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处处有政治风险,今天看来似乎微不足道,平平常常的一件小事,一句话就可能被批斗,被“群专”,被戴“高帽”,甚至被逮捕关押。例如,上厕所用纸(那时人们上厕所基本上没有买手纸的资金和习惯),如果报纸上有毛主席他老人家的“语录”,那就会“犯忌”,如若有“红太阳”头像(就是毛主席老人家的头像),那就要立案调查,被当成反革命事件。坐在腚下的报纸如果有毛主席头像也大有“不忠”、“不敬”之嫌。那时几乎每个人手中都有本“主席语录”,即“红宝书”,在“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天天读”时,大家都要用到“红宝书”。如若谁不知把它忘到哪了,又急急忙忙从自己的包里找到,随口说一句“我怎么骑驴找驴呢”,这下就糟了,犯了影射罪。从后来批判“文革”的一些资料看,那时的“极左路线”比秦始皇的焚书坑儒,比前清的“文字狱”强不了多少。这倒不一定是毛主席老人家的本意,但这场“文革”不知不觉就成了“造神”运动,毛主席的话“一句顶一万句”,“爹亲娘亲不如毛主席亲”。“毛主席是我们心中最红最红的红太阳”,“个人崇拜”之风达中国近代史之顶点。
经过政治风浪的锻炼,有的人冒政治风险的胆子也似乎越来越大。下面这段小故事,就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冒政治风险。“文革”中,当权派(学校领导)好长一段时间始终是被批判的对象,当时我们学校党支部书记是“文革”前夕,刚刚从区机关充实到基层的一名“老机关”。一是对学校工作不熟悉,还没摸出门道,就来了“文革”;二是对这场突如其来的“政治风暴”没准备,从多年机关经验看,还是看不明白,心中无底;第三其人老成胆小,过去在机关里是“办事”的,现在是在“一不熟悉二不明白”的背景下“管事”的,当然就有些乱了方寸。
每次学校开会批判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前,当权派都要自我检查、自我批判。听了这位书记两次自我检讨后感到“生生涩涩”“羞羞答答”。那时当权派会后要主动接触下面的教师,征求群众的意见。因为这位书记来校不久,接触不多,但我对他有些“同情”,而他呢,从原校领导介绍中也知道我是学校“四清运动”的“一号种子”,“落魄”的人物,但却是一个能说会道,下笔能文的教师。所以,我们俩的谈话不自觉地就有些“默契”。我们第一次谈话是这样开始的:
“请老周同志提提意见,帮助我灵魂深处闹革命。”
“书记同志,你感觉你是不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
“社论报纸都这么说,我执行了资产阶级反动路线,我应该受批判。”
“昨天你们都是党的好干部,是党的基层领导,怎么一夜之间都变成了‘走资派’了呢?”
“嗯……”他似乎想说什么,但话到嘴边没有往下说。
“这是不可能的。我认为‘走资派’毕竟是极少数人,如果党的基层领导都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我们党还存在吗?”
“嗯……”这回他点点头,显然同意我的观点。
“所以,不要害怕,该检查就检查,该领导就领导。检查要深刻,不要‘生生涩涩,羞羞答答’”,我把对他前两次自我检查的看法说了出来。
“怎么才能让群众满意呢?我写不出更深刻的东西来!”
“不是有两报一刊社论这一类的文章吗,《红旗》上不是有剖析执行‘资反路线’的评论员文章吗,照着抄……”,我给他点步,已忘记自己是一个普普通通的党外教师了。
“那么……”他停顿了一下,“我写完一篇检查,你能不能帮我提提意见?”他低声说,用期盼的眼光看着我。
“我可以帮助提提建议,更符合运动中群众的需要……”
我们这次谈话,一下子拉近了双方的距离。我校另一名当权派(校长)是政治干部出身,在基层经历过多次运动,经验比较丰富。他在自我检查、自我批判时,读完了自检材料,群众中有人站出来说没能触及灵魂,不深刻,他立即从衣兜里又取出另一份准备好的检查,把自己骂了个“狗血喷头”,用词都是当时报刊中最深刻、上纲上线最高的,比群众批判发言还要狠,还要凶。听了第二稿,会场里没人吭声了。我借用这件事启发他,要敢于剖析自己,要勇于批判自己,批判的话不是定性的话,越深刻越好。
从那以后,我或是帮他修改稿子,或干脆大段大段地补充,再后来,我就“越俎代疱”,我写稿,他来读。当然,是他重新抄写一遍才敢拿到大会上去读的。这个过程是群众对这位书记越来越满意的过程,但这其中我们之间的来往是相当秘密的,甚至是提心吊胆的,可能与“地下工作者”联络的方式差不多。这期间如有一次被“革命群众”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这个“秘密”,我俩缄口二十年,直到彻底否定了“文革”,我们才敢当作“地下革命经历”对外人讲。
感悟
我们这代人是在“红旗”下长大的,没有体会到解放前“地下党”的艰辛和压力,但从这次政治冒险中,我似乎补上了这一课,当然性质是不同的。人的一生中其实会有无数个冒险,不是身体上的,就是精神上的,不是文化上的,就是物质上的。从小孩子学走路开始,冒险就开始了。所以,冒险是人生必经之经历。冒险可以锻炼胆量,冒险可以促成事物进程,冒险的高度是人的成熟程度。什么风险都不敢涉足的人只能是平庸的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