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一章里，罗杰·金描述了大学从中世纪时期到目前的发展，指出了民族国家的重要影响（尤其在现代）。各民族国家一直把它们的大学看成在执行国家的经济和社会政策中具有重要意义的资源。正如我们将要看到的那样，这种持续的重要性及其所造成的压力使大学面临困境。一方面，大学从国家那里获得许多资助，也要服从日益增多的社会和政治的目标；而另一方面，大学正越来越国际化并在其活动中相互合作。这不同方面的紧张状态将如何解决或朝何种方向去解决，现在还不清楚。
但这并不是说，大学和国家的关系在所有国家中完全相同（如同在第一章中已注意到的那样）。每个民族国家的政治目标不同，所以大学的体制也不同，不仅在各国的法律和管理框架内大学的运转不同，而且大学的结构和文化在许多方面也各异。不难识别各高等教育制度具体的国家特征。
不过正如在第一章中所阐明的那样，欧洲大陆的大学体制也有许多共同的特征，但美国的大学则无这些特征。此外，英国的大学（如同英国的许多方面一样）在某种程度上介于欧洲大陆和美国之间。在前一章已描述了产生这些差异的历史和文化的因素，我们现在试图进一步考察大学和政府如何应对日益尖锐的全球化挑战。
全世界的大学面临同样的问题，许多问题把压力和机遇结合在一起。集中注意三个最重要的问题将是有益的。首先，公共资金的削减在许多国家是相同的，至少按照每个学生所获得的资助来看是如此，虽然为了部分地应付高等教育体制总体规模的扩张，资金的绝对数已提高了。也许有点自相矛盾，但无疑是这样，随着各国大众化高等教育体制的建立，如果不是按照单位（即按人均数）来计算的话，政府总支出的增加提高了政府对大学工作的期望值和要求，尽管事实上现在政府在总的教育开支中承担的比重在减少，这使某些大学感到无比愤怒。以上这些情况导致国家对大学加强了控制，包括采取各种措施，旨在使大学在使用公共资金方面做得更透明。
其次，对高等教育的挑战来自于通讯和信息技术的快速发展，这种发展创造了一个通常被称为知识社会的新社会。这些技术直接对教育学产生了影响，同时提出了一些问题，诸如大学怎样更好地运用这些技术来教育学生以获得最好的学习经验并使学生获得各种技能以应对“联网的”世界。在这些经验和技能中，包括了终身继续学习的能力，而继续学习是为了获得新的技能，因为老的技能正以一种更快的速度被淘汰。作为回报，大学要开发适合各种年龄的成年人的需要的教学计划。
再次，全球化（尤其是跨国高等教育的发展）向大学提出了重大的考验。大学跨越国界，这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技术变革所产生的日益增长的潜力，大学有了这种潜力来承担这种跨国教育的活动；另一部分的原因是由于世界范围内对高学历人才的普遍需求，对就业技能的普遍需求，而这种技能对于有竞争力的组织和国家来说是必不可少的。对这一点在以后各章中还将进一步详细论述。跨国高等教育是一个“两面怪”，因为有些大学把它看作是一种威胁，而另外的大学把它看作是一种机遇。
欧洲的大学和美国的大学对这些挑战的反应在本质上是不同的，不同之处既表现在哲学思想上，也表现在实践中。在欧洲，大学既受到历史和文化的影响，同时也受到欧盟的独特影响。欧盟及其执行部门（欧洲委员会，European Com-mission，EC）的各种计划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刺激，促使人们重新思考一种欧洲大学的理念，并且更重要的是，促使大学考虑提高其合作的水平，促使人们创建一种更统一的全欧洲的高等教育体制。对欧洲在这些方面的发展的讨论将是本章的主要内容。但是因为大学中的任何变化总是受到历史的影响，所以我们需要考察欧洲和美国的特殊背景以更好地理解当代欧洲和美国对于大学的“理念”的理解的变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