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商子曰：“法令者，人之命也，为治之本。”
慎子曰：“君人者，舍法而以身治，则受赏者虽当，望多无穷，受罚者虽当，望轻无已。君舍法而以心裁轻重，怨之所由生也。是以分马者之用策，分田者之用钩，非以钩、策为过人之智也，所以去私塞怨也。故曰：夫君任法而不躬为，则怨不生而上下和也。”
孙卿曰：“明职分，序事业，材伎官能，莫不治理。如是，则厚德者进，廉节者起，兼听齐明，而百事无留，故天子不视而见，不听而闻，不虑而知，不动而功，块然独坐而天下从之。此操契以责名者也。”
李斯书曰：“韩子称‘慈母有败子，而严家无格虏’者。何也？则罚之加焉必也。故商君之法，刑弃灰于道者。夫弃灰，薄罪也，而被刑，重罚也。夫轻罪且督，而况有重罪乎？故人弗敢犯矣。今不务所以不犯，而事慈母之所以败子，则亦不察于圣人之论矣。”
此商鞅、申、韩之术也。
【译文】
商鞅说：“法令是人的生命，是治理天下的根本。”
慎到说：“统治者舍弃法律，想用自己的道德理想来治理天下，结果受赏的人虽然感到很得当，但其欲望是无穷无尽的；受罚的既使也感到很得当，但总是希望无休止的减轻自己的罪行。国君如果舍弃法律，只凭自己的主观揣度来量刑，怨恨就会萌生。因此，分马的人采用抽签的办法，分田的人采用抓阄的办法，这并不是说抽签、抓阄比人的智慧高明，而是因为这样做可以排除私心，堵塞怨恨。所以治国要用法治而不能靠个人的主观意愿。这样，人们就不会产生怨恨，举国上下就会和睦相处。”
荀子说：“职责明确，事业有序，材尽其用，官尽其能，天下就没有达不到治理的。如果这样，品德好的人就会更加上进，廉洁的人就会越来越多，加上善于倾听各方面的意见，那么就会事事清楚，无所遗漏。一个国家的领袖之所以能够做到不看而能了解，不听而能知道，不思考而能洞察，不行动而能使事业成功，岿然不动而能使天下顺从他的意志，就是因为牢牢抓住了名分这个法宝。”
李斯给秦二世上书说：“韩非子先生认为：‘慈爱的母亲养出败家的儿子，而严厉的家法没有强悍的家贼，’原因在哪里呢？原因就在于能不能实行严厉的惩罚。商鞅变法，对在路上随便倒垃圾的都处以刑罚。随便倒垃圾是小罪，而判刑却是重罚。轻罪且要严惩，更何况重罪呢？所以人人不敢犯法。现在如果不致力于设法使人不犯法，而去学慈母娇惯败家子的做法，这就太不理解圣贤的理论了。”
这也是商鞅、申不害和韩非子的治国之术。
【智解】
纵观古今法治得失
俗语说：“国有国法，家有家规。”从古至今法律和规章制度都是重要的管理手段，没有了法度，人人各行其是，势必会天下大乱，而法令使用的力度过了头，又会给被管理者带来压迫和痛苦，天长日久必定引起民愤。掌握好法治的火候是一件关系整个团队存亡的大事，尤其要适时而变，不能拘泥于一章一令而不知变通，僵化的制度带来的只有低效率和低产出，不能随着客观情况而变化那就只有死路一条。
中国在春秋时期就有了以宣扬法治而闻名的法家学派。他们以主张“以法治国”的“法治”，并且提出了一整套的理论和方法。法家重视法律的作用，第一个作用就是“定分止争”，也就是明确事物的所有权。法家学者慎到就作了很浅显的比喻：“一兔走，百人追之。积兔于市，过而不顾。非不欲兔，分定不可争也。”意思是说，一个兔子跑了，很多的人去追，但对于集市上的那么多的兔子，他们却看也不看。这不是不想要兔子，而是所有权已经确定，不能再争夺了，否则就是违背法律，要受到制裁。所以尹文子说：“名分定，万物不争；职责明，私欲不行。”人不争，不是因为无心争，而是因为名分已定，所以争也是白用心；私欲不行，并不是没有欲求，而是职责已明，所以有欲望也不管用。
法治的第二个作用是“兴功惧暴”，即鼓励人们有所建树，而使那些不法之徒感到恐惧。而鼓动人们争先的最终目的还是为了富国强兵。以法家的眼光看来，人人都有“好利恶害”、“趋利避害”的本性，就如管子所说，商人日夜兼程，赶千里路也不觉得远，是因为利益在前边吸引他。打鱼的人不怕危险，逆流而航行，百里之远也不在意，也是追求打鱼的利益。有了这种相同的思想，所以商鞅才得出结论：“人生有好恶，故民可治也。”
我们这里所说的法家思想同现代的法治思想是有区别的，虽然两者都重视法律和制度在社会管理中的巨大作用，但是，古代的法家更重视权术，运用权力、谋略来取得优势地位，在法家的办事方式中，几乎是可以不讲道德和仁善的，只要能达到目的，是可以不择手段的。可以说，法家更善于利用人性中的贪利、好功、惧怕强权的弱点来达到目的，用强硬的手段把所有人控制在自己的掌握之中，所以法家是主张君主专制和高度集权的，而且在法律的实施中过于严厉，常常是严刑酷法，给人民造成了许多不必要的伤害。虽然在一定的时期内可以让君主拥有绝对的权力，可以让人民迫于压力而服服帖帖，但是如果掌握权力的人不加限度地使用手中的权力，暴政也很可能由此而来。
所以对于法令的运用一定要注意有所节制，不能肆意放纵。在制度混乱、社会动荡，或者是诸侯争霸的时期，法家的治国之术是很有实际用途的，能够在短时间内富国强兵，整顿秩序，但在和平安定的时期里，法治之术就需要让位于平和仁爱的政治了，所以说法家的思想是有一定应用范围的，超出了这个限度就要起消极作用，或者说法家的思想应该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应用，而不能不看时代和外部条件一味胡来。而且法治之术大展宏图的时代也应该辅之以儒家的仁义，否则过于严苛的法律也会给社会造成伤害，为后来的社会发展埋下隐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