发展的速度比资本主义国家慢，还谈什么优越性？后来，邓小平同志又反复强调，社会主义要消灭贫穷，贫穷不是社会主义，更不是共产主义。所以，社会主义的优越性就是体现在它的生产力要比资本主义发展得更高一些，更快一些，体现在生产力发展的基础上，逐步改善人民的物质文化生活。1987年，他更尖锐地指出，要进一步建设对资本主义具有优越性的社会主义，首先必须摆脱贫困的社会主义，现在虽说我们也在搞社会主义，但事实不够格。只有到了下世纪中叶，达到了中等发达国家水平，才能真的搞了社会主义，才能理直气壮地说社会主义优于资本主义。他在最近重要谈话中深刻指出，革命是解放生产力，改革也是解放生产力。要坚持“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不坚持社会主义，不改革开放，不发展经济，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死路一条。邓小平同志的这些论述，指明了全部问题的实质所在，即社会主义到底优越不优越，够格不够格，首先要看生产力发达不发达。因此，从这个意义上说，发展生产力是关系到社会主义兴衰成败的根本问题。
固然，稳定和协调是社会主义优越性的一种表现。资本主义生产方式存在生产社会化和生产资料的资本主义私人占有制之间的基本矛盾，必然发生周期性经济危机，资本主义经济发展是无政府状态的，因此，从根本上说，它不可能实现稳定和协调。而社会主义的生产资料公有制是与生产社会化相适应的，生产目的不是为少数剥削阶级的利益服务，而是为了保证最大限度地满足整个社会不断增长的物质和文化的需要，社会主义的有计划商品经济与之相适应的计划和市场相结合的经济运行机制，实现按比例协调发展，不再为周期性的经济危机所干扰和破坏，国民收入是按照有利于人民利益的原则进行分配的，其中个人消费基金实行按劳分配，等等。在这种经济制度下，国民经济的稳定、协调的发展具有客观基础。但社会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归根到底还是体现在它能够解放生产力，使生产力比旧制度下发展得快得多，并能通过不断的自我调整继续克服生产关系和上层建筑中束缚生产力发展的因素，创造出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所以，只有在发展速度上最终超过资本主义国家，逐步缩小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差距，社会主义最本质的优越性才能真正充分体现出来。因此，稳定和协调本身不是目的，它们都是为发展服务的，发展才是硬道理。
三、稳定和协调是相对的，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一科学论断，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历史经验的科学总结
新中国成立以来，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经历了四个发展时期。首先是迅速恢复国民经济并开展了有计划经济建设的时期（1949—1956年）。在这期间，全国绝大部分地区基本上完成了对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革命解放了生产力，经济建设取得了重大成就，特别是从 1953 年到1956年，一批为国家工业化所必需而过去又非常薄弱的基础工业建立了起来。全国工业总产值年均递增19 。6%，农业总产值年均递增4 .8%。经济发展比较快，效益比较好，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比较协调，市场繁荣，物价稳定，人民生活显著改善。这一时期，取得了在稳定和协调基础上，求得经济较快发展的成功经验。
接着是开始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的10年（1957—1966年）。在这期间，既有不顾客观条件和可能发动的所谓“大跃进”运动，严重破坏了综合平衡，忽视了稳定和协调，结果欲速则不达，以致造成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教训，又没有注意稳定和协调，调整比例关系，搞好综合平衡，并相应采取一系列改革管理体制的措施，致使国民经济发展遭受严重挫折。比如，从1958年到1960年的3年“大跃进”，片面地、过快地发展重工业，使国民经济重要比例关系严重失调，从而造成了农业生产的下降和以后两年工业生产的大幅度下降。据统计，1958年到1962年，社会总产值年均下降0 .4%，农业净产值年均下降5.9%，轻工业年均下降2%，重工业每年只增长3%，国民收入年均下降3.1%，社会劳动生产率年均下降4.7%，居民消费水平年均下降3 .3%。针对国民经济严重困难的局面，1960年冬，党中央对国民经济实行了“调整、巩固、充实、提高”的正确方针，采取了调整主要比例关系，改革管理体制等一系列措施。经过不到两年时间的努力，国民经济又获得了新的发展。从1963年到1965年的3年间，工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5 .7%，其中，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7 。9%，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1 。1%，国民收入年均增长14 .7%。当然，这是带有恢复性的增长。到1965年底，国民经济的农、轻、重比例关系，在新的基础上实现了稳定、协调发展，物价稳定，人民生活也有了改善，国民经济重新出现了欣欣向荣的景象，从而进入一个新的发展时期。
