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信原本是项羽的部下，因为不受重用而转向投奔刘邦。刘邦知道他有将才，就放心任用他做将军在四方征讨，建立了不世之功。因为他善于用兵，所以在军队中的威望极高，渐渐也形成了一支可以独立于刘邦势力之外的力量。恰巧这时刘邦和项羽已经进入了决战时刻，韩信完全可以分析当时的情形然后决定自己的政治态度。可是，他缺乏长远的眼光，轻易相信了刘邦，最终才会落得一个身首异处的下场。
汉四年（公元前203年），韩信平定了整个齐国。他居功自傲。想要割地封王，便向刘邦上书，希望先代理齐王。刘邦得知消息后勃然大怒，动了杀机。但是韩信的势力强大，刘邦一时无法应付，在张良、陈平的劝阻说下，只得立韩信为齐王。
在楚汉相争的关键时刻，蒯通知道天下胜负的关键在于韩信支持哪一方，就为韩信考虑，前去规劝他，说：“当初，英雄豪杰纷纷揭竿而起。那时，大家关心的只是灭亡秦朝。而今，楚汉相争，使天下无辜的百姓受连年战乱之苦，以我估计，除非是圣贤才能平息这场天下的祸乱。当今刘、项二王的命运都在您的手里。您协助汉王，汉王就胜利；协助楚王，楚王就胜利。如果您能听从我的计策，不如让楚、汉双方都不受损害，同时存在下去，您和他们三分天下，鼎足而立，形成那种局面，就没有谁敢轻举妄动。这样，天下就会对您感恩戴德，听命于您。有句话说得好：‘苍天赐予的好处不接受，反而会受到惩罚；时机到了不采取行动，反而要遭殃。’希望您仔细地考虑。”
蒯通的话有理有据，而且对当时形势的讲解也十分到位，他也确实是设身处地为韩信考虑，这种建议虽然看起来过于大胆，却是比较适合韩信的。
韩信说：“汉王给我的待遇很优厚。我听说，受了人家的恩惠，就要分担人家的祸患，为人家的事业效死，我怎么能够图谋私利而背信弃义呢！”
蒯通说：“你自认为和汉王友好，想建立流传万世的功业，我私下认为这种想法错了。这是为什么呢？祸患产生于贪得无厌而人心又难以猜测。如今您打算用忠诚、信义与汉王结交，断定汉王不会危害自己，难道您不知道野兽打完了猎犬就被烹杀的道理吗？无论是以交情友谊而论，还是以忠诚信义而论，您都不值得对刘邦那么忠诚。况且我听说，有勇有谋的人，使君主猜忌而有危险；功勋卓著的人会被损抑。大王您的功绩和谋略天下无双，身处臣子地位而有着使国君感到威胁的震动，名望高于天下所有的人，我私下为您的将来感到危险。”
可是韩信对他的话将信将疑，说：“先生暂且说到这儿吧！让我考虑考虑。”经过一番思索，韩信还是犹豫不决，不忍心背叛在他最落魄的时候收留他并重用他的刘邦，又自认为功勋卓著，刘邦终究不会夺去自己的齐国，于是未采纳蒯通的建议。
因为把政治同个人感情混为一谈，韩信不能正确地对时局作出分析，以致错过了保全自己最好的机会。当项羽被打败后，刘邦却用突然袭击的办法夺取了韩信的军权，又改封他为楚王。刘邦既然已经对韩信不放心了，韩信就应该早作打算，可是他仍然懵懵懂懂，以为刘邦不会对自己绝情绝义。
项羽部下的将领钟离昧在项羽死后逃出来归附了韩信。刘邦听说后就命令楚国逮捕他。而此时又有人上书告发韩信谋反。刘邦采纳陈平的计谋，假托要巡视会见诸侯，派使臣通告各诸侯到陈县聚会，说要巡视云梦泽，其实是要袭击韩信，韩信却不知道。他还以为刘邦是想抓住钟离昧，便逼死钟离昧，拿着他的人头去朝拜高帝。刘邦按照事先的部署，命武士捆绑了韩信，押在随行的车上。韩信说：“现在天下已经平安，我却遭到如此的待遇！”到了洛阳，刘邦才赦免了韩信的罪过，改封为淮阴侯。
