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艺术与社会生活》，《普列汉诺夫美学论文集》（域），第822页。着重号原有。
子，提倡“人的文学冶，反对封建文化。后来被白色恐怖吓坏了，宣称要在十字街头筑起象牙之塔，不管外面多么纷扰，他要躲在里面临《九成宫》字帖。所以他在20世纪30年代鼓吹幽默文章，提倡闲适小品，一副超然出世的样子。且看他在1934年写的五十自寿诗：“前世出家今在家，不将袍子换袈裟。街头终日听谈鬼，窗下通年学画蛇。老去无端玩骨董，闲来随分种胡麻。旁人若问其中意，且到寒斋吃苦茶。冶（其一）这是何等的飘逸！所以当时有人评论周作人的道路是：从叛徒到隐士。但在社会斗争激烈的社会里，这种超然物外的态度是难以持久的。果然，周作人并没有做稳隐士。抗日战争开始不久，他就在沦陷了的北平出任伪职，堕落为汉奸。这样，他从超然物外，又陷入了政治的泥潭。
第四种，有些人提倡为艺术的艺术，是为了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实际上有反封建的积极作用。例如创造社，是“五四冶以后我国一支重要的新文艺队伍，但他们却鄙薄为人生的艺术，主张为艺术的艺术。他们在文学思想上虽然有偏颇的一面，在行动上也有在新文学阵营内部打派仗的时候，但主要的方向是反对文以载道的封建文学，是积极的、革命的。欧洲浪漫派文人的艺术至上主义，也不能说没有积极意义，他们大抵是对于为君主专制主义国家利益服务的古典主义文艺的一种反拨。这种所谓为艺术的艺术，当然更加不可能超脱政治。它的政治倾向其实是很鲜明的。
三、文学家的独立精神
文学与政治的关系极为密切，但要处理好两者的关系却很不容易。文学要超脱政治显然是不可能的；但政治若要把文学当作自己手中的工具，也就会导致文学变质，使其不成为艺术。这在我国古代和现代，都有一些值得总结的历史经验。
我国古代是在漫长的封建专制主义制度下渡过的，人们没有自己的独立地位，“学成文武艺，货与帝王家冶是他们唯一的出路。在这种制度下，文人的依附观念和庙堂意识很强，他们只想在官场里占一席之地，用自己的文才来为皇家服务，缺乏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所以中国多的是歌功颂德之作，应和酬唱之作和风花雪月之作，而少有正视现实的作品，更少有反抗的呼声。“一为文人便无足观冶的讥评，虽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的毛病，但对于那些帮忙文人和帮闲文人来说，却是恰当的。而这类文人，在中国又何其多也！
现代政治家则对文学艺术提出了更明确的要求：“文艺必须从属于政治冶。这个口号的内在含意就是要求文艺家积极地来宣传政治家所提出来的政治路线。有些政治家还喜欢给作家布置创作任务，出题目，定主题，而作家们也很以此为荣。即使没有直接接受到创作任务的作家，也主动地按照政治领袖的观点来炮制作品。譬如，政治领袖提倡农民走合作化的道路，作家们便大写农业合作化小说，宣传合作化的优越性，渲染劳动致富的危险性；政治领袖说阶级斗争要年年讲、月月讲，作家们就把社会生活中一切事情都提到阶级斗争的高度来写，真是写得到处都是剑拔弩张。还在20世纪50年代初期，文艺界有识之士就提出了反对图解政策的创作倾向，但这种倾向不但没有反掉，反而愈来愈严重，原因就在于政治把文艺置于从属地位，它当然只有跟着政治形势转了。要改变这种状况，只有作家摆脱从属观念，而具有独立精神和自由思想才行。纵观中外文学史，凡是伟大的作家，杰出的作家，对于生活都是有自己独立见解的，这样才能开掘出自己的主题，写出深刻的作品来。
