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说经济文献学是个新概念，是从经济生活角度研究与小说相关文献的学问。其范畴包括两大层面，一是小说文本之外的时代经济生活文献。如史书的货殖传、食货志所记社会经济文献，地方志中的有关经济生活的文献，文人书籍中涉及经济生活的内容。这方面需要整理的东西很多，从事中国古代经济史、经济思想史研究的著述中有不少论著，但尚不够，还需要从中寻找与小说发展有关的经济生活内容，以便真正成为小说经济生活文献。而这一工作还没有人做，小说经济文献学还没有独立出来。二是小说文本中所书写的经济生活的文献。如《水浒传》中关于金钱货币的描写，杨志一把宝刀卖多少银子，林冲用多少钱买宝刀，宋江助阎婆惜买棺材多少银子，鲁提辖拿出多少银子资助金老父女；《金瓶梅》中的潘金莲被母亲卖给张大户多少银子，西门庆给王婆多少媒婆钱，西门庆包占李桂姐每月多少两银子，黄三李四借西门庆银子多少利息；《红楼梦》中一个丫环的月钱是多少，贾母的螃蟹宴要多少银子，秦可卿的棺材钱是多少等等。这些材料，也无人系统整理过，所以这也是个尚待开掘的肥沃的处女地。
第一节经济文献学对中国古代
小说研究的意义为什么要搞小说经济文献？那是因为文学特别是小说与经济生活的天然联系。
经济与文学的关系颇为广泛而密切，经济生活与文学的关系就更是触目可见、伸手可触的。道理很简单，一方面文学是要表达人的情感的，而情感又来自于人对自身需要的追求，来自于这种追求在现实世界的实现程度，而人自身的需求几乎无不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生活相关。譬如读书人要追求功名富贵，而功名虽说属于政治范畴，但做官就要有俸禄，就要有不同等级的待遇，所以政治范畴始终与经济范畴分掰不开；农民要种田，种田为求收获，本身就是经济生活；工人要做工，首先要拿到养家糊口的工资；商人经商的直接目的是为赚钱；参军是为打仗，而打仗并非不计待遇，而是很想获得更好待遇。所以人的情感就是获得愿望满足的心理状态。说得明白些，经济与文学的关系，更多是通过经济生活、通过人的心理需求和愿望而得以体现的。而文人的经济生活本身就是对功名富贵的追求。于是生活与功名富贵便成为与文学关系更直接的东西。另一方面，文学创作需要有闲暇时间，而闲暇时间来自于一定的经济生活条件——不必考虑生存、温饱问题，即需要一定的创作条件。而创作需要纸、笔、墨、砚，需要吃住等物质经济条件。至于说到文学的传播，没有钱，谁为你出资买纸，谁为你雕版、印刷、装帧成书，谁为你发行，谁为你出售……出版本身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市场行为、经济行为。
文学活动的全过程或直接或间接地与经济生活相关，而间接的经济因素则是文学生活生成的更深层结构。文体的生成都与富贵相关，就中国文学史的现象而言，某一文学形式所以兴所以衰，一方面是文学自身的原因，一方面又与文人的兴趣相关。而文人的兴趣，说到底总不离“功名富贵”四字。能获得功名富贵往往是文人的兴奋点所在。文人对富贵钱财的向往促成了中国文学史上占统治地位的文学样式的生成、更迭与繁荣。春秋战国，有志才士为了取得富贵，悬梁苦读，著书立说，纷纷游说诸侯君主，促成了诸子散文的百家争鸣和艺术成熟；汉武帝喜赋，能者擢官，文人趋之若鹜。“征枚乘以蒲轮，申主父以鼎食，擢公孙之对策，叹倪宽之拟奏，买臣负薪而衣锦，相如涤器而被绣”刘勰《文心雕龙·时序第四十五》。，汉赋因之而大兴；汉末建安之时，“魏武以相王之尊，雅爱诗章”，才士因之而贵，“仲宣委质于汉南，孔璋归命于河北，伟长从宦于青土”同上。，文人云集响应，五言盛极一时；到了南朝的梁代，皇帝萧氏父子酷爱美诗，能诗者成为做官的捷径，于是诗人聚集于皇权周围，宫体诗大兴。唐代则将写诗纳入了科举考试的内容，以制度形式确定写诗成为获得功名的必备条件，这无疑成为唐诗得以兴盛的重要原因。明清时代八股文成为科举考试的文章定式，举子们逞才于八股，促成八股文创作的高峰时代。而宋词的兴盛是词在城市歌楼酒榭的消费中找到了广阔市场，从而也打开了文人消闲遣情的大门。元代杂剧热闹于大都市，明清小说在发达的商业都市泛滥，又是文学借助于市场财力而逐渐商业化的产物。
在中国古代小说中，物质中内含的精神集中表现为经济伦理（财色伦理）。而经济伦理（财色伦理）的有意表述直接规定着小说的叙事结构类型，在艺术上表现为经济修辞、财色修辞。譬如《金瓶梅》的叙事结构，就是酒色财气，叙述酒色财气给人带来的是是非非，导致一个破落户最终落了个悲惨下场；《儒林外史》的功名富贵成为一篇大文之骨；《红楼梦》不过讲“功名”、“金银”、“娇妻”、“儿孙”财色人情的“好便是了”；《杜十娘怒沉百宝箱》讲因财而慕色，因财而失情的财情结构；《十五贯戏言成巧祸》以十五贯钱之得失作为主线，组织情爱故事的变幻结构。这种以财色结构故事情节的小说在明清时代占很大比例。
