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们的领航是一个有着多次成功经验并且自信满满的指挥官，对穿破云层安全着陆很有把握。当他发现云层中的洞居然是一个“黑洞”时，他十分惊讶，因为这预示着恶劣的天气紧随而至。在那一刻，作为专业飞行员，总会想起一句老话：老天保佑吧！
他们仍然努力保持队形，然而由于没有任何指示，他们都有些晕头转向，如同置身于调酒器中。当他们冲进厚厚的云层时，汉德完全看不见自己两旁的两架飞机了，视野极其有限，四周只是白茫茫的一片。然而，他们的距离始终如故，作为飞行员，务必要保证精准的飞行。
汉德隐隐约约能看到飞机，接着他看到领航机和第二架飞机，其座舱盖间距大约6英尺左右。在这样的紧急关头，即使两架飞机不相撞，也会不可避免的失去生还机会。
汉德马上决定不按原规则而行，按自己的方式行事：“让规则见鬼去吧。”他将飞机拉起，点燃再燃装置的同时迅速跳伞。他一样也有属于自己的原则，凡事都讲究当时、当地，此时此刻就应该把队形抛到脑后去。
汉德没有将自己的决定、行动汇报领航，但他确信，领队在黑洞的另一边一定会很吃惊。天气是如此恶劣。大约一个半小时后，汉德与领航在军官俱乐部相遇了，一瓶酒已喝掉了一半，他们都躲过了一场空难。显然他们是经过严格的逃生训练的人员。他们都是将三者融会贯通：天赋（技艺高超、反应敏捷的飞行员），知识（无休止的飞行训练）和阅历（实战的成功与跨越）。
故生死存亡的时刻，他们的天赋和求生本能使他们走出死亡线，避免成为队列飞行和数百万美元飞机的牺牲品。
打破规则，做一个特立独行的自己。
寻找通向成功的捷径
1806年拿破仑大军在普鲁士进行攻击时，一位在前线指挥的军官下令，一定要特别保护大数学家高斯教授，一定要保证他的生命安全。高斯对此感到很奇怪。军官回答说：我是受女朋友重托，千万不能再犯罗马兵杀死大科学家阿基米德的错误，她是曾和你在信件上讨论数学的一位小姐，热尔曼小姐。
高斯吃惊不已：法国确有一位勒布朗先生和我通过写信讨论数学的难题，可哪儿又来的热尔曼小姐啊？
于是真相出来了。索菲·热尔曼女士只好承认正是自己冒名勒布朗先生。
热尔曼曾读过一本数学史书，里面说到古希腊大科学家阿基米德的死：罗马军破城时他还在沙土上画几何图形，他不但没有回答敌兵的问题，还要求他们怎么都不许破坏沙土上的图形，于是遭到杀害。她想，是什么样的知识能让人这样忘掉生死呢，没想到一开始学她就被它迷上了。
她想为自己在高校寻求学习的机会，可那里不收女生。后来她发现有一个学生退学了，她就冒名顶替了他，成为了那名退学的勒布朗先生。经过两个多月，数学导师奇怪的发现：怎么一个数学不能及格的学生忽然变得才华横溢？他想要见见这名成绩直线上升的学生。伪装撕破了，幸亏这位导师没有性别歧视，仍旧愿意帮助她辅导数学。
当时的热门话题费尔马大定理的证明激发了她深厚的兴趣。她得出了一条新的途径，但需要和一位大数学家进行讨论，于是她想到了高斯。但她太年轻，只有二十几岁，又是女性，怕遭到歧视，于是只好继续应用化名来与他交流。
1825年，她的思路为两位数学家对费尔马大定理作出进一步的证明提供了重要的基础。热尔曼的新思路、新方法没有直接地答题，而是全面论证了题意，这是学术上一次前所未有的突破。法国科学院授予她金质奖章，她也是凭借自己的努力和追求第一位获得此奖项的女性。
曲径可通幽。为了理想，不妨做出一些改变，找出其他途径亦可成功。
勇敢向前冲
但丁说过：意志不可摧毁，就像火的天性一般，一等障碍除去，便要恢复原状。
某一年的圣诞节，弗兰克斯少校躺在毫无生气的病房里，凝视着圣诞树发呆。这本是一年中最快乐的时候，可弗兰克斯却丝毫开心不起来。7个月前在柬埔寨时，一块手榴弹片戳进了他的左腿。医生已决定把他的左腿截掉。
弗兰克斯曾在西点军校上学，在校时是棒球队队长。他曾下定决心终身从军，但现今看来，似乎不得不选择退伍这一条道路。尽管弗兰克斯感到自己仍有许多东西，比如作战经验、技术知识、解决问题的能力，可以贡献给部队，不过他也知道，受过重伤仍然能回到部队里工作的人几乎没有：他们必须通过每年一次的健康考核，包括徒步行军两英里。弗兰克斯保证不了自己戴着假肢还能不能完成这件事情。