刘邦经常从容地和韩信议论将军们的高下。刘邦问韩信：“像我的才能能统率多少兵马？”韩信说：“陛下不过能统率十万。”刘邦说：“你怎么样？”回答说：“我是越多越好。”刘邦笑着说：“你统兵越多越好，为什么还被我俘虏了？”韩信说：“陛下不能带兵，却善于驾驭将领，这就是我被陛下俘虏的原因。况且陛下是上天赐予的，不是人力能做到的。”
这段话，体现了韩信沮丧和悔恨的心情，但是如此直白地表露名出来，明显表达出了他对刘邦的不满和怨恨。果然，刘邦越发担心他谋反，就派人处处监视韩信。
韩信不甘心自己的失意，想要再次发挥军事才能，与刘邦决战，便阴谋策动军事叛乱。结果他的手下向吕后告密，吕后便和萧何设计把他骗到长乐宫杀掉了。
韩信在临刑时反思自己的一生，才醒悟到当初没有采纳蒯通的计谋的失误。实际上，韩信在人生的关键时刻没有预先为自己考虑，没有和刘邦、项羽三分天下，也就失去了自己保护自己的极佳机会。等到刘邦一再打击他时，他却想为了自保而谋反，更是不知重视生命，因为那时局势已经完全不同，反叛只能加速灭亡。
名
从孔子以来，儒家就非常强调“名”的重要性，认为凡事“名不正则言不顺”，人立身处世也应该保全名声胜过珍视生命。所以，才会有那么多人临危不惧，觉得自己可以“留取丹心照汗青”。生死之际。是人生的最大关头。此时，能否保全生命已经很难说，便应退而求其次，保住自己的名声。史可法身死而名不死，洪承畴身活而名已灭，就是最好的例子。
在更多时候，没有生死关头那么紧迫，但是如果处在权力中心，很难预知自己未来是否能保全生命，这时候保全名声就成了重要的选择。
李泌淡泊名利知进退
安史之乱爆发之后，唐玄宗就退位为太上皇，让自己的儿子肃宗即位。在唐肃宗刚刚即位的时候，身边的文武官员不满三十人，肃宗要想平定叛乱，十分需要有才能的心腹之人来帮助他。
这时候，他想起自己当太子时的一个好朋友李泌，就派人把李泌从颍阳接到灵武。
李泌原是长安人，小时候很聪明，读了不少书。当时的宰相张九龄看到他写的诗文，十分器重他，称赞他是个“神童”。唐肃宗当太子的时候，李泌已经长大了，他向玄宗上了奏章，对国家大事提了一些意见。唐玄宗看了很欣赏，召见他，想给他一个官职。他推说自己年轻，不愿做官。玄宗就要他和太子交个朋友。以后，他经常到东宫去，太子也特别喜欢接近李泌，把他当老师看待。
后来，李泌看不惯杨国忠弄权，曾经写诗讽刺杨国忠。为了这个，他被杨国忠排挤出长安。他看到政局混乱，索性跑到颍阳隐居起来了。
这一回，唐肃宗来请他，他想到朝廷正遭受困难，自己也应尽点力，就到了灵武。唐肃宗见到李泌如获至宝，事事向他询问。那时的临时朝廷，不那么讲究礼节。唐肃宗跟李泌就像年轻时候一样，进进出出，都在一起，大小事情，全都跟他商量。李泌有什么主意，唐肃宗没有不听从他的。
唐肃宗想封他当宰相，李泌考虑到时局纷乱，而且又不知唐肃宗将来会变成什么样，怕留在他身边既有生命危险，又无法保全自己的清誉，十分不愿意。他说：“陛下待我像知心朋友一样，这就比当宰相的地位还要亲近、尊贵了，何必非要我挂个名做一个宰相不可呢？”
肃宗深知李泌的性格，见不能勉强他，也就算了。李泌在乡间隐居的时候穿的是布衣，到了灵武，穿的还是那件旧的布褂子。有一次，李泌陪唐肃宗一起骑着马巡视军队，兵士们在后面，指指点点说：“那个穿黄袍的是皇上，穿白褂子的是山里来的隐士。”
