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早年丧母后，阮殿文就像一只孤独的鸟，流浪在云南的大小山川河谷间，用自己的方式感受着生命与时间，思考着川流于春夏秋冬的各色事物。2003年夏天，又从昆明流浪到北京。阮殿文属于那种有思想和才气的、精神弥漫于万物之中且又善于书写的人，迄今已有数量可观的散文发表在《散文》、《民族文学》、《中华散文》、《中国作家》、《山花》等重要文学刊物上，而且这些散文大多受到读者的欢迎，不断被《作家文摘》等各种文摘类书刊转载，并入选很多部选集。
阮殿文是用诗人的敏感来书写散文的，但他的散文绝不是当下所流行的“情感加想象”的一类。他的创作灵感来自他脚下的泥土和大地，来自他行走其间的每天都在流逝的时间。他说他只是这一切的一个“记录者”，他甚至说“我只是这些文字的记录者，真正想说出这些话的人，并不是我，而是现实的我指不出来具体是谁的他们。”他散文的主题极其宽泛，并且由于诗人气质的浸泡而使得文字间闪烁着一种高蹈的意志。在这些文字中我们随处可以遇见宽容、洁净、亲情、忏悔、饶恕、仁慈、赞美、诅咒一类的词语。当然，这绝不是“高贵主题”的有意罗列与展览，也不是追求时髦的背后那无法掩盖的虚弱的影子。如果把阮殿文散文那不易统一的主题当作一条河流的话，那么，这些词语所关涉的内容就只能算是这些散文主题的风景线了，它们就像生长于河岸上的庄稼、树木和村庄一样，共同构成了属于自己的风景。我以为，在这些极容易被读者抓住的主题词语的背后，有着一个不为人们注意的、更能统一他的大多数散文的主题：时间深处的伤痕。
由于早年丧母，阮殿文对时间的流逝以及时间无法抚平的伤痛有着深刻的体验与记忆。而且这种体验与记忆一直与死去了的母亲和健在的年迈的父亲（有时他是母亲形象的另一种存在）有关。在《母亲的菜花》中他这样写道：
美好的时光都是转眼即逝的。离时光最近的我，首先尝到了时光远去的空虚和痛苦。正当又一季的菜花就要盛开时，母亲沿着来时的路去了，回到了她起身时的地方，和我离得远远的。
——《母亲的菜花》
这里的“时光”承载着美好和幸福童年，承载着慈爱母亲参与并耕耘的生活，承载着作者生命中“居家”的感受。然而，伴随着母亲的离去，美好的时光带走了一切的美好，留下的只是一道无法愈合的伤痕，一条从此走上的流浪之路：
那时我还小，还不知道没有母亲，菜花就不会自己盛开；还不知道没有母亲，菜花只不过是大地上没有获得土壤的种子，不可能在我面前盛开出让我激动的金黄色的花朵；还不知道没有母亲，菜花只不过是没有得到太阳引领的光明，更不可能成为太阳的眼睛，照亮我，照亮我今后的生活。
——《母亲的菜花》
这里“菜花”的意象已经类似于朱自清笔下父亲的“背影”了，它凝集着作者对远去了的母亲的那种近似宗教般的情怀，是作者对生命中仅有一次的母爱时光的追怀。可是，今天，这美好的一切留给“我”的，只是一道时间深处的伤痕，“像一座荒无人烟的村庄”，时时提醒着“我”，折磨着“我”。
母亲过早的离去让阮殿文更加关注孤独的父亲。确切地说，他把对母亲的爱也投到了父亲的身上。这种关注与亲情让他写下了一系列让人为之落泪的篇章，《父亲相亲》、《父亲没有四千块》、《父亲挑书》可以算作其中的精品。这类作品虽不能说是用血写的，但绝不是用水写的。这些作品首先感动读者的，是弥漫其间的父子之情，是老迈的父亲无论何时何地都替儿子的未来着想的圣父般的情怀与形象。然而，就我的阅读感受来讲，这同样只是这类散文外在的“风景”，真正的内在“元素”依然是时间流逝后生命深处的伤痛。只是，与前面不同的是，这里的伤痛来自人性的觉醒与自我批判。正是对这一主题的独特而又深入的探讨，让这些作品在每一位细心读者的手里显得沉甸甸的。
《父亲没有四千块》笔触直接伸向了“我”已变异的人性，揭示了在“爱”、“亲情”、“善”、“家”的外衣的裹挟下，“我”那自私、虚荣、冷酷的心理世界。在城里工作的我准备装修房子结婚，“在挖空心思左算右算最终肯定父亲确确实实有四千块钱后”，写信给乡下孤身无依的父亲要钱。然而，父亲迟迟没有寄钱来。开始，还以为是信上的话得罪了对“我”期望很高的父亲，所以才没寄钱来，于是“我”接着就打电话跟父亲要钱，才知道父亲手头根本没钱，而且连栽秧所需的肥料钱也没有，父亲正准备栽完秧后把唯一的耕牛卖了凑钱寄来给“我”结婚。听着电话里父亲焦急而且自责的声音，“我”终于哭了：