无论是商人小说、爱情小说，还是写政治战争的小说，无不涉及伦理问题，即其情感往往在一定程度上都可称之为伦理情感。再向前推演，人格与伦理往往与利益、钱财、富贵相关联。即伦理情感修辞，事实上往往是利益伦理情感修辞。以刘姥姥进荣国府为例，打秋风的经济目的，直接构成了她取媚于贾母、顺从于王熙凤和鸳鸯的捉弄的利益情感；西门庆把韩爱姐嫁给翟谦的事，之所以做得那样排场大方，是因为要表现出他有恩必报和以后有求于翟谦的利益情感与利益伦理。
就拿唐代话本的兴起来说，唐话本起源于说经，说经有僧讲有俗讲。而俗讲的目的有两点，一是宣传佛教的教义，二是为了布施。随着俗讲的市俗化，布施的成分愈来愈重。《大正藏》卷五十六圆珍《佛说观普贤菩萨行法经记》卷上云：“言讲者，唐土两讲。一俗讲，即年三月，就缘修之。只会男女，劝之输物，充造寺资，故言俗讲。”《续高僧传》卷四十的《释宝岩传》，具体描述了唐初长安法海寺释宝岩讲经布施的情形，他在僧讲和俗讲中都有很高的威望，被公认为“说法师”。宝岩讲经，多引《杂藏》、《百譬》、《经律异相》等书所载故事，并时常采撷世俗词章。为了集资兴建塔寺，他曾在京邑开讲，登座之后，尚未开口，善男信女即抛掷财物如云，瞬间堆没讲座。塔寺之兴建，全由宝岩之功劳。北宋僧元照《四分律行事钞资持记》卷下三“释导俗篇”，记此前开化俗众的讲经十法，认为“今时讲导宜依此式”，其仪式第九“下座礼辞”引《僧传》云，周僧妙每讲下座，必合掌忏悔云：“佛意难知，岂凡夫所测？今所说者，传受先师，未敢专辄，乞大众于斯法义，若是若非，布施欢喜。”讲唱完毕，索要布施，其宗旨昭然若揭。《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记唐敬宗至寺院听俗讲事，胡三省注：“释氏讲说，类谈空有，而俗讲者又不能演空有之义，徒以悦俗邀布施而已。”司马光《资治通鉴》卷二百四十三，中华书局1956年版，第7850页。一句话俗讲的兴起，以布道为名，以招揽听众布施钱财为实，是经济利益促进了俗讲的兴起，也促成了唐话本的盛行。如果说以上文字是外证材料，让我们再看一下文本自身的内部证据。《敦煌变文集》所出佛教类的“缘起”、“因缘”、“押座文”、“讲经文”、“变文”、“变”等多是俗讲讲经文关于讲经文、变文等诸多相关概念的辨析，参见王重民《敦煌变文研究》，见周绍良、白化文编《敦煌变文论文录》，上海古籍出版社1982年版；项楚《敦煌变文选注·前言》，巴蜀书社1990年版；伏俊连《关于变文体裁的一点探索》，见项楚主编《敦煌文学论集》，四川人民出版社1997年版；杨义《中国古典小说史论》，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第240—245页；李小荣《变文讲唱与华梵宗教艺术》，上海三联书店2002年版，第4—20页。，这些文本为俗讲的功利性提供了直接的内部证据。在有关“目连救母”故事的讲经文中，S．2614原标题为《大目乾连冥间救母变文并图一卷并序》，在其他写本中，与之内容词句和结构完全相同的多达9卷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01—712、714—745、756—763页。。众所周知，目连救母的转机是布施，他听从释迦牟尼劝告而向僧人们大放布施之后，其母终得解脱。这些讲经文多是先说目连母亲青提夫人富而悭吝，不肯布施，结果堕入阿鼻地狱，受尽苦难煎熬，目连如何千方百计助母出苦厄而未果，后得世尊指点，布施三宝，终于救母出地狱。P．2193题为《目连缘起》，末尾唱道：“奉劝闻经诸听众，大须布施莫因循。”王重民等《敦煌变文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712页。这在唐话本中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
第二节小说经济文献学的研究方法
小说经济文献的整理须是以经济生活的视角，从经济生活的角度寻找与小说现象相关的资料，目的是为从事小说研究，特别是从事经济生活与小说关系研究的学者提供史料。为此目的，首先要进行史料的搜集、分门别类的梳理和整理工作。搜集的对象是二十五史中的货殖列传、食货志、河渠志、服舆志、职官志、地理志中的相关内容，搜集地方志中的诸如市廛志、寺观志、风俗志、物产志、漕运志等相关经济生活内容，并参照相关文集中的内容。搜集的方法则是电脑搜索与纸质书查阅相结合。收集到相关资料后，再对其加以分类排列，如米麦价格、钱币流通、俸禄定制、绸缎价格、酒宴费用、书籍刊刻费用及运输费用、茶盐价格、房屋、园林用度费等等。各类经济生活文献可以朝代为序加以排列。