手术让弗兰克斯难过不已，他再也不能在棒球场上一展雄姿了。在每周举行的棒球赛中，轮到他击球时，不得不依靠别人代他跑垒。
某一次在等待击球轮次时，弗兰克斯注意到一名队友滑进了第三垒。他寻思：如果我做同样的尝试，会不会有什么转机呢？
所以在下一次轮到弗兰克斯击球时，他一棒把球击到了场中央。他挥手叫替他跑垒者让开，自己迈动僵硬的腿，开始了痛苦的跑步。在第一垒和第二垒之间，他用余光看到外野手把球抛向了第二垒的守垒员。他于是闭上眼，拼命使自己往前冲，一头滑进了第二垒。裁判喊道：“安全入垒！”弗兰克斯自豪无比地笑了。
后来，弗兰克斯率领一个中队在环境恶劣的野外进行实地训练。上司怀疑一位截肢者能否接受这种挑战，但弗兰克斯坚定的用自己的行动作出了肯定的回答。“这使我跟士兵们的关系更为密切，”他说，“每当我的假肢陷入泥泞时，我就叮咛自己：‘当你无腿可站的时候就是这样。’”
如今，弗兰克斯凭借自己的努力已经成为了四星上将。
意志不可摧毁，就像火的天性一般，一等障碍除去，便要恢复原状。
没有找不到的路，只有自己还未找完的路
那是他们之间的第一次吵架。那时他们正在苏格兰高原做蜜月旅行。他们一同驱车赶往一个小镇，尽管小镇的位置在地图上标得很清楚，但他们怎么找也找不到。
他们一直找，找了一个下午，夜幕降临时，在他们眼前闪过的竟还是几小时前经过的那些村落和景致。妻子忍不住唠叨起来，看仍然说服不了皮特·奎恩，索性不再执拗，一脸不开心地坐在副驾驶上。
“过了那个山头，只要10分钟我们就能看到我们要找的岔路口了。”皮特对她说，“我们真的快到了。”又过了20分钟，他们只看到了一个偏僻的岔路口，妻子终于忍不住对皮特发起火来：“你怎么搞的？不能停下向人问方向吗？只是迷了路为什么还要逞强？”
可是过了许久，他们才来到一所阴冷透风的旅店酒吧（由于迟到了5个小时，他们预订的临海湾的房间被取消了）。他们太累了，先坐在了大厅里，一边慢慢喝着杯中的威士忌，一边分析刚才为什么不停车问路。
皮特把这些归咎于他生长的布朗士区。那里不同民族的移民都像巴尔干人那样刻板地画地为牢。你只要开口问路，立刻就会被人们当成外乡人并且因此而遭人白眼。妻子不服地反问道：“我也是在布朗士区长大的，怎么我就从来没有过这种恐惧感呢？”
妻子说的话不无道理。
“你父母怎样，他们也不愿打听方向吗？”妻子继续向下问。
皮特回忆着曾经的场景，一次他和父母一道去布鲁克林参加教区的节日，母亲开车，父亲坐在一旁指挥。“过了曼哈桥就到了。”父亲丝毫没有犹豫地说。
然而车子过了桥，在街道间行进着，车外时时闪过寂静的院落、被遗弃的旧厂房和作坊。偶尔有几只浑身沾满了烟垢的狗冲着车狂吠几声，然后跑到一边。最后，车子终于来到了一个朝向纽约港的被风雨侵蚀得日渐腐朽的码头。远方，斯台顿岛还是一如既往的美丽。
母亲不得不调转车头，一面责怪父亲：“见鬼！我看我们该找个加油站问问方向！”父亲听罢指着前方说，“一直往前，然后往左一转就到了。”父亲还是那个强硬的口气。
此时窗外天已经黑了，后座上的两个姐姐睡得正香。这时，母亲再也憋不住了，她把车往路边一拐，停了下来，对着父亲喊道：“喂，为什么我们不能搞清方向再走？只是迷个路这有什么丢人的吗？！”
父亲也不甘示弱地喊到：“用得着吗？我根本没有迷路！”父亲的声音震得车窗玻璃哗哗直响，吵醒了正在熟睡的姐俩。
蜜月之后回到纽约，皮特总在琢磨这桩童年往事在他心里留下的印记。打这之后，皮特开始故意多问路，有时甚至知道路怎么走也去问。为了减轻心理压力，皮特问路时总装出英国人或爱尔兰人的腔调，但这也不能减少他内心的压力。
后来，皮特憋不住向自己的朋友倾诉。皮特发现有这种恐惧的并非他一人，它并非因皮特幼年的经历才存在的。这种恐惧的感觉存在于各种人身上。不论犹太人或非犹太人，黑人或白人，年轻人或老年人，几乎每个皮特询问过的男人都有同感。不管生长在何处，他们都忌讳求人问路，他们似乎都有过这样的体会。无论是夫妻间的口角还是恋人间的争执，导火线总是因为男人们都坚信自己的方向感，能去主动询问路线的太少了。