不幸的是，“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使我国的经济生活又处于无政府与半无政府状态（1966—1976年）。在这个时期，尽管1975年的全面整顿，对于消除“左”倾错误所带来的严重后果，起了很大作用，国民经济由停滞、下降转为上升，然而，好景不长，1975年11月，又错误地发动了所谓“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被说成是“复辟”，致使正在得到纠正的“左”倾错误重新恶性发展起来，正在走向安定团结的政治局势又陷入混乱；正在趋向好转的经济形势也再度恶化。总之，“文化大革命”十年动乱，破坏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稳定，造成了国民经济比例关系的严重失调，导致了经济建设遭受严重挫折，人民物质文化生活水平下降，致使整个国民经济处于崩溃的边缘。
1978年12月，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国民经济的发展进入一个新的历史时期。在这时期，全党、全国人民坚定不移地贯彻执行党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基本路线，积极推行全面改革，进一步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求得平衡，实现持续、稳定、协调发展。这是新中国成立40多年来最好的发展时期。据统计，从1981年到1990年的10年，社会总产值年均增长10 .7%，工业总产值年均增长12 .6%，农业总产值年均增长5.9%，国民收入年均增长8.7%。这是在较高基础上的持续增长，综合国力大大增强，人民物质文化生活得到了显著改善。尤其是1984年至1988年，经济发展比较快。这5年，共创造工业总产值6万多亿元，年均增长21 .7%；吃、穿、住、行、用等各方面的工业品，包括彩电、冰箱、洗衣机，都有大幅度增长。钢材、水泥、煤炭和石油等生产资料也有大幅度增长。此期间我国财富有了巨额增加，整个国民经济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当然，在国民经济高速发展中，一时也难免产生一些新情况和新问题，比如，货币发得多了一点，物价波动大了一点，重复建设比较严重，造成了一些浪费，可是，没有伤害整个国民经济发展的机体、机制。然后，经过3年治理整顿，虽然发展速度稍慢一点，然而，实现了在新的基础上建立起更高水平的稳定和协调，于是国民经济继而又出现新的高速发展的好势头。
历史经验证明，稳定是改革和发展的前提。没有稳定的政治环境与社会秩序，没有稳定的经济环境与经济秩序，扭住经济建设中心不放，集中精力搞改革，这是不可能的。但是，改革和发展又是稳定的基础。如果不根本改革阻碍生产力发展的旧经济体制，就不可能把被束缚的生产力解放出来，没有生产力的迅速发展，创造出巨大的财富，使综合国力增强，人民得到实惠，也就不可能有真正的稳定。财大气粗，手头东西多了，我们在处理各种矛盾和问题时就立于主动地位；反之，没有东西，或东西很少，长期处于贫穷落后的境地，想稳定也稳定不了。所以，发展和改革是主导的，同时发展、改革与稳定又是相辅相成的。因此，我们要树立辩证的稳定观，以改革促发展，以发展促稳定，以稳定保改革、保发展。
当前，我国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面临着极为有利的机遇。一方面，经过10多年的改革开放，国民经济有了很大发展，综合国力大大增强，经济技术基础更厚实了，束缚生产力发展的旧体制已进行了重大改革，新体制正在逐步建立，外向型经济也有了长足发展，经过3年的艰苦努力，治理整顿的主要任务已经基本完成，为进一步改革开放和经济建设迈出更大步伐创造了有利条件，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和民主法制建设都取得了新的进展，有力地维护了安定团结的政治局面。另一方面，世界旧的格局已经打破，新的格局尚未形成，正朝着多极化方向发展，和平与发展仍是世界的主流。由于我国坚持独立自主的和平外交政策，打破了一些国家对我国的制裁，对外交往和交流进一步扩大，特别是同周边国家的睦邻友好关系的发展是前所未有的。总之，现在，国内条件具备，国际环境有利，再加上发挥社会主义制度能够集中力量办大事的优势，在今后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很长过程中，出现若干个发展速度比较快、效益比较好的阶段，是必要的，也是能够办到的。机不可失，时不我待。我们要抓紧时机，集中力量，进一步加快国民经济的发展，把建设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事业更快地推向前进。
（此文1992年5月刊于《学习与思考》第5期，并被收入浙江省委宣传部编辑的《邓小平南巡讲话学习论文集》，浙江人民出版社出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