小说文本中反映的经济生活文献应包括如下内容。其一，经济本事，即小说中所叙述的经济生活材料。譬如，凌濛初《拍案惊奇》中所描写的南京徽商开设的当铺，盘剥重息、累积财产的方法；《金瓶梅》中所描写清河县的商业经济状况；《红楼梦》中所描写的家族经济的收支情况。以及一斤小米需多少银子，一顿酒宴一般要多少钱，一个丫环的身价是多少，房价如何，一个农民一年的消费是多少等等。在这些文献的整理与研究方面，也出现了一些成果。如傅衣凌先生的《明清社会经济变迁论》（人民出版社1989年版）、《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人民出版社1956年版）、杨国明先生的《晚清小说与社会经济转型》（东方出版中心2005年版）等。其二，作家经济生活。曾任何官衔，俸禄几何，有多少田产，一年的粮食收成有多少，折多少银子，俸禄之外的收入有多少，致仕后的俸禄、待遇如何，家中有多少奴仆多少妻妾等等。其三，作家情爱生活的经济消费。古代中国俸行一夫多妻制，此外还有春楼、妓院以供消遣。而这种夫妻之外的情爱生活，都是建立在经济消费基础上的。故而了解情爱生活的实事，也就是了解经济生活的实情，也就是了解作者情感因何而生的情源。王建科先生的《元明家庭叙事文学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中的“市井细民的婚恋思想”、“青楼女性与家庭”、“书生的发迹变泰与家庭困境”以及“士子的情爱理想与家庭理想”对这方面的文献有不少涉猎。其四，作家疾病生活史料与疾病消费史料。每一个人都有疾病的历史，文人疾病对于其心理、情绪的影响尤其突显。而治病、养病都需要经济条件，需要经济消费，小说经济文献应由此入手搜集相关史料。其五，作品的刊行与传播的经济文献。如关于明代纸张的质量的文献，胡应麟《少室山房笔丛》：“凡印书，永丰绵纸上，常山柬纸次之，顺昌书纸又次之，福建竹纸为下。绵纸其白且坚，柬贵其润且厚，顺昌坚不如绵，厚不如柬，直以价廉取称。闽中纸短窄黧脆，刻又舛讹，品最下而直最廉。”《少室山房笔丛》卷四“甲部经籍会通四”，扫叶山房1923年石印本。各种纸在当时的价值：“遇筵宴考满阁下；用梨板三块，价一两二钱；大红纸十二张半，价减七分五厘；毛边纸五十张，价三钱；咨呈纸五十张，价一钱七厘五分；连四纸二十五张，价一钱七厘五分；大瓷青纸十张，价一两”等。刻字工钱多寡：“按明时刻字工价有可考者，《陆志》、《丁志》有明嘉靖甲寅、闽沙榭鸾识岭南张泰刻《豫章罗先生文集》，目录后有‘刻板捌拾叁片，上下二轶，壹佰陆拾壹叶，绣梓工赀贰拾肆两’木记。以一版两叶平均计算，每叶合工赀壹钱伍分有奇，其价廉甚。至崇祯末年，江南刻工尚如此。徐康《前尘梦影录》云：‘毛氏广招刻工，以《十三经》、《十七史》为主。其时银串每两不及七百文，三分银刻一百字。’则每百字仅二十文矣。”叶德辉《书林清话》“明时刻书工价之廉”，岳麓书社1999年版，第154页。说明刻书费用的文献：“前明书皆可私刻。刻工极廉。闻前辈何东海云，刻一部古注《十三经》，费仅百余金。”同上。逍遥子《红楼梦序》：“曹雪芹《红楼梦》一书，久已脍炙人口，每购抄本一部，须数十金。自铁岭高君梓成，一时风行，几于家置一编。”丁锡根《中国历代小说序跋集》，人民文学出版社1996年版，第1175页。毛庆臻《一亭考古杂记》：“乾隆八旬盛典后，京板《红楼梦》流衍江浙，每部数十金。至翻印日多，低者不及二两。”一粟《古典文学研究资料汇编·〈红楼梦〉卷四》，中华书局1963年版，第357—358页。这些经济文献，对于弄明白因何明初至明中叶的一百年里小说的创作几乎是空白是极为重要的。同时，对于弄明白明代嘉靖特别是万历以后小说因何兴盛的经济原因，也至关紧要。不弄明白那时刻印一部小说到底能赚多少钱，有多大的利润，便很难从根本上了解小说迅速传播这一文化现象的经济原因。其六，经济生活与文学表现的文献。譬如，《水浒传》中的英雄对于大碗喝酒、大块吃肉、等秤分金的经济生活的追求与小说叙事的变化、钱财意识与人物命运的书写；《金瓶梅》中的王六儿、李娇儿等以色谋财者的命运；《杜十娘怒沉百宝箱》中银子对人物命运的捉弄；罪财色——贪财好色必得恶报的财色叙事模式；酒宴描写的叙事意义等。方志远先生的《明代城市与市民文学》（中华书局2004年版）、王晓骊的《唐宋词与商业文化关系研究》（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年版）皆是建立在对此方面文献掌握基础上的研究成果。这些经济文献以往研究者关注不多，且有着较大的开垦空间。
至于经济生活文献与小说关系的研究，在掌握相关的经济生活文献后，可利用现成的文献考察作者的生活状况、情感状况；考察作家情感生成的经济生活原因；作家生活欲求实现状态与所写作品思想情感间的关系；考察经济生活的变化所带来的货币观念、消费观念、婚姻观念、交友观念、审美观念等的变化及其在小说中的表现；也可利用具有明显时代特征的经济生活文献考证作品成书之年代，考察小说刊刻费用与小说传播的盛衰之因等等。
