此时的诸葛诞为镇南将军，驻军豫州（今河南省东部和安徽省西北部，靠近首都洛阳），手握重兵。如果诸葛诞此时与东方的毌丘俭、文钦同时起兵，三员大将的兵力加起来，足有十余万人，真够司马师喝一壶的。
如果诸葛诞真的一向忠于朝廷而立志铲除司马氏集团，为什么不趁这个大好时机，与贯丘俭、文钦联手，而要等到毌丘俭、文钦败亡之后，势孤力单时起兵？
实际上，诸葛诞起兵的导火线，是公元257年夏，朝廷（实际上是司马昭）为解除他的兵权，征他回朝任司空。本已疑虑重重的诸葛诞，决心铤而走险。
再者，如果郭太后真的给了他们什么密诏，要他们铲除司马氏集团，她能寿终正寝吗？早就会被司马师或司马昭撕个粉碎。
所以说，没有必要自作多情地把他们当什么曹魏帝国的大忠臣，他们的起兵与司马氏的镇压，只是黑狗跳起来咬白狗；白狗把黑狗扑倒在地，咬死、撕碎，如此而已。
现在来看看，钟会的“谋反”又是怎么一回事。
上文说过，钟会（225—264）是高干子弟，少有才名，文坛新秀，30多岁便做了司隶校尉这样的高官，可谓是少年得志。钟会这个人，可以说，是个奇才，被当时之人视为张良一类的人物。
公元249年，司马懿发动洛阳政变，朝政大权归于司马氏。钟会开始追随司马氏兄弟，出谋划策，屡建奇功。虽然官为司隶校尉，却参与朝政机密，是司马氏兄弟的左膀右臂。
公元262年，钟会为镇西将军，假节都督关中诸军事，筹备伐蜀。公元263年，率十余万大军，继邓艾、诸葛绪之后，作为伐蜀的第二梯队，经子午谷、褒斜谷、傥骆谷三路进入汉中。该年十月，邓艾占领成都，钟会吞并诸葛绪的部队，接受姜维投降，向成都推进。
邓艾占领成都之后，为了稳定政局，以中央政府的名义任命官员，并建议将已投降的刘禅留在关中。邓艾的本意，留刘禅在成都，是为稳定人心，但这有很大的政治嫌疑，别人也可以说邓艾拥趸刘禅，意在造反。
钟会抓住邓艾的这个把柄，向中央政府密告邓艾有谋反嫌疑，邓艾遂于当年十二月被司马昭的特使卫瓘逮捕，解押回京。
公元264年正月十五日，钟会率大军进入成都。“自谓功名盖世，不可复为人下，加名将锐卒皆在己手，遂谋反。”
元月十六日，在前蜀汉帝国蜀郡政府内召集高级将领会议，宣布奉郭太后（魏明帝曹睿的皇后，此时刚刚去世）遗诏，讨伐司马昭，并将原邓艾手下的一些高级将领关押在益州州政府各衙门，使自己亲信代领其兵。
正月十八日，将军胡烈等的部下得知钟会谋乱的消息，群起攻打钟会，钟会和姜维死于乱刀之下。
钟会起兵，出于什么动机？恐怕只有他自己心知肚明。陈寿在钟会本传里，说他是“矫太后遗诏”，也就是捏造太后遗诏。陈寿在蜀汉亡国后，归顺司马氏，忠于司马氏，写史书的时候，说钟会“矫太后遗诏”，不排除诬陷钟会。
如果钟会真的是捏造太后遗诏，那钟会的起兵，就没有政治上的合法性（针对曹魏帝国而言）。
钟会手里，有没有郭太后的遗诏，谁也说不清楚。我认为，大半是没有的。倒是钟会自己的一句话道出了天机。
钟会接近成都的时候，司马昭派人给钟会送来一封亲笔信，说，怕卫瓘和你去收拾邓艾，力量不够，我已派中护军贾充带步骑混合部队一万人进入褒斜谷，驻扎在汉中的乐城（挡住了钟会反攻长安的大道，并随时可以进攻钟会），我亲自率十万大军，已到长安，我们很快就要见面了。
钟会读信，大吃一惊，对左右亲信说：“但取邓艾，相国（指司马昭）知我能独办之；今来大重，必觉我异矣，便当速发。事成，可得天下；不成，退保蜀汉，不失作刘备也。”钟会的这句话，道出了他的“司马昭之心”：谋反夺天下，或割据称王。
说明钟会的起兵，是他个人野心膨胀的结果。对曹魏，是谋反；对司马昭，是犯上。钟会谁的忠臣也不是，只是他自己狼子野心的忠臣。
钟会为什么造反，不去多说，反正总有他自己的一百个理由。我始终搞不懂的是，钟会是个绝顶聪明的人，这样的一个聪明人，竟然会把身家性命视同儿戏；竟然把造反这样危险的活计，玩得像小孩子过家家。
钟会死后，无论在朝中，还是在他原来的部队里，都没有株连什么人，说明他和姜维及几个亲信单干，并没有什么内应、盟友之类。就是姜维，认识也不过两个月，与一个身怀国恨家仇的昔日敌手竟然成为莫逆之交，一起干白刀进红刀出的活计。
做个房子，也得画张草图，准备一点砖头瓦块。造反这样复杂而危险的干活，怎么会没有组织架构和组织计划？
钟会是文官出身，在军队里无任何根基。他的征西大军，是从各军区临时抽调，于半年前组建而成的；邓艾、诸葛绪的军兵，是刚夺过来的。他的下属中，有多少官兵会忠于这个临时统帅？这些军人的父老妻儿都在各自的家乡，有多少人会死心塌地地为钟会卖命？囚禁高级军官，又让他们的亲兵进出自如，向他们外面的部队传递消息，怎么一点保密措施都没有？事前，没有任何思想上和组织上的准备，突然让自己的亲信去统帅失去首领的部队，这种指挥是否能够生效？
一句话，在钟会看来，造反是如此轻松和美妙，如此的简单和容易。钟会这个绝顶聪明的人，怎么会如此糊涂？只能用一个规律——物极必反——来解释。极端聪明的对面，就是愚蠢。
