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对现代大学目标的描述（特别是官方的描述），其中有一个特点，即把重点置于“人力资本理论”［迪林（Dear-ing），1997；麦金森（M arginson），1993］。简单地说，它表明了这样的观点，在不断发展的知识经济中，价值来源于一个国家全体国民所获得的教育和技能。生产力从有形的生产因素———比如土地、资本、机器等等转移到了个人。并且，国家的竞争优势趋向于依靠生产高于全球“价值链”的商品的能力和先进的通讯和信息技术，而不是低成本的生产和“底端竞争”（波特，1990）。这就需要受过较多教育和培训的人，他们灵活、适应性强，乐于不断学习。继而对一个国家来说，最好的投资应投入到全体国民，这意味着要投资到大学、学院和其他形式的教育机构。因此，在高等教育经费和国家竞争力与经济增长之间应该有一种合理的相关性［这看似如此，但是很难最终证明教育投资导致了经济发展。至少从经验上看，以下现象似乎是真实的，即对高等教育投入的增长实际上是经济增长的必然结果，而不是相反———见沃尔夫（Wolf），2002］。
在20世纪60年代，尽管人们越来越认为，经济发展取决于是否采用了正确的或相关的教育类型，但是在联合国及其行政部门的出版物中，开始出现对人力资本的假设，并且这些假设最终成为发展策略中不可缺少的东西。人们不断怀疑大学改革其课程和研究方向的能力，而这些改革旨在确实地促进经济的增长和提供雇主们所想要的东西，至少在某种程度上，这有助于从某些方面来解释90年代私立的和法人的大学的发展。然而在院校机构多样化的情形下，人力资本理论使人们更相信新大学的“能力课程”（capabilities cur-ricula）和教学功能的重要性。人们期待着，也许大学的等级和声望会有一个巨大的转变，这个转变越来越基于当代的而不是古代的标准。然而这一转变似乎并未发生。为什么？
随后，在某种程度上，具有各种政治主张的不同政府高度重视商业和应用研究，特别是技术科学和被称之为第2种样式的科学的发展。在这些领域中，创新和应用（商品／产品）变得迅速或集中。研究基金，特别是用于“较大的科研项目”的基金不可避免地流向了那些拥有很强的科研机构的传统大学，而不顾新大学“接近市场”的传统对日益增长的科研经费的需求。另一个原因可能是（和别的理论相比），人力资本理论较少将大学视为文化资本和不平等的再生产机构。这种观点认为，那些重要教育机构的目标是培养其性情适于在资本主义和先进社会中位居高位的人。这些人首先是从较高社会阶层中选拔出来的，然后把他们安置到相应的就业部门。因而，在大学分层中占据重要位置的精英大学为个体适应资本主义再生产所需的劳动职业分工而进行着社会的筛选。这个过程使精英学校具备这样的优势，就是在中立、功绩和民主开放的伪装之下，广泛地维持着社会和其他的阶级特权。
也许布迪厄（Bordieu，1977）是这种观点最著名的倡导者。布迪厄为把教育和成功的机会、社会流动紧密结合的理论提供了一个不同的视角。教育（尤其是高等教育）被视为再生产不平等的一个主要的过程。这来自于以下的假设，即学校、学院和大学的主要作用是不断再建有助于确定个体经济地位、社会地位的机制以及施加政治影响的工具。教育机构并不直接生产不平等的社会关系，而主要是通过布迪厄称之为“文化资本”的运作发挥作用。教育自身以这样的方式分层：即为形成个体不同的智力和社会特性提供不平等的机会，而这两者是决定个体劳动分工的主要标准。因此，精英大学趋向于招收来自较高社会阶层的学生，他们显示出行为上的、态度上的———以及智力上的潜力，他们将继续成为社会领导阶层的成员。和这些学生密切地、深入地在思想上打交道，有助于反复灌输文化的和可信的一些特征，这些特征预示着精英大学的招生方向及其成功。
当然，使用职业选拔中可见的和较高的标准，意味着在现存特权阶级的成员（和家庭）这一代和其后代之间不可能有直接的一一对应关系。甚至那些最富有、最聪明的人的后代有时也许很难获得教育上的成功，尽管在这些人面前有供他们任意支配的各类财富。但是总的来说，特权阶级能够为他们的孩子提供文化环境和其他支持，使他们尤其能够通过高等教育获得一席之地。院校的分层是个体职业选择与社会分层的工具（手段）。
我们应该明白，布迪厄正试图去解释不平等的结构及其再生产的过程，通过这些选择的过程，人们在阶级结构中处于不平等的地位。他很少涉及这样的前提，即现有的特权阶级能够为他们的孩子争取相似的有利条件。即使完全开放的竞争受到仅在理论上可行的文化真空的影响，教育机构的分层仍然能够再生产出不平等的体制，尽管这很可能是用一种更为冒险的方式。例如，牛津和哈佛大学仍然能够建立为领导职位培养新成员并保证雇主能雇佣到合适的人所需的重要机制。同时，毕业于较小的大学或拥有更为“职业性的”资格证书的学生会表现出他们的背景、特征和动机更适于被一系列所谓的次要的职业岗位所雇用。
象征性的标志和系统，包括一种特殊类型的教育机构的证书，都属于区别和分化、吸纳和排斥等文化过程的一部分，这些有助于社会的分层。在高等教育中，这种系统就通过诸如考试成绩、文凭和正式的公开选拔等表面中立的工具来运行。用布迪厄的话来说，生成较高专业阶层的精英教育机构和阶级“倾向”（habitus）的一种特定形式有关。
布迪厄的“社会资本再生产”理论也许在某些方面有助于解释为什么许多先进社会的政治领导人不愿抵制分层的大学体制的精英主义。投资政策，特别是对科研的不断增长的选择性倾向，似乎表示了对下述必要性的承认，即保证充分分化的院校机构能适应一个同样分化且不平等的社会体系的要求。
然而一定有更甚于此的解说。布迪厄的模式显示了大学分层系统中极其僵化的一面。它并没有超越以下原因所限，例如当经济的竞争性越来越强时，雇主也许就逐渐重视毕业生的技术和能力，这些毕业生从更为职业性的大学获得和经济密切相关的证书和经验，而传统的精英大学无法适应这样的社会经济需求。并且，左翼政府已经在不断地批评精英大学，指责这些大学对扩大社会入学政策的反应不积极，指责它们较少从一种更为广阔的社会基础层面来招收学生。科研和其他基金的集中也许更多地反映了这样一种共识，即认为大学的普遍扩大对公共资金来说是昂贵的，而较少地反映了政府支持传统特权大学的直接意愿。特别是大的科学研究项目始终很昂贵，而第2种样式的知识的生产和应用的本质表明，受到合理资助的“国家奖获得者”们（national champions）所建立的国际合作网络也许是唯一切合实际的前进道路。一些快速发展的国家，诸如中国和新加坡，它们把一些大学合并，并且对少数经过挑选的优秀大学给予重点资助，同时它们已经发现，扩大科学和技术的基础的手段是在全球“价值链”的较高水平上去追求创新和经济增长。在一个更具竞争性的和一体化的世界经济中，要获得比较大的利益，“世界一流”大学（即少数杰出的大学）被认为是必需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