皮特渐渐找到规律：尽管世界上因性别而产生的差异会逐步减少以致消除；尽管小伙子们不再会为哭鼻子而害臊，女孩儿们也不再羞于忍不住的时候出口说脏话；即使男人们在家操持家务，女人们外出参加全国篮球协会的比赛……而男人对方向感的固执和自信却是一点也没变。
这种感觉似是先天的遗传，其根源远可追溯到几千年前，甚至百万年前，追溯到“爪哇人”“北京人”和“尼安德特人”的时代。我们祖辈中那些经跋山涉水跨过冰川原野和了无边际的草原的猎人和游牧部落中的父兄们，他们闻辨东南西北各个方向，在树上或地上安放标记，或仰视星相，或耳贴地面，借以确定正确的前进方向，避免全族人没落。
现在皮特和自己的妻子生活了4年，同在外面做事，一起分担采购、做饭、收拾屋子和付账等家务琐事。在第一个孩子出生之前，还一起去听孕妇保健的讲座。但是，依旧不变的是每次旅行时，他们绝不求人问路，这已成了他们夫妻间的默契。皮特闻风辨向、观星辨别方向或是默默地盯着手中的地图，直到找到目的地。
他们没有迷路，而且永远不会迷路。
世界上所有的谜团，只要你肯用心地去寻找，终有找到的一刻。
爱可以容下一切
1944年冬天，德军终于被苏军赶出了他们的国家，也有成百万的德国兵被俘虏。每天，都有一队队的德国战俘满面绝望地走在莫斯科的大街上。当德国兵从街道走过时，所有的马路都挤满了人。苏军士兵和警察警戒在战俘和围观者之间。许多妇女在旁围观。她们当中的每一个人，都是战争的受害者，或者是父亲，或者是丈夫，或者是兄弟，或者是儿子，都丧生在德国士兵的枪下。她们每一个人，都与德国人有着血海深仇。
妇女们的眼神充满着怨恨，当俘虏们出现时，她们把一双双勤劳的手攥成了拳头。士兵和警察们竭尽全力阻挡着她们，防止她们一激动冲出去。
这时，发生了让人意料不到的事情：
一名年龄稍大的女人，穿着一双战争年代的破旧的长筒靴。她走到一个警察身边，希望警察能让她走近俘虏。警察答应了老妇人让她靠近。
她慢慢走到俘虏前，从怀里掏出一个用印花布方巾包裹的东西。里面是一块黑面包，她不好意思地把这块黑面包塞到了一个疲惫不堪的、因为种种原因勉强站立的俘虏的口袋里。看着她身后那些充满仇恨的同胞们，她开始说话了：“当这些人手持武器出现在战场上时，他们是敌人。可当他们解除了武装出现在街道上时，他们是最简单的，是跟‘我们’和‘自己’一样具有共同外形、共同人性的人。”
马上，空气中发生了某些改变。妇女们从四面八方一齐拥向俘虏，把面包、香烟等各种东西塞到这些俘虏的口袋中。
这些人已经不是敌人了，他们现在只是简单地身为一个人……
爱可以包容一切，敞开你的爱心，用爱溶解世间的一切仇恨。
成功始于永不言弃的努力
一位兢兢业业工作的熨衣工人，他的周薪只有60元。他的妻子上夜班，不过即使夫妻俩都工作，赚到的钱也只能勉强保证家里人的温饱。他们的孩子耳朵发炎，他们只好连电话也拆掉，省下钱去买能给孩子治病的药。
然而这位工人还有着成为作家的梦想，夜间和周末都在不停地写作，打字机的噼啪声不绝于耳。他的余钱全部用来付邮费，以寄出自己的理想和希望。
可是出版商和经纪人却退回了他的稿件。退稿信很简短，非常公式化，他甚至不敢确定出版商和经纪人到底有没有认真看他的作品。
一天，他在读某部小说时，令他记起了自己的某部作品，他把作品的原稿寄给那部小说的出版商，于是皮尔·汤姆森读到了他的原稿。
过了一段时间，他收到汤姆森的一封热诚亲切的回信，说原稿的瑕疵太多。不过汤姆森的确相信他有成为作家的希望，并为他加油，鼓励他继续努力。
在这之后一年半的时间中，他再次给编辑寄去两份原稿，但都被退还了。他开始试写第四部小说，不过由于生活逼人，经济上左支右细，他渐渐失去了希望。
一天夜里，愤怒的他扔掉了原稿。第二天，他妻子把它捡了回来。“你不应该半途而废，”她告诉他，“尤其是在最后时刻。”
他目不转睛地盯着那些原稿。也许他已不再相信自己，但他妻子却相信他会成功。一位他从未见过的纽约编辑也相信他会成功。于是他便坚持每天都写1500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