唐肃宗听到兵士们的议论，觉得这样太显眼了，就给李泌一件紫色的官服，硬要他穿上。李泌没办法，只好穿上。肃宗笑着说：“你既然穿上了官服，还能没有个官衔？”说着，从袖里拿出一份诏书，任命李泌为元帅府行军长史。李泌觉得自己受了肃宗的哄骗，坚决不肯答应，唐肃宗说：“现在国家危难，只好暂时委屈你一下，等平定叛乱之后，还是由你去吧。”
李泌在进人权力中心之初就处处谨慎，不在乎荣华富贵，只想方设法不要让自己陷入充满诱惑和欺诈的官场，这种立身之道的确非常高明。
那时候，郭子仪也已经到了灵武。朝廷要指挥全国的战事，军务十分繁忙。四面八方送来的文书很多，从早看到晚没有间歇的时刻。唐肃宗命令把收到的文书，一律先送给李泌拆看，有特别紧要的，才送给肃宗。宫门的钥匙，由太子李傲和李泌两人掌管。李泌忙得连饭也顾不上吃，觉也没能好好睡。
唐肃宗一心想打败叛军，回转首都长安，就问李泌应该如何用兵。李泌建议暂缓收复长安，先攻打叛军老巢，再发动各路官军围攻，把叛军消灭。
第二年春天，叛军发生内讧，此时要消灭叛军，正是个好机会。但是肃宗急于回长安，不听李泌的计策，强攻长安，郭子仪集中了十五万人马才把长安攻下。接着，又收复了洛阳。
李泌见唐肃宗为了实现个人愿望而不顾自己的提议，心中有些失望，也觉得长期在肃宗身边，将来迟早会有一天因为自己不顺他的心意而被他处治，便再次萌生了隐退的念头。
此时，唐肃宗的宠妃张良娣和宦官李辅国都因为李泌和肃宗的关系太好而嫉妒，并怕李泌对他们下手，便互相勾结，想把李泌除掉。太子李俶发现张良娣他们想害李泌，就告诉了李泌。李泌说：“不打紧。我和皇上有约在先，等收复京城，我就归山，就没有事了。”
唐肃宗不顾李泌的劝告而执意收复长安，让李泌对他产生了疑虑。同时，收复长安也给了李泌一个隐退的借口。
有一天晚上，唐肃宗请李泌喝酒，并且留他一起睡。李泌趁机对肃宗说：“我已经报答了陛下，请让我回家再做个闲人吧！”唐肃宗说：“不行。我和先生曾经共患难，现在正想跟您一起共享太平，您不能走。”
李泌恳切地说：“我和陛下结交很早，陛下太重用我、信任我。就是因为这些缘故，我不能不走。”唐肃宗还想挽留，可是李泌接着说出了自己的顾虑：“今天我跟陛下坐在一个榻上谈话，你不答应我。将来到了公堂上面，就没有我说话的余地了。如果你不让走，那就等于杀我了。”
李泌对唐肃宗所说的这番话，是他深思熟虑的结果。以他和唐肃宗的交情，如果他不归隐，将来一定会成为肃宗身边的重臣，而那样就要做一些他自己不愿做的事情，难免会损害到他的名誉。此时，唐朝已经基本平定了叛乱，朝廷恢复正常是迟早的事情，一旦他留下，就会被牢牢地拴在一个官职上不得解脱。这个时刻，正是他人生中最关键的最后收官时期。加上肃宗身边亲佞的猜忌，也使他感觉到自己并不安全，所以坚持要离开朝廷，自己回去找一个山林隐居。唐肃宗无奈之下答应了他，李泌也就因此而远离是非，在历史上留下了一个淡泊名利的美名。
利
金钱暴利能够给人带来奢华的生活，却也能使人陷入万劫不复的境地。有的时候，正是经济利益让人利欲熏心，最终人财两空、家破人亡。俗语说：“人为财死，鸟为食亡。”正揭露了为一己之利而导致身死家破的可笑下场。
对待钱财之利应该是什么态度，持什么立场，这是一个人生的大问题。在人生的关键时刻，利益争斗的收官时期，这个问题尤其突出。是坦然面对日后再图发展还是孤注一掷为暴利而不顾生死，要视自己的实力和后续力量而定，绝对不可以贸然行事。否则，一定会人财两空．甚至身首异处。
邓通剑走偏锋终至“不名一文”