这是我在母亲病逝十年后的第一次最真实的哭。这个时候，我把一直在纵容我远离真实与良知的虚荣心忘了，我把一直遮盖我的这一虚荣心的面子忘了，我把只与我个人的安逸和幸福有关的私心杂念忘了……这个时候，我把一切都忘了带在心上，除了自责与愧疚。
面对父亲，我是多么的自私与贪婪……
——《父亲没有四千块》
这是人性觉醒者的自责与自审的哭声。在这哭声与眼泪里，人性的原初和真实得到了瞬间真切的释放，所有平日里披着的“外衣”、“面具”顿时失去了作用。这里，父亲不仅是施爱给我的圣父，更是立在我面前的一面透视人性的镜子。随着时间悄无声息的流逝，随着个人自我奋斗的无限展开与膨胀，这种在“爱”与“亲情”的面纱下悄悄发生着的人性的变异肯定是作者事先没有预料到的；人的奋斗原本是要朝向人性的不断完善的，然而，现在的我却走上了与最初的期望完全相反的道路，把那个曾经真实的我抛在了遥远的过去，这是一种怎样的没有事先遇见的生命的疼痛呀。也许，它比失去亲人还让人感到疼痛。
阮殿文这类散文的深刻性非常容易被读者所忽略，在此论及，希望能引起读者的注意。另外，就当前不断引起讨论的“散文的真实性”问题而言，殿文的这类文章也是极有启示的。我们不能因为某些“恶”是在“善”、“家”、“亲情”、“友爱”一类的遮蔽下发生的，就不去深挖它，揭示它，甚而至于还去温柔、轻飘地歌颂它，那样，再真实的文法也只能抵达虚无的深渊。阮殿文的这类文章告诉我们，作家写作时，要以真实的人性作为内在思想艺术的支持，读者也要用自己的人性去品读作品。
几年前，当我最初接触阮殿文的作品的时候，我就有一个想法：许多年以来，把写作视为自己生命的他在云南的高山与河谷间的漫游，一定是在寻找什么不为我们注意的东西。今天，我似乎已明白，诗人是用游走的方式来跟生命深处那时间刻下的伤痕抗争的，他作品中的深刻性正是这种抗争的结果。然而，作为一个用文字与一切对话的写作者来说，阮殿文生命深处的时间之伤不仅仅限于亲人的失去与人性的不完善，时间在多维方向上给他留下了铭刻于心灵的创伤。这里，我想谈谈另一种伤害——时间长河中的语言给他留下的创伤。
写作不是一项轻巧的活动，它是写作者一次又一次的“茫茫黑夜中的旅行”。在这旅行中，我们必须面对太多的陷阱和压力。语言的牢笼与所写事物的“意义的现成堆积”是最大最深的陷阱和压力，它们一起构成“影响的焦虑”的核心。
作家必须依赖语言，才能把自己从创作的言说冲动中解脱出来，然而，在强大而成熟的汉语传统面前，“词与词、句子与句子的连接方式构成的网络，让我们经常感到，这与其说是解放我们的出口，莫如说变成了我们的牢笼”。“几乎所有的事情，在我们真正地感受出来之前，早就被语言指定，或指示该怎样感受。说到底，有关这个世界的几乎所有事情，在几乎所有一切的层次上，全都被说尽了，而且说法已经僵化了，牢固地束缚了我们的头脑。”阮殿文对这种语言的痛苦有着深切的体验与反抗意识。他有意对这一切实行“解构”，从而实现真正属于自己的言说。他说：“任何事物都会浮出水面，只是每一种事物在它浮出水面时，动用了它与众不同的浮出方式。这个时候，我们只有打开神镶嵌在我们心上的那一双眼睛——我通常叫它心眼，我们才能通过这一方式，触摸到它的真实。”（《硕都湖深埋着神的眼睛》）刊于《山花》2002年第7期上名为《香格里拉，秋天的漫游与神话》的一组散文，可以看作是他应用自己的方式，对当代散文写作中由于语言的链接、互生而产生的“意义的现成堆积”现象的一种反抗，是对“宏大叙事”式的写作的一种反动。
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学传统赋予了“草原”太多的美和神话，尤其是当这草原还是处于藏文化区的时候，它更是变成了一种由神灵创作的美，一种与现实的世俗生活相对的美。这种美往往跟辽阔、高远、蓝天、白云、青草、自由、洁净、驰骋的马匹、浪漫的诗情一类的词语有关，甚至成为彼岸世界的一个象征。这种美往往在高处，在远方，只有极少的人能与它相遇。我把这种草原称为“文化草原”，它由历史长河中强大的汉语传统构成，并一直流淌在这条大河中。需要说明的是，以下的论述并不是要否定“文化草原”的美学价值，相反，以理想主义支持人生的我，非常喜欢这种美，并常常陶醉于张承志《黑骏马》的草原，歌唱家德德玛、腾格尔的草原。像大多数人一样，由于长期生活在汉语传统中，阮殿文对“文化草原”充满了神往，因而，一次普通的依拉草原游便被赋予了不平常的意义：
