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转而来说大学，如果我们以上没有持续地去发现政府或规章对大学的强烈影响（即使在最为“市场化”的时期，这种影响也是存在的），那就会令人感到意外。各国政府决定谁能够使用大学的称号、大学可以向本国的全日制学生收取多少费用；政府保证学术演讲的自由和教师的任期（以及终止任期）；政府可以要求大学必须从事研究（也可以取消这种要求）；政府可以利用一种制度在学费和拨款之间保持平衡（如果这个制度导致了意外的结果，诸如招生人数增长过快，政府可以更改这个制度）；政府可以要求大学对各方面的工作做出报告。当然，政府常常是作为一个实际上的独家垄断的买主而采取行动的，政府代表学生购买大学各种主要的服务，政府是一个单一的买主，或是买主的一个主要代表。
在许多国家中，这些权力并未阻碍各个政府去寻找进行干预的更多的原因，尤其是因为，当标有“大学”记号的杠杆被中央政府移动时，政府看来并未和任何东西相连接；或者，如果是这样，政府的行动也比较缓慢。通过援引自治权和其他为国家服务所必不可少的要求，大学似乎能够走它们自己的路。政府的回答就是进行拨款和评估，运用胡萝卜和大棒、奖励和制裁。即使当撤销对市场的管制规定的言论和法律程序上的自治权的重要性已膨胀起来时，政府的拨款和评估、奖励和制裁等这些东西已帮助削弱了学校许多自治的权力。对某些大学和观察者来说，除非政府完全撤销对学费的管制规定和允许更多的私人资金进入大学，否则，大学在财政方面自治权的缺失将继续使政府随心所欲地支配大学。
过去几年中，我们在许多国家里已目睹了政府对大学自我监管和专业自治的信心的下降，而这种监管和自治原本是为了保护消费者（尤其是学生），是为了确保学术的水准。相反的，各国已普遍建立了国家的制度和程序，以便评估大学的教学质量并且找到提高质量的途径［布伦南（Brennan），1999］。通常这包括建立一个国家机构来管理评估和学术审计过程，尽管在学校自我评估的层面上，在来自学术界的同行和评估者评估的同时，一般也确实会保留合理数量的学术的自我监管权限。一般来说，从引进质量监控的时候起，就一直有很多争论———谁领导质量监控（政府或大学）？质量监控的运作方法是什么（少量的检查和接触或仔细的评估）？预期的结果是什么［是学校自我改进政策的实施的调查结果？还是“公布和令人羞愧”（name and shame）以及把评估结果同拨款与各种任命决定挂钩］？
布伦南（Brennan）指出：在高等教育、政府和社会其他部门之间的关系中，重点往往是反映责任、市场和信用的平衡中的各种差异。大学请求自我评估的目的是为了内部的改善；政府期待更多的外部检查，并且很可能强调诸如更广泛的责任、更多学校间的竞争等这样一些目的。
在许多先进国家中，近几年来大学一直承受着这些广泛的来自社会和政府的压力，社会和政府要求大学为它们所收到的大量的公共资金而作出更大的成绩。有人认为，如果没有足够的控制，大学就会被带坏、会缺少战略性计划、会受制于教职员工及其工会组织。消费者／学生不能转变教师以下的愿望，即教师更关注他们的研究（虽然这实际上也受到了政府各种政策的鼓励），而不太关注他们的教学，并且如果没有很强的外部干预，教师就会脱离对他们的工作时间和环境的各种控制。
当然，“控制（regulation）”是一个讨厌的词。它和高度抽象的动人词句一起回响在人们的耳边，并且似乎仅仅求助于那些带着严峻的眼光和迷信控制的力量的人。大学用忧虑和抵制来对控制的威胁作出反应，这并不出乎意料。控制似乎和自由、专业特性以及生命力不相一致，而自由等这些东西是科学进步和智力创造所必不可少的。但控制不可能被取消。这里的问题是：大学将更多地受到国民政府的控制（诸如在媒体方面那样）？还是更多地服从新有的地区性的和全球性的监管与标准（例如金融机构所遇到的那样）？
服务贸易的全球性监控
一个需要回答的重要问题是：控制的增加或减少是否根源于全球化的发展？在试图理解大学和制订规章的权力机关之间国内与国际两个层面上的关系（以及潜在的关系）时，查看一下全球性贸易控制的各种方式是有益的。特别有关的事例就是世界贸易组织的运转，因为在该组织的《贸易和服务总协定》的规定中，把高等教育（还有其他层次的教育）看成是贸易活动，它们属于以下范围的活动，就是在一方面享受更多的自由，但在另一方面要受到更多的控制。可是更普遍的是，在企业以外的部门决定控制和非控制的框架的一些原则也许同以下这种可能性有关，即可能对高等教育进行监控。
虽然全球性的控制近几十年来已经扩展了，但是这种控制有一段长久的历史。在中世纪时期就有这样的例子，即当商人和他们的组织与网络提出各种做法以及关税的问题时（这些东西能使他们的市场有效地运转和发展），对国家间的贸易和其他经济活动就开始进行控制了。例如，在为国际贸易的扩展提供正确、合理的牢固基础时，有关财产、契约、货币和信用等法律概念是必不可少的。在欧洲，这些发展受到了很大的帮助，那是由于对古罗马私法的再发现和再解释。通过这些发现和解释，为后来几个世纪里制订规章的政权提供了许多基础性的概念。这就有了一个经过整理的和系统的法理学———概念的深度、法律上的细节和解决新问题的一种能力———这种法理学在系统地阐述各种理念和框架时证明是非常宝贵的，而那些理念和框架帮助扩展了国际贸易；并且这种法理学很快就被各商业阶层所利用。