特别需要指出的是： 经济与文学的关系不是直接的，而是经过某种转换，有一个转换带，有中间环节，即中介。两者间的中介并非那么简单，譬如经济与文学间的中介是生活，人的生活将经济与文学联系在了一起；经济生活与文学间又有个中介，这个中介是情感，情感将生活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而情感与文学间同样还有一个中介，这个中介是美感。美感将情感与文学联系在一起。这看起来很复杂，但生活中介也好，情感中介也好，美感中介也罢，有一个东西将三者贯穿了起来，成为三者的生命线。这个生命线就是生活、情感、美感产生的本原，即人的情欲。生活是人的情欲萌生、追求、实现的过程，是情欲的具体化。情感是人的情欲在实现过程中的状态的心理反应，实现则喜，不能实现则悲，实现过程遇到极大困难则愁，冲破困难则乐、失败了则哀伤，喜怒哀乐愁正是人的情欲在实现过程中的天然心理反应。美感是人被审美对象所吸引所陶醉，从而审美主体消融于审美客体之中的一种状态，而审美主体之所以被审美对象所吸引、所陶醉，并消融于审美对象之中，是人的情欲找到消解的对象物，对象物满足了人的需求与企望。正因如此，研究经济与文学的关系，只要以人的需求、人的情欲为中介，便可发现经济生活与文学间的神秘世界，便可打通经济生活与文学间的通道，从而对文学现象做出崭新而深刻的揭示。
第三节《金瓶梅》流通货币质态
与成书年代——运用经济
文献学研究小说之实例本节通过考察《金瓶梅》所反映的经济生活，尤其是货币流通的形态，来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以此作为运用经济文献学研究小说的实例。
一
《金瓶梅》作为一部描写明代后期发达城市经济中的商人人生史的小说，充分展示了货币的交换功能与价值。不仅西门庆家产的多少用货币表示，西门庆包占名妓、暗娼也以银子多寡区别，就连妻妾们娶进来、卖出去的身价也是用银子明码标出。而且人们的交往也无不显示出金钱万能的功用。货物的买卖、经营离不开金钱，商人需要权力的庇护也靠金钱铺路，官场中上下交往更离不开金钱的纽带，白银为人们撑起了呈现酒色财气的一片天地……货币的描写充斥于全书，几乎每一章节、每一人物、每一事件都有金钱的影子。这一景观成为中国小说史上极突出的文化现象。故而考证《金瓶梅》的成书年代，从其所描写的货币质态入手，不失为一种新的重要方法和途径。
细心观察便会发现，《金瓶梅》中使用的货币有两个突出的特点。一是无一宝钞（纸币），几乎是清一色的白银。《水浒传》中有宝钞（纸币）的描写，而《金瓶梅》在借用《水浒传》中情节文字时，却有意无意地将其改写了。“王婆贪贿说风情”中写到王婆教西门庆十件挨光计时说：“待我买得东西来，摆在桌子上。我便道：‘娘子且收拾生活，吃一杯儿酒，难得这位官人坏钞。’”《水浒传》第二十四回《王婆贪贿说风情，郓哥不忿闹茶肆》，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65页。《金瓶梅词话》则改为：“待我买得东西提在桌子上，便说：‘娘子，且收拾过生活去，且吃一杯儿酒，难得这官人坏钱。’”《金瓶梅词话》第三回《王婆定十件挨光计，西门庆茶坊戏金莲》，古佚小说刊行会影印本，香港太平书局1982年第1版，1992年5月第14次印刷，第114页。以下所引《金瓶梅》中文字，皆据此版本，不再注明。这一改动说明《金瓶梅》的写作时代距宝钞流通的年代已久远了。《金瓶梅》中写到货币的文字几乎是一色的银币。非但用量大的流通货币皆为白银而不用铜钱，就是微量的货币也是银子。如来旺媳妇宋惠莲得了西门庆的赏钱，便指派小厮买东买西，即使买瓜子一类小东西，也都是将银子砸碎了花：“又叫：‘贲老四，你对我门首看着，卖梅花菊花的，我要买两对戴’……要了他两对鬓花大翠，又是两方紫绫闪色销金汗巾儿，共该他七钱五分银子。妇人向腰里摸出半锭银子儿来，央及贲四替他凿，称七钱五分与他。那贲四正写着帐，丢下走来，蹲着身子替他鎚。”《金瓶梅词话》第二十三回，第609页。宋蕙莲有时将碎银子塞进腰里：“那妇人道：‘贼猴儿，你递过来，我与你。’哄的玳安递到他手里，只掠了四五分一块与他，别的还塞在腰里。”同上书，第610页。有时身边带着个专门盛碎银子的葫芦：“妇人便向腰间葫芦儿顺袋里取出三四分银子来，递与玳安道：‘累你替我拿大碗烫两个合汁来我吃。’”同上书，第605页。潘金莲是有名的吝啬鬼，让小厮买东西，“从不与你个足数，绑着鬼，一钱银子，拿出来，只称九分半，着紧只九分”，还让小厮们倒贴。李瓶儿大方，知道小厮们跑腿想图个“落”，送给小厮买东西的银子，“只拈块儿”，剩下多少从来不再要的《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四回，第1790—1791页。。更引人注意的是西门庆开的铺子，伙计们分工甚细，陈经济作保管，“只要拿钥匙出入”；“贲第传只是写账目，秤发货物；傅伙计便督理生药、解当两个铺子，看银色，做买卖”《金瓶梅词话》第二十回，第530页。。绒线铺也是如此《金瓶梅词话》第六十回，第1646页。。既有人专门负责查看银子成色，说明消费者交给铺子里的货币是银子。