凭着钟会的聪明，他肯定知道，这样造反，必死无疑。他还是义无反顾地行动了。可以说，钟会也是死于自杀——假借敌人手中的战刀。
其实，司马昭对钟会不薄。钟会死前的一个月，即公元263年的十二月，朝廷就任命钟会为司徒，已位极人臣。在他死的时候，他还不知道自己已是曹魏帝国的宰相；也不知道自己的哥哥钟毓，在自己被任命为司徒的当月离世。
他对人臣之极不满意，硬是要突破人臣这个极限，便伸出手要皇位，结果，手缩不回来，脑袋被咔嚓。
⒋关于自杀
钟会的起兵，是实实在在的谋反兼犯上，钟会的死，是自杀。别人自杀，是因为活得不好，钟会自杀，是因为他活得太好。
世间一些不幸的人，活得不好，活得不幸，活得了无意趣，想要自杀，这是可以理解的。
有些活得太好的人，还觉得自己活得不好，还要活得更好。那就百尺竿头，更进一步。就是这个“更进一步”，让自己坠入万丈深渊。
本书所论及的四个三国文人，孔融、祢衡、嵇康、钟会，前三个，都有一个基本的特征，就是性情刚烈，脾气大，好骂人。钟会与他们三个不同，出身书香之家，少年得志，天生富贵，但嫌自己还不够富贵。他们四个人有一点是相同的，那就是他们的死法：“自杀”。
这四个大牌作家的“自杀”，是自杀的第二种方式——假借别人之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细究起来，他们的死因又各不相同。孔融以舆论领袖自居，在朝中结成一个反对派。这就是结党，而且是反对党。嵇康把批判的矛头直指最高领导，并组织民间文学社，拒绝接受政府指导、招安。祢衡什么党、什么派也没有，只是想进入官场这个游戏场，但不遵守准入制度和游戏规则；不按他的规则游戏，便胡乱地骂人。钟会呢？活得太好，想比太好还好。
归纳起来，可以给四位一两千年前的前辈一个事后诸葛亮式的建议，表述如下。
在专制社会里，文人想要活命，要做到以下几点：
第一，不能造反，书生造反，十年不成；即使要造反，也不能像小孩过家家似地玩。
第二，不能结党，尤其不能结成反对党；即使结了党，要活命，就得接受招安。
第三，不能结社，文学社也不行；尤其不能私自结社；即使结社，也要接受政府指导，顺便弄一点活动经费。
第四，想参加游戏，就要遵守准入规则和游戏规则；不遵守规则，就不要参加游戏，更不能胡乱骂人。
本书已经论述了自杀的第二和第三种方式。言下之意，题中之意，应该还有自杀的第一种方式。
所谓的自杀的第一种方式，即是我们通常所说的自杀——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
自杀方式与自杀方法，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自杀的方法，是指自杀的具体手段，有物理的、化学的、生物的几种。上吊是物理方法，喝毒药（比如砒霜）是化学的方法，酗酒是生物的方法。
自杀的方式是指自杀者通过什么途径结束自己的生命。
我的研究认为，自杀的方式有三种：一、自己动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大多数自杀者采取这种方式。二、假借他人之手，结束自己的生命，如祢衡、嵇康、钟会。三、精神上折磨自己，以精神自虐的方式，缓慢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如诸葛亮。
自杀的研究，现在成为专门的学问。根据现代学者对自杀的研究，自杀的动因，无非以下几种情形：一、精神异常的临床结局，用死亡来结束。尤其是精神病患者和抑郁症患者，不少以自杀为疾病的终结。二、迫于生活压力或社会环境压力，用死亡来逃避。三、对生活、社会、人生、前途、理想的绝望，用死亡来摆脱。
选择自杀的人，肯定认为，死比活好。杀死自己，是很恐怖的，也是很痛苦的。冒着巨大的恐怖和痛苦，结束活的状态，进入死的状态，意味着，对自杀者来说，死是一种诱惑，一种向往，一种绝望中的期待。
现在有不少拯救自杀的组织，依我看，这是高度发达的人类的一厢情愿。一方面，与任何其他种类的生命个体一样，人出生以后，总有一定比例的个体夭折、掉队，或者离经叛道，这是自然规律，一点也不奇怪。另一方面，既然有人主动地选择死，强烈地希望去死，别人为什么要强迫他活？除非，他的死，妨害了别人。
当然，人，作为自然的个体，只要有可能，最好还是选择活下去；而且，只要有可能，最好活得快乐一些。
曹操和司马懿父子的夺权之路，都是杀人之路。曹操杀过祢衡这样的青年文学家，司马昭则杀了曹操的曾孙女婿、嵇康这样的中年哲学家。表面上，祢衡和嵇康是被杀，究其实，他们是自杀——自己主动地把头伸到别人的屠刀下。祢衡和嵇康，一个愤青，一个愤中；一个狂人，一个病态人格者，怎样反时尚，反潮流，反官场？如何反出了水平？为什么反掉了性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