在中国历史上，有一个“不名一文”的故事，就是和收官时刻在经济上把持不定最终导致覆亡有关的。
在汉文帝当政的时候，有个名叫邓通的人，他十分善于划船，因为这个特长而被选到宫里充当皇帝乘坐的龙舟的水手。有一天夜里，文帝做了一个梦，梦中他想升天成仙，却怎么也上不去。就在这时候，有个头戴黄帽的人在背后推他，终于使他上了天。他回过头来看推他的人，没有看清楚那个人的样子，不过发现那个人的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
文帝记住了这个奇异的梦，便想找到可以帮助他升天的人。恰巧第二天，文帝来到建在宫西苍池中的渐台，见到有个御船水手头戴黄帽，衣带在背后打了个结，正是他梦中遇见的人。文帝大喜之下把那名水手召来一问，那人名叫邓通。文帝想，他既然能把自己推上天，必定是个有过人本领的奇才，便非常宠爱他。邓通也老实谨慎，不随便和外人交往，对文帝也十分恭敬。文帝多次大量赏赐他钱财，还授予他上大夫的官职。
其实，邓通只是一个水手出身，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才能。他的长处，不过是自己处事谨慎，对皇帝唯唯诺诺，既不能出谋划策，也不能推荐贤士，只是一味对文帝谄媚而已。
有一次，文帝命一个善于算命的人去给邓通相面，那人相面后对文帝说：“邓通这个人将来要贫饿而死。”汉文帝十分忧虑地说：“这个命运未免过于残酷，在这个世界上，能让邓通富起来的只有我，我怎么会忍心叫他受穷呢？”
于是，文帝下令把蜀郡严道的一座铜山赐给邓通，允许他自己铸钱。从此，邓通靠着铸钱发了大财，他铸造的铜钱遍布天下，人人都知道有“邓氏钱”。当时，他号称“产匹铜山，家藏金穴”，可见其在经济上的实力之大。
有一天，文帝背上生了一个疮，脓血流个不停。早已是文帝身边红人的邓通觉得这更是一个表现自己忠心的机会，如果表现得好，不但能够得到更多的赏赐，也许文帝心情好，还会封自己做王公。打定了这个主意，邓通便天天进宫去，用嘴巴替文帝吮吸脓血。
一天，文帝突然问邓通：“天下谁最爱我？”邓通恭顺地回答：“应该说没有谁比太子更爱陛下的了。”太子刘启来看望文帝的病情，文帝要他吮脓血。太子见疮口脓血模糊，腥臭难闻，禁不住一阵恶心，但又不敢违抗，只得硬着头皮吮吸，可是脸色很难看。后来，他听说，邓通常为文帝吮吸脓血，这是做亲生儿子都无法做到的，便感到惭愧。可是太子觉得邓通这样做未免有矫情的成分，也有邀功的嫌疑。更重要的是，邓通这样做，让身为太子的他非常难办，也因此而忌恨邓通。
文帝死后，太子刘启即位，是为汉景帝。汉景帝对当年的事情耿耿于怀，便找了一个机会免去了邓通的官职，让他回家闲居。邓通回到故里之后，本来有大批的田产和钱财，但是他因为失去了官职，便想在经济上有所作为，补偿自己的失落。
在失去官爵权位的时候心中有失落的感觉，可以说是人之常情，这样的时刻正是人生的转型时期，如果顺利度过，就会出现光明的前景；而如果一蹶不振或者剑走偏锋做了蠢事，便会更加失意落魄。眼前的情况，对邓通来说，就正是他人生的收官时期。
他在权力上的失意，本来可以通过多做善事或者立业货殖来排解，可是，他为了冲淡自己的失意情绪，竟然铤而走险，采取了牟取暴利的手段，大做钱币投机的买卖。他以为这样能够让自己富可敌国，纵然不能再做高官，也算是在财力上达到帝王的程度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