二是偶尔也出现钱币（铜钱）。不过，往往是小户人家花费一钱以下的微量货币时才用铜钱的。如西门庆梳笼李桂姐，在妓院一呆就是一个多月，应伯爵、谢希大一伙所谓“十兄弟”打西门庆的秋风、混吃喝，整日泡在妓院。被李桂姐说笑话骂他们是一群“白嚼”。这伙帮闲抹不开脸面，只好共同凑份子，还席。“（应伯爵）于是从头上拔下一根闹银耳斡儿来，重一钱。谢希大一对镀金网巾圈，秤了秤，只九分半。祝日念袖中掏出一方旧汗巾儿，算二百文长钱。孙寡嘴腰间解下一条白布男裙，当两壶半坛酒。常时节无以为敬，问西门庆借了一钱成色银子。都递于桂卿，置办东道，请西门庆和桂姐。那桂卿将银钱都付与保儿，买了一钱螃蟹，打了一钱银子猪肉，宰了一只鸡，自家又赔出些小菜来。”《金瓶梅词话》第十二回，第304页。即使不足一钱银子，也是以银子计数，唯有祝日念是“二百文长钱”（铜钱）。足见银子使用的普遍。
《金瓶梅》中使用铜钱的文字多是在随手挪用他书的文字时带进来的，譬如借用《水浒传》中武松杀嫂的文字有多处沿用了原书中多少文钱、多少贯钱的文字。但也有例外，即将《水浒传》中的铜币有意改写为银币。如《水浒传》第二十三回写武松打虎受到知县奖赏：“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出上户凑的赏钱一千贯，赏赐与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赏赐。小人闻知这众猎户因这个大虫受了相公责罚，何不就把这一千贯给散与众人去用？’”《水浒传》第二十三回《横海郡柴进留宾，景阳冈武松打虎》，江苏古籍出版社1989年版，第247页。以下引用《水浒传》文字皆据此版本，不再注明。《金瓶梅词话》则改写为：“知县就厅上赐了几杯酒，将库中众土户出纳的赏钱三十两，就赐与武松。武松禀道：‘小人托赖相公的福荫，偶然侥幸，打死了这个大虫，非小人之能。如何敢受这三十两赏赐？众猎户因这畜生受了相公许多责罚，何不就把这赏赐，给散于众人去，也显得相公恩沾、小人义气。’”《金瓶梅词话》第一回《景阳冈武松打虎，潘金莲嫌夫卖风月》，第61—62页。《金瓶梅》作者将“赏钱一千贯”的铜币改写为“赏钱三十两”的银币，说明那是个普遍使用银币的白银时代。不过，《金瓶梅》借用《水浒传》的文字大多数保存了原书用钱的字样。《金瓶梅》作者独撰的文字，却没有见到用钞、贯、文等纸币、铜币称号的。
二
《金瓶梅》中通用的货币无宝钞，几乎是一色的白银，极少铜钱，这一现象是否能说明这部小说产生的年代？换言之，明代货币的铸造与流通有无阶段性或演变的轨迹可寻？若有阶段性或演进轨迹，方能说明《金瓶梅》所描写的流通货币的质态属于明代的哪一阶段，处于演进轨迹的哪一位置，进而确定其成书的年代。事实上明代货币的铸造与流通的确实有着明显的阶段性与发展轨迹。《明史》卷八十一《食货志五·钱钞》清晰地记载了有明一代钱钞铸造与流通由铜币时代到银币时代的五个阶段参照张家骧主编《中国货币思想史》（古代卷上），湖北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第524—526页。。
第一阶段，洪武七年（1374）以前，为铜币时代。朱元璋从元至正二十一年（1361）开始，在他管辖的地区铸行“大中通宝”钱；而他夺取天下后，仍使用铜币，颁行“洪武通宝”钱；洪武四年，又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明史·食货志》记载甚明： 太祖初置宝源局于应天，铸“大中通宝”钱，与历代钱兼行。以四百文为一贯，四十文为一两，四文为一钱。及平陈友谅，命江西行省置货泉局，颁大中通宝钱，大小五等钱式。即位，颁“洪武通宝”钱，其制凡五等： 曰当十、当五、当三、当二、当一。当十钱重一两，余递降至重一钱止。各行省皆设宝泉局，与宝源局并铸，而严私铸之禁。洪武四年，改铸大中、洪武通宝大钱为小钱。初，宝源局钱铸“京”字于背，后多不铸，民间无“京”字者不行，故改铸小钱以便之。寻令私铸钱作废铜送官，赏以钱《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第二阶段，洪武八年至宣德十年（1375—1435）的60年间，纸币占据货币交换的天下。