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章已经打算说明，随着高等教育的边界越来越具有渗透性，一些传统的东西已发生了变化，诸如在何地接受教育（对学生和教师的地理和国家的定位）以及学习的层次（例如，无论是技术性的、职业性的甚至更高级的）等问题已较难回答，高等教育的边界越来越难以严格地区分。提供高等教育的新的形式和机构看来正在对长期存在的大学的垄断地位提出挑战。一种渐增的多样化的前景开始出现。这种发展提出了这样一些问题，例如“高等教育是由什么构成的”以及从根本上讲“它重要吗”？
这里所描述的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发展表明，传统大学的领域和特权正在遭受挑战，如果还不算围攻的话。美国管理学权威彼得·德鲁克（Peter Drucker）坚持认为，大学的丧钟即将敲响，“30年后，庞大的大学校园将成为遗骸，大学将无法幸存”［德鲁克（Drucker），1997，第127页］。但是，正像前几章所指出的那样，大学已经至少存在了900年，即使大多数大学是现代的产物，但认为大学作为一种机构将在几十年内不再存在，这种看法也许是草率的。它们或许会发生变化，某些变化甚至是戏剧性的，但不会不受重视。
无边界高等教育的发展对现有的传统大学创造了机遇又提出了挑战。从上面所概括的四点中，我们可以大致了解新的高等教育机构将如何一起满足政府和学生的要求，这预示着，作为可能的选择，新的大学与传统的大学之间将既有竞争又有合作。
很显然，不管怎样，国家和高等教育机构都必须富有革新精神和积极性，以抓住机遇。一位世界银行的高级顾问说：
如果没有一个对所有国家和机构的明确的行动计划，也可能需要有一个基本的前提，从而明确高等教育系统是如何有效地为各个国家的发展做出贡献，以及各个机构在这个系统内如何有选择性地发展。［萨米（Salmi），2000］
世界各地的政府都意识到，一个受过教育的民族是创造一个公正的社会和推动本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尽管如此，用来建设所需的基础设施和支撑教育发展的财政资源并不总是存在的，尤其是在发展中国家和其他一些处于转型期的国家中。
确实，在许多发达国家中存在一种风险，即许多大学的资源正在紧缩，以至于它们必须越来越指望其他的资金来源，以便为它们的活动支付费用。作为一种增强国家能力的手段，在对公共经费没用过多要求的情况下，政府扩张高等教育的这种压力为新的（通常是私人的和盈利性的）高等教育机构提供了越来越多的机会。例如，在当前的《服务贸易总协定》的范围内，作为一种使外国教育机构在本国范围内更为方便地运行的手段，许多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宽泛的自由主义计划。
在无边界高等教育的活动中，每个机构的根本目的可能是多种多样的。经济上的考虑或许会伴随着更多的平均主义的和学术上的考虑，对传统的学术价值而言，这被认为是更容易接受的。比如，为了加强学术交流，把教师和学生置于更广泛的全球性知识和经验之中，或者帮助增强发展中国家公共机构的能力，等等。毋庸置疑，这些状况还在持续，虽然要了解这些活动开展得如何彻底并非总是易事，但也不会轻易地忽视有关机构参与无边界活动而增收的经济利益。
平均主义的例子之一，一种在全球化基础上提供开放的和免费的学习知识的机会，是麻省理工学院的“开放课程计划”（M IT Open-CourseWare project）。该计划制定于 1999年，其明确的目的是使应用于本科生和研究生水平的麻省理工学院的课程材料能免费使用。尽管没用提供麻省理工学院的奖励，这个从美国的两个慈善机构获得一千一百万美元启动资金的项目，提供了获得技术含量较高的课程材料的机会，而这些课程材料可以为一大批学者和学生所利用。如此以来，它就可以为其目的辩护，即“使教育权利民主化和对其进行改革”。或许需要指出两点。首先，这个计划表明，大学所拥有的，为学生和很多新的无边界高等教育机构所珍视的东西，就是颁发学位（而不是拥有诸如课程材料之类）的权力（通常是一种受到保护的垄断的权力）。其次，为了认识第一点，麻省理工学院或许会巧妙地把免费分发材料作为一种很好的推销手段，这将最终有可能使其维持或强化其在出售真正的“产品”，也就是学位时所具有的竞争优势。
在麻省理工学院中，更不公平（而非无足轻重）的是，所分配的资源完全基于技术，这就使得国家和社会群体在获得通讯和信息技术方面存在显著的不均衡。最近的世界银行报告（2002）在提到以前的状况时指出，发展中国家拥有超过世界人口的80%，却仅拥有世界互联网用户的5 。9%。而北美，虽然仅占世界人口的5.1%，其互联网用户却占世界的65 。3%。
伴随着无边界教育的发展，我们所关注的问题还包括以下这些：
● 国家政府期望新的无边界高等教育机构在无需公共资金的情况下拓展其能力，但能够对其进行充分的管理吗？
● 为了最有效地利用技术和在线学习，这些机构能否通过改变自身结构和过程，以强化学生（和教员）的学习经验，而不管其是基于商业化的无边界活动还是以传统为基础？
● 没有足够的藏书或者研究活动，新的无边界机构仅仅“选择”（cherry pick）最流行和最有利可图的学科领域，并在最低的成本基础上运行，这样会不会危害质量？
● 国际性的合作真的会为高等教育机构带来资源、为学生带来机会吗？而这在其他方面或许是不合适的？或者说它们会失败，并牵制国家用于国内其他用途的资金吗？
面对无边界高等教育扩展而带来的困境，各民族国家将如何回应呢？在一个越来越全球化和超国家化的时代，民族国家规范高等教育的形式的立法权是否已受到侵蚀并且是无效的？教育服务行业在《服务贸易总协定》协商范围内的自由化赋予了政府行业决策者以特别的和新的责任，要求他们为国家高等教育部门作出有见识的决策。
无边界高等教育中的学生已经改变了传统的第一级学位的学生的构成（他们原来主要是中学毕业生），转成了年龄较大的学习者，他们或者从事研究生学习，或者继续专业的发展，或者为寻求另一种工作而接受再培训。这些学习者通常并不要求（或者期望拥有）一种校园学习生活的“社会装饰”，他们具有更迫切的和工具性的需求，不管怎么样，他们的需求不同于年轻学生的需求，而年轻学生的需求至少在大学校园里是随处可见的。
20世纪的最后几十年见证了高等教育的合作、结构和实施（供给）等方面的许多实验。在新的千年里，这种状况似乎将会继续，而且将比以前更具竞争性、市场性和普遍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