正如可以预料的那样，在传播和接受古罗马法律的过程中，大学起到了一种作用。从11世纪起，波伦亚大学在古代罗马的区域中重新发展专门性的知识并获得了声誉，同时吸引了各国的学生和学者。可是，当规则和法律以领土占有和权力为中心、而不是以人的存在为中心时，以领土划界的国家的形成向古罗马法律的泛民族特性和普遍性提出了挑战。古罗马法律最初是沿着学术途径进入欧洲的。学习和研究古罗马法律的大学的数量逐渐增加。大学培养的律师在应用古罗马法律的过程中，帮助克服了地方观念；在法律传播的过程中，大学逐渐成了中心。其结果不是一个理想的法律体系，而是一系列原则和规则，它们可以指导跨国协调、抵制习惯法与君主政体的法律的一些离心倾向。
然而，集权化统治者的崛起形成了国家的法律结构，有了用于整个领土的法律和规则（而不是仅用于个人的司法权）。通常的（尤其是商人的）做法被纳入国家的法律体系，并使这种体系有了本国的特性，尽管这种体系仍然会使用古罗马的法律概念。商人们指望政府用法律的标准来补充习惯法的使用。然而，坚持向商人收取更多的私人和跨国交易的商业关税，这就为在欧洲一些主要贸易国家之间进行协调保留了一种手段。
当国际贸易开始加速发展时，19世纪中叶见证了跨境的、制订规章的和以控制为基础的统治集团的重新出现。使可流通的金融票据（证券和其他债券与股票）标准化的发展趋向开始于19世纪下半叶，当时建立了专门的国际组织，旨在产生一部世界范围内适用的商业法。最初，法律文件及其传播———诸如标准化契约的普及———是由私营贸易协会来承担的。只是到了20世纪，国际性的政府组织才试图使民间制订的契约法标准化并加以调整。
经济衰退和战争又迫使跨国贸易和其他自由化的方式走回头路，以利于实行国家主义的、“损人利己的”和贸易保护的各种政策，直到1994年7月由美国和英国牵头，在美国游览胜地布雷顿森林（Bretton Woods）举行了联合国货币金融会议（即布雷顿森林会议），达成了一系列国际协议，创立了一个国际货币系统，该系统由一些国际组织的机构来管理，这些机构包括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 onetary Fund，IM F）和世界银行（World Bank）。国际货币制度的作用是在世界范围内保证对各种货币的内部协调和管理、向有经济困难的国家提供资金和贷款、向发展中国家提供经济援助。当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作出的有关决定成为一个规划中的全球性管理贸易和金融的系统的一部分时，对国家主权的侵犯是很大的。它标志着一种转变，也就是布雷思韦特和德拉霍斯在他们2000 年出版的一本书的第八章中所描述的，从心照不宣的、以惯例为基础的央行行长之间的合作转向一种全面的、以规则为基础的和多边的政府间的合作。
虽然在充满危机的70年代中，布雷顿森林会议上所建立的制度大部分已解体了（例如支持流动货币），但是20世纪的最后20年见证了全球性的和国家的控制框架的进一步确立。金融和贸易的一体化，诸如洗钱这种非法贸易的增长，这就导致了系统的风险；在世界范围发生地方性危机的可能性增大，因此就需要更多全球性的控制和监管。1995年世界贸易组织的建立———尤其是《关税和贸易总协定》（Gen-eral Agreement on Tariffs and Trade，GATT）乌拉圭回合谈判结束后———为在世界范围内的市场和贸易自由化保持一致行动提供了一种强有力的法律上的和有约束力的程序。税收一般仍然是在国内和双边的（而不是全球的）管理体系内运作（教育可能也一样），因为各国政府把这看作是和保留它们的财政主权相一致的。然而，欧盟近来已试图把税收包括在“平稳的市场”（level-market）和竞争性政策之内，尤其是在不同国家间税收体制的差异能够引起跨国公司以及各国政府之间竞争性的“相斗”（play offs）、能够阻碍单一市场的形成的时候。诸如恩罗恩（Enron）这样大的公司惊人地垮掉，不正当的“糟糕的资产负债表”不是由审计员所发现，这些也已促使人们同意制订大量的国际性结算标准。
是什么原则和其他程序决定了全球企业控制的形式的特征？这些原则和程序可能会怎样又成为那些用于大学的管理框架？我们已注意到，至少在某些方面，高等教育似乎属于那些全球化程度最小和受控制最少的部门（在国内和国际两方面）。也许一个例外是在大学的研究职能方面，因为在花钱很多的应用科学与商品研发方面，要有所创造和得到资金，保持国际联系与合作看来是越来越重要了。然而一般来说，各民族国家一直把它们的高等教育体系看成是国家战略的一部分，以此回应全球化及其所提出的经济竞争的挑战。通过进一步的全球商业化和大学与学院的独立，还有高等教育的管理框架过快地转向国家主义和诸如欧盟这样的机构，各民族国家很可能唯恐过多失去领导高等教育系统的能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