当时由于向民间收铜，民不堪其苦；而在商业的交换、周转过程中，铜钱不便转运；再加上国内战争不断，财力不足，故而政府不得不改变原来的货币政策，印行纸币——宝钞。（洪武）七年，帝乃设宝钞提举司。明年，始诏中书省造大明宝钞，命民间通行。以桑穰为料，其制方，高一尺，广六寸，质青色，外为龙文花栏，横题其额曰：“大明通行宝钞”。其内上两旁复为篆文八字，曰：“大明宝钞，天下通行”。中图钱贯，十串为一贯。其下云： 中书省奏准印造大明宝钞与铜钱通行使用，伪造者斩。……其等凡六： 曰一贯，曰五百文、四百文、三百文、二百文、一百文。每钞一贯，准钱千文，银一两；四贯准黄金一两。禁民间不得以金银物货交易，违者罪之《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至洪武二十七年（1394）并铜钱亦收缴禁用。宝钞成为唯一合法流通货币。但这种纸币的发行没有实价货币为准备金，发行额不加以限制，日积日多，很快便恶性膨胀起来，以至于宣德年间纸钞对白银的比价降低了一千倍（由一贯换银一两，降至一千贯换银一两《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明·钞》，清乾隆官修；王云五主编《十通》（八），台北新新书局1965年版，第2862页（3）。原文为：“英宗正统元年三月少保黄福请出银收钞，福言：‘洪武间银一两当钞三五贯，今银一两当钞千余贯，钞法之坏莫甚于此。’”）。
第三阶段，正统元年至嘉靖五年（1436—1526）的90年里，为银、钱、钞三币兼用时期。弘治元年，京城税课司，顺天、山东、河南户口食盐，俱收钞。各钞关俱钱、钞兼收。其后乃皆改折用银。而洪武、永乐、宣德，钱积不用，诏发之，令与历代钱兼用。户部请鼓铸，乃复开局铸钱。凡纳赎收税，历代钱、制钱各收其半，无制钱即收旧钱，二以当一。制钱者，国朝钱也。旧制，工部所铸钱入太仓、司钥两库。诸关税钱亦入司钥库，共贮钱数千百万。中官掌之，京卫军秋粮取给焉。……正德三年，以太仓积钱给官俸，十分为率，钱一银九。又从太监张永言，发天财库及户部布政司库钱，关给征收，每七十文征银一钱，且申私铸之禁《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90页（2）。。对这一阶段，细加分析，可以看出虽然三币混用，但事实上呈现出先重钞、后重钱，最后重银的发展历程。在弘治元年，还是钱钞兼收，后来，钞贬值到“积之市肆，过者不顾”《续文献通考》卷十《钱币考·明·钞》，清乾隆官修；王云五主编《十通》（八），台北新新书局1965年版，第2863页（3）。原文为：“宪宗成化二年三月，减京官折俸钞，先是禄米一石折钞二十五贯，后省为十五贯，至是又省五贯。时钞法久不行，新钞一贯时不过十钱，旧钞仅一二钱，甚至积之市肆，过者不顾。” 的地步。之所以将钞仍保留下来，是因为国家大量用来赏赐、支俸等。真正起作用的是银、钱平行本位制。但由于私铸钱日多，造成钱值混乱，而白银的币值相对稳定。
第四阶段，嘉靖六年至万历九年（1527—1581），是以银为主，银与钱同用并行时期。以银为主在此间经历了两次，慢慢趋向专用银的。第一次是嘉靖四年：嘉靖四年，令宣课分司收税，钞一贯折银三厘，钱七文折银一分。是时钞久不行，钱亦大壅，益专用银矣《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90页（3）。。当时，钞以块计，每块为一千贯，实抵铜钱不至二十文，不及钞本郭正城《改赏夷钞疏》。《明经世文编》卷三五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4993页。。后来钱又大行，且各朝钱并用，价值不等，十分混乱，以至于“文武官俸，不论（钱）新旧美恶，悉以七文折算，诸以俸钱市易者，亦悉以七文抑勒予民，民亦骚然。属连岁大侵，四方流民就食京师，死者相枕藉，论者谓钱法不通使然”《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90页（3）。。第二次是嘉靖末年：盗铸日滋，金背钱反阻不行。死罪日报，终不能止。帝患之，问大学士徐阶。阶陈五害 《明经世文编》卷二四四，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2552页（2）。嘉靖四十三年，徐阶上书《请停止宝源局铸钱》，文中陈铸钱五害：“若宝源局仍铸不已，民有五害焉： 户工二部，每年以二万八千两有用之银，投诸无用之地，一也；中奸猾之计，开私铸之门，二也；朝廷以此钱赏中外之人，彼受赏者得钱而无用，不蒙皇上之恩，三也；官府以此钱给与民商，彼领受者有亏抑之怨，四也；局中作弊之人，坐享其利，而朝廷之钱法因之阻滞，禁治之令，因之不行，亏损国体，五也。”，请停宝源局铸钱，应支给钱者悉予银 《明史》卷八十一《食货五·钱钞》。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90页（3—4）。。帝乃鞠治工匠侵料减工罪，而停鼓铸。自后税课征银而不征钱同上书，第7900页。。但到隆庆初年，又是银、钱并行，量大用银，量小用钱。“于是课税银三两以下复收钱，民间交易一钱以下止许用钱。” 到万历四年，“命户工两部准嘉靖钱式，铸万历通宝”，“俸粮皆银钱兼给”同上。。