在来依拉草原之前，我一直在谋划着怎样把依拉草原纳入我身体的最深处，怎样把它在我今后的光阴里，像对待花瓣一样，一瓣一瓣地拿出来喂养飞行在我的光阴里的每一只天鹅。我甚至还想怎样在今后的光阴里，向世人炫耀我已经拥有的依拉草原。真的，想到由神灵镶嵌在大地上的依拉草原，想到依拉草原将为我带来洁净与愉快，我简直激动得想哭，并且想大声地哭出来，让神灵都能听到……
——《依拉草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在“我”出游前的想象中，草原完全成为了世俗生命的救世主。可是，很多时候这种想象是靠不住的，就像米歇尔·福科所言，“没有人真正分析过，在众多的语言表达中，在全部的语言中，这些话语（文学话语、哲学话语）是如何被神圣化并被赋予这种特殊功能的。”阮殿文在现实中遇见的草原并非神的创造物，作为一个尊重眼睛与良心的写作者，他有义务和责任，依据个人的情感经历，把所见的真实的草原从“文化草原”中剥离出来，因而他通过还草原真实的景象而使之与“文化草原”相区别，并得以把真实的草原摆在读者面前：
在秋天绵绵不止的细雨中，……我看见的依拉草原，只是一匹又一匹清瘦的马在冷风中低垂着头，眼皮耷拉，等待游人。它们的主人在远处招揽着生意……当然，还有牦牛，还有绵羊，它们不能像马儿一样驮着游人在依拉草原上奔跑，但它们可以让游人骑在自己身上拍照……接下来进入我的视野的，是很多的牛粪、马粪、羊屎，还有各种品牌的烟头，它们像一群失去海水后刚死去的鱼，杂乱无章地散落在依拉草原上。……入口处摆着许多烧烤摊上烟雾缭绕，却不像村庄上空的炊烟，让人觉得温暖，让人想到回家。
——《依拉草原在我眼前晃来晃去》
阮殿文在这组散文中实现了对“文化草原”的“解魅”，让自己从语言的不真实中解放出来，还自己一种生活的真实。其实，我们不能说这种真实的草原就不美，因而没有必要在创作中有意去回避它，但真实的情况却是，大多数人的创作都让笔下的草原在既成的语言与感受的惯性与传统中生成，最终完全被“文化草原”的强大能量控制。因而虽有一千个作者写到了一千个不同地方的草原，但本质上依然只是一个“类”的草原。这确实是散文创作中的惰性与悲哀。阮殿文的这组散文让我再次想起散文的真实性问题，真实绝不只有一种可能，它可以在很多方向上得以实现，只是创作者若想获得这种真实，就必须首先处理好写作的价值归属问题，必须有强烈的问题意识。还是福柯说得好，“知识分子的工作不是要改变他人的政治意愿，而是要通过自己专业领域的分析，一直不停地对设定为不言自明的公理提出疑问，动摇人们的心理习惯、行为方式与思维方式，拆解熟悉的和被认可的事物，重新审查规则和制度，在此基础上重新问题化。”在这个意义上，我们说阮殿文不仅是一个“写作者”，还是一个当代意义上的“知识分子”。
语言的伤害在阮殿文的许多作品中得到体现。这种伤害主要表现为一种欺骗，一种现成的语言逻辑和文化惯性带来的欺骗。在这些作品中，他总是期望去接近一种“真实”——一种由文字、阅读、现成的文化建构而成的真实，但生活中所能抵达的却永远只是这种“真实”的“仿制品”，让他分不清这世界的真假虚实，结果只能“像是站在世间之外……在我的体内，除了揪心的疼痛，什么也没有”。
也许，是到了清除当代散文创作中的“语言暴力”和“文化霸权”的时候了。可惜，这些奔腾于时间长河中的文化伤害不为我们大多数人认识。
我的解读或许有些残忍，竟试着去展开连作者有时也不太愿意明说的生命深处的伤痕。但是，我相信，阮殿文是愿意直面这些伤痕的，他作品中精神的火把正是在这些伤痛中得以点燃。从他的作品中我已经感受到，他生命的骨髓里有着担当甚至是追寻苦难与疼痛的品质。就像他在《火把》（《散文》1998年第10期）中所抒写的那样：“一条河必须弯曲，一条河必须咆哮。一条河必须把石头击碎，必须把山劈开。一条河必须弯曲，才能从南方进入北方，从北方进入南方。一条河必须弯曲，安详的水，才能从我的瞳孔流入你的瞳孔。一条河，必须是一条河。”我相信，这种品质正是读者所期待的，也是当代散文所期待的。我希望这种生命深处甘愿品味苦难的品质继续引领阮殿文，让他永远去直面、担当属于自己的那份生活，写下属于自己的那份经历和感受。
2002年12月，昆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