人们往往引述鲁迅所说的“遵命文学冶为佐证，来说明文学家应该听命于政治家。殊不知这是对鲁迅精神最大的歪曲。诚然，鲁迅在《掖自选集业自序》中谈到自己在五四时期所写的小说时，曾经说过：“这些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爷。冶但他接着说：“不过我所遵奉的，是那时革命的前驱者的命令，也是我自己所愿意遵奉的命令，决不是皇上的圣旨，也不是金元和真的指挥刀。冶这句话说得很清楚，他的“遵命冶并不是盲目的，更不是功利的，而是“遵奉冶与自己的观点相一致的“命令冶。我们还应该注意到，这里用“也可以说冶这样勉强的词语，而且又在“遵命文学冶一语中打上引号，说明这段话是在特定语境中说的。这语境，可以从1928年所写的《掖农夫业译后附记》中看出。鲁迅在这里说：“今年上半年‘革命文学爷的创造社和‘遵命文学爷的新月社，都向‘浅薄的人道主义爷进攻，即明明白白证明着这事的真实。冶“乖哉乖哉，下半年一律‘遵命文学爷了，而中国之所以不行，乃只因鲁迅之‘老而不死爷云。冶原来他称自己的作品“也可以说，是‘遵命文学爷冶，是一种调侃和讽刺。后来在《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演讲中，则明显地将“遵命文学冶作为“革命文学冶的对立物加以批判，鄙视、憎恶之情溢于言表，何言提倡？淤盖鲁迅好作反讽之语，见者不察，作为正面之语运用，或明知淤鲁迅于1932年11月24日在北平女子文理学院作《革命文学与遵命文学》的演讲，未存讲稿。但次日《世界日报》的“特讯冶中有所报道。鲁迅在演讲中谴责了三种人：（一）在上海以革命文学自居，而后来因怕被捉，于是成为民族主义文学之丁卒矣，彼之革命文学，一变为遵命文学矣。（二）有些人一面讲马克思主义，而却走到前面去，他所讲者，十分高超，使之难以了解，但绝非实际所可做到，似此表面虽是革命文学，其实乃是遵命文学。（三）一些人打着“为艺术而艺术冶之牌子，不顾一切，大步踏进，对于时代变迁中之旧道德，旧法律，彼等毫不向及，不关心世事，彼借此幌子，而保自己实力，表面上虽是前进，实则亦是遵命文学。
其意在于讽刺，而故意曲解为提倡，使其为己所用。从鲁迅历来的文学见解看，他是最反对配合形势，命题作文的。比如，他在《忽然想到（十一）》中说：“即使是真的诗文大家，然而却不是‘诗文大全爷，每一个题目一定有一篇文章，每一回案件一定有一通狂喊。他会在万籁无声时大呼，也会在金鼓喧阗中沉默。冶又在《革命时代的文学》中说：“好的文艺作品，向来多是不受别人命令。不顾利害，自然而然地从心中流露的东西；如果先挂起一个题目，做起文章来，那又何异于八股，在文学中并无价值，更说不到能否感动人了。冶他更讨厌那些依附权势，遵奉指挥刀之命的文人，对他们多有讽刺。如在《小杂感》中说：“世间大抵只知道指挥刀所以指挥武士，而不想到也可以指挥文人。冶在《革命文学》中又说：“世间往往误以两种文学为革命文学：一是在一方的指挥刀的掩护之下，斥骂他的敌手的；一是纸面上写着许多‘打，打爷，‘杀，杀爷。或‘血，血爷的。如果这是‘革命文学爷，则做‘革命文学家爷，实在是最痛快而安全的事。从指挥刀下骂开去，从裁判席上骂下去，从官营的报纸上骂开去，真是伟哉一世之雄，妙在被骂者不敢开口。而又有人说，这不敢开口，又何其怯也？对手无‘杀身成仁爷之勇，是第二条罪状，斯愈足以显革命文学家之英雄。所可惜者只在这文学并非对于强暴者的革命，而是对于失败者的革命。冶这些话，才真正代表了鲁迅的文学精神！鲁迅不但不提倡文艺服从于政治，而且还作过《文艺与政治的歧途》的演讲，说：“我每每觉到文艺和政治时时在冲突之中冶，这确是实情。因为文艺家感觉敏锐，对于社会问题较早看出来，“他说得早一点，大家都讨厌他。政治家认定文学家是社会扰乱的煽动者冶，而且，政治家与文艺家的思维方式也不一样，处理问题的办法也不一致，“政治想维系现状使它统一，文艺催促社会进步使它渐渐分离；文艺虽使社会分裂，但是社会这样才能进步起来。文艺既然是政治家的眼中钉，那就不免被挤出去。冶可见这种矛盾有时会闹到非常激烈的地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