第五阶段，万历九年（1581）至天启初年，货币制度白银化完成时期。对于一个农业国家来说，支撑国家政治运转和人民生活的是粮食、布帛、茶、盐等产品。故而作为国家财政主要收入的赋税和国家主要开支的俸禄的货币形式，常常决定着一个国家实际流通的货币形式。因为从事农业的生产者包括地主和靠吃皇粮的官吏是当时社会消费的大军，他们手中握有的货币形式直接影响市场流通的货币质态。事实也正是如此，明代的流通货币与俸禄、赋税大体是同步的。第一个阶段的俸禄是米、布、钞，第二个阶段是米、钞、钱，第三个阶段是钞、钱、银，第四个阶段是钱与银，第五个阶段则是银参见《明史》卷八十二《食货六·俸饷》。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94—7995页。当然米与钱钞是可互相折算，但朝廷所发米、钱的多少却有一定的比例与定数。。全国以银作为唯一流通货币始于万历九年《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83页（3）。。张居正推行“一条鞭法”，把丁役土贡等项内容全部归于田赋之内，而田赋的征收则是“计亩征银”。农民用粮食换来的是银子，手中拿的是银子，而官吏的俸禄也是银子，官吏们需用银子去市场买粮食，用银子去市场购买生活品，白银成为消费品的交换媒介。货币的白银化，至此才真正完成。
以上述明代货币铸造、流行的五个阶段为据，对照《金瓶梅》中所描写的流通货币无钞，几乎是白银的天下，极少钱币的现象，可以确定其所处的时代当为嘉靖初年至万历九年的第四阶段和万历九年全国施行一条鞭法后的第五阶段，而绝非嘉靖之前钞、钱、银通用的前三个阶段，当无疑义。
三
然而，嘉靖元年至万历九年的时段未免太长了。在这一漫长的时段里，《金瓶梅》究竟成书于何年？尚须进一步考定，很可能在万历九年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之后。
根据来自于《金瓶梅》为我们提供了两条重要信息。一条是《金瓶梅》中记载了一件力差纳银的事，说明《金瓶梅》写于力差转为银差的一条鞭法实行之后。小说第六十七回，写在郓王府当差的韩道国，不能一身二仆再为西门庆经营绒线铺。他求西门庆为他说情： 韩道国道：“又一件，小人身从郓王府，要正身上直不纳官钱，如何处置？”西门庆道：“怎的不纳官钱？像来保一般，也是郓王差事，他每月只纳三钱银子。”韩道国道：“保官儿那个，亏了太师老爷，那边文书上注过去，便不敢缠扰，小人此是祖役，还要勾当余丁。”西门庆道：“既是如此，你写个揭帖，我央任后溪到府中，替你和王奉承说，把你官字注销，常远纳官钱罢。”《金瓶梅词话》第六十七回，第1868—1869页。所谓“勾当余丁”，就是说韩道国是祖役，是力差，须亲到郓王府当差。西门庆通过熟人将其变为银差，每月只交纳三钱银子，便不必去府中当差。西门庆要他与来保带四千两银子到松江去贩布。所以应伯爵随即说：“哥，你这一替他处了这件事，他就去也放心。”同上书，第1869页。
在实行一条鞭法之前，全国的差役分为两类： 力差与银差。一条鞭法后，力差也变为银差了。对此《明史》有明确记载： 一条鞭法者，总括一州县之赋役，量地计丁，丁粮毕输于官。一岁之役，官为佥募。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银差，则计其交纳之费，加以增耗。凡额办、派办、京库岁需与存留、供亿诸费，以及土贡、方物，悉并为一条，皆计亩征银，折办于官，故谓之一条鞭。立法颇为简便。嘉靖间数行数止，至万历九年乃尽行之《明史》卷七十八《食货二·赋役》。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7983页。。所谓力差（卖力气的差役），服役者需到服役处服劳役。而银差，则是交纳白银，而后免差。实行一条鞭法后，“力差则计其工食之费，量为增减”，确定其费用后，交纳费用（白银）即可。韩道国只要每月交银三钱，便可不必到郓王府服役了，从而获得人身的自由。这说明那时力差可转为银差，已实行一条鞭法了。
