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高中读两年后即1960年就参加升大学考试了,我们文科班除一名考上“北大”,一名考上“中央民族学院”外,其余的都是一般大学,而且师范院校比较多。后来听说也有几名同学或因个人鉴定(表现)较差,或因家庭出身,或重大社会关系问题落榜了。我考入的锦州师范学院属于较低一类的院校。是外语学科扯了后腿,还是个人鉴定不够好,我当时也没细想,反正将来想当作家,在哪儿读书都一样。
由于有了这种心态,我入学时情绪很好,各方面表现也不错。那时,锦师院新生由三部分人员组成,一是像我这样从高中考上去的,占大多数;二是由原校的预科生转为本科生;三是由部分小学上调的干部(简称调干生)。当时系里指定的班级负责人一是调干生张姓同学(男),一是学院党委书记夫人、调干生吴姓同学(女),他(她)俩那时都三十岁左右,都已成家了。开学一周后,班级要选班委,张姓同学找我谈话,他说:“老周(这是第一次有人这么称呼我),咱班要产生班委,你看哪几名同学不错,你推荐一个名单好吗?”我说:“新来乍到,互相还不熟悉,如果硬让我推荐,我可以凭主观印象推荐几名……”我俩还谈了一些别的,大致是自己的简历一类的内容,最后他说“经系里介绍,我和老吴的观察,你愿不愿意为同学们服务,做个班委?”这次谈话的内容是我事先没想到的。我小学是“特区生”,最后一批入队。我入初中成绩还比较好,然而班级有十二名保送生,都是原小学的中队长一级的干部。那时老师看我体育不错,曾动员我当体委。但用当时的眼光看,做体委是“浮精神”,有点丢人,再说我是“双小”生,不足以服人,于是我一口拒绝了。高中那两年,正是班级大龄生(二十来岁)“争权夺势”的时候,我靠不上边。所以,这次谈话我是毫无思想准备的。但年轻人都有表现欲,也都有权力欲,我假意推辞一下,就再没有明确拒绝。几天后,系里提出班委入选名单里有我,经班级同学投票,我正式当选班委。我学生时代第一次有了“官衔”,具体职务是劳动委员。张是团支部书记,吴是班长。
大约开学一个多月后,我们下乡秋收,记得地点是黑山县厉家公社。高中两年“大会战”的锻炼,使我身体很棒,个子也高了,再加上生于农村,所以干收苞米、割豆子一类的农活,我要比从小生活在城市或体力较差的学生真的强了不知几倍,再加上自己是干部,处处要起带头作用,所以我表现得很好。我们班书记和班长的组织能力和鼓动能力是比较强的,外加“班委身先士卒”,所以我们班在同系的三个班中,表现最突出,公社和大队反响最好。劳动结束后,我们班被评为“红旗班”,我和几名同学也被评为“红旗手”。当时我的弱点是工作方法比较简单,通俗地说,没有“调干生”那么多心眼。同时因为我年龄较小,对女生的生理特点不了解,在劳动中不懂区别对待,工作方法有时也很生硬。这些弱点经张、吴一指点,我马上醒悟,改正得很快。所以,我深得系里辅导员和张、吴两位班级主要干部的赏识,为我后来再进步打下了基础。
感悟
大学毕业后,我时常想起团支部书记张姓同学,他叫张凤春,是小学教导主任出身,工作能力很强,我的“出线”与张对我的赏识和信任有关。这在宿命论中叫遇到“贵人”,如果没有他的推荐,没有叫我做劳动委员,后来做班长等的锻炼(大学没班主任老师,只有辅导员,基本上是学生自己管理自己),我当教师后也不会很快崭露头角。没有教师时期的特殊表现,也没有后来做教委主任的可能。所以,我多年来一直怀念他。
机遇对一个人来说,是可遇不可求的,但这次机遇我抓住了,对描绘我一生的人生蓝图起了至关重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