另一条信息是《金瓶梅》描写收缴土地赋税粮只收白银，这种政策只有在施行一条鞭法后才会出现。《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写吴大舅新任山东省屯田千户，前去看望得病的西门庆。西门庆道：“通共有多少屯田？”吴大舅道：“这屯田不瞒姐夫说，太祖旧例，练兵卫，因田养兵，省转输之劳，才立下这屯田。后吃宰相王安石立青苗法增上这夏税，那时只是上纳屯田，秋粮又不同民地。如今这济州管内，除了抛荒、苇场、港隘，通共二万七千顷屯地，每顷秋税夏税，只征收一两八钱。不上五万两银子，到年终才倾齐了，往东平府交纳，转行招商，以备军粮马草作用。”《金瓶梅词话》第七十八回，第2350—2351页。《金瓶梅》一书时空叙事的最大特点是“假宋写明”，不但书中写了很多明代官吏（如狄斯彬、韩邦奇、凌云翼、王烨、曹禾等约五十余人）见陈诏《金瓶梅小考》，上海书店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许建平《金学考论》，河北教育出版社1999年12月版。，而且即使所写为宋代人物，其官衔也是宋、明掺杂用，暗指此宋人为明代某人（如蔡京身上有了明代的“内阁”，从未做过“太子太保加太傅”的朱勔，却荣获明代陆炳的官衔等等）同上。。此段文字同样采用了这样的手法，假宋代王安石的“青苗法”，写明代张居正的“一条鞭法”。何以见得？请看王安石的青苗法： 青苗法者，以常平籴本作青苗钱，散于人户。令出息二分，春散秋敛《宋史》卷三百二十七《王安石传》。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6361页。。
会河北转运司干当公事王广廉召议事，广廉尝奏乞度僧牒数千道为本钱，于陕西转运司私行青苗法，春散秋敛，与安石意合。至是请施行之河北。于是安石决意行之，而常平、广惠仓之法遂变而为青苗矣。苏辙以议不合罢。而诸路提举官往往迎合安石之意。务以多散为功，富民不愿取，贫者乃欲得之。即令随户等高下品配，又令贫富相兼，十人为保。……又民户尝贷粮五十余万石，尚悉以闻，今条例司又以买陕西盐钞钱五十万缗为青苗钱给散，恐民力不堪《宋史》卷一百七十六《食货志上》四。上海书店、上海古籍出版社1994年影印本《二十五史》，第5726页。。王安石的青苗法，是让地方政府和富户出钱，资助无钱粮耕种的农民播种。这与屯田收税银根本不是一回事。其二，“青苗法”所收资助钱为铜钱《辞海》“青苗法”条：“王安石于熙宁二年实行青苗法。凡州县各等民户在每年夏秋两收前，可至当地官府借贷现钱或粮谷，借以补助耕作，称青苗钱。借户贫富配搭，五户或十户为一保，互相检察。贷款数额依民户资产分五等，一等户每次不过十五贯，末等户不过一贯五百文。所借随当年夏秋两税于六月和十一月归还，每期取息二分。”，而非银子。一条鞭法规定只收银子，吴大舅所收二万七千顷屯地的赋税是一色的银子。故知吴大舅所说的“王安石立青苗法”，实指明代万历初执政者张居正的“一条鞭法”。这有力证明吴大舅收屯田赋税银子的时间是施行了一条鞭法之后的事。
也许有人会说，“一条鞭法”早在嘉靖年间就开始推行，并非始于万历九年。一条鞭法虽推行于嘉靖初年，但仅限于小部分地区（嘉靖十年开始施行，嘉靖十六年行于苏、松两府，四十四年行于浙江），并未在全国普遍推广开来，也未在《金瓶梅》故事发生地——山东临清一带推广开来。换言之，临清一带在万历九年前尚未施行一条鞭法，即《金瓶梅》中所描写的吴大舅管理屯田所收赋税为白银、韩道国可以将力差转为银差的故事并非发生在万历九年前，而是发生在全国施行一条鞭法的万历九年之后。
总之，既然《金瓶梅》所描写的以上两件事发生在全国通行“一条鞭法”之后，而《明史》中记载张居正在全国推行一条鞭法的时间是万历九年，那么，《金瓶梅》成书的时间上限当为万历九年，而不可能在小说已描写的一条鞭法在临清一带推行的万历九年之前。因为若是成书于之前的嘉、隆年间，作品中怎么会写出万历九年后的事呢？
那么，《金瓶梅》成书的下限为何时？最早传递《金瓶梅》手抄本问世消息的是袁宏道写给董其昌的一封信，《与董思白书》云：“《金瓶梅》从何得来？伏枕略观，云霞满纸，胜于枚生《七发》多矣。后段在何处？抄竟当于何处倒换？幸一的示。”袁宏道《袁中郎全集》卷一“尺牍”，《有不为斋丛书》本，时代图书公司1934年版。此信写于万历二十四年，说明这一年《金瓶梅》已成全帙。而透露全帙《金瓶梅》出处的是屠本峻，他在《山林经济籍》一书中记载：“其人沉冤，托之《金瓶梅》。王大司寇凤洲先生家藏全书。今已失散。”屠本畯《山林经济籍·觞政·十之掌故》，见阿英《小说闲谈·金瓶梅词话》，古典文学出版社1958年版。王世贞收藏《金瓶梅》当为他健在之时，而王世贞于万历十八年去世，故成书时间最晚当为万历十八年。即《金瓶梅》成书的年代为万历九年至万历十八年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