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经文】
议曰:夫政理,得人则兴,失人则毁。故首简才行,次论政体焉。
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为天下之人,强掩弱,诈欺愚,故立天子以齐一之。谓一人之明,不能遍照海内,故立三公、九卿以辅翼之。为绝国殊俗,不得被泽,故立诸侯以教诲之。夫教诲之政,有自来矣。何以言之?管子曰:“措国于不倾之地,有德也。”
《尸子》曰:“德者,天地万物之得也;义者,天地万物之宜也;礼者,天地万物之体也。使天地万物皆得其宜、当其体,谓之大仁。”
积於不涸之仓,务五谷也。
晁错说汉文帝曰:“今土地人民不减乎古,无尧、汤之水旱,而蓄积不及古者,何也?地有遗利,人有余力,生谷之土未尽垦辟,山泽之利未尽出,游食之人未尽归农也。当今之务,在于贵粟。贵粟之道,在于使人以粟为赏罚。今募天下之人入粟塞下,得以拜爵,得以除罪。如此,则富人有爵,农人有钱,粟有所余,而国用饶足。不过三岁,塞下之粟必多矣。”
藏於不竭之府,养桑麻,育六畜也。
汉景帝诏曰:“农,天下之本也。黄金珠玉,饥不可食,寒不可衣。其令郡国劝农桑,益种树,可克衣食物。吏发人取庸,采黄金珠玉者,坐赃为盗,二千石,听者与罪同。”
《申鉴》论曰:“人不畏死,不可惧之以罪;人不乐生,不可劝之以善。故在上者先丰人财,以定其志也。”
【译文】
任何政治制度,从理论上来讲,都是得到有贤德之人才就兴盛,否则就会失败。所以我们首先简要地讨论了人才的品行道德,接下来才可以论述政权的本体。
古代拥立帝王的原因,不是为了满足他们的贪欲,而是因为社会上的人总是强大的欺压弱小的,狡诈的欺侮老实的,因此才设立天子来管理他们,好让天下公平合理,万众一心。然而由于天子一人无论多么英明,也不能管到天下所有的地方,所以才设立三公九卿和各级官吏来辅佐他。因为风俗不同的偏远之地感受不到天子的恩泽,所以当他设立诸侯来治理、教化他们,这种用教化来统治的方法是由来已久的。为什么这样说呢?管仲说:“使国家处于不被倾覆的稳固状态,是因为有了道德。”
战国时的法家尸佼在其所著的《尸子》一书中说:“德,是天地万物生生不息的象征;义,是天地万物和谐融洽的象征;礼,是天地万物井然有序的象征。使天地万物各得其所,使形式和本质相统一,就是最大的仁。”
这就好比要想使粮仓内的粮食储蓄取之不尽,就必须重视发展农业生产的道理一样。
晁错劝汉文帝说:“现在土地和人民不比古代少,而且没有尧、汤时的水旱灾害,可是粮食的积蓄却不如过去多。什么原因呢?因为土地没被充分开发,民众的劳力过剩,能生长庄稼的土地没有得到开垦,山林湖海的资源也没有全部利用,流民没有全部回乡务农。当务之急,在于重视粮食生产,其方法就是按照生产粮食的多少作为赏罚的标准。应当招募百姓到边疆去从事农业生产。凡是能这样做的,平民百姓可以让他们升官,有罪判刑的可以免罪。这样,富人有了爵位,农民有了钱,粮食有了富余,国家就一定会财源富足。不超过三年,边疆的粮食一定会多起来。”
再比方说要想使府库里财富储备永不枯竭,就必须大力种植桑麻,饲养六畜。
汉景帝下诏说:“农业是天下的根本。黄金珠玉,饿了不能吃,冷了不能穿。命令各郡县和诸侯各国奖励农业生产,种桑养蚕,多植树造林,这样就可以保证人民大众的衣食日用。官吏有征发、雇用人开采黄金珠玉的,要按采集的数量多少与坐赃论罪;对盗窃千石以上的粮食而知情不报的要以与盗窃同罪论处。”
荀悦所写的《申鉴》中说:“不怕死的人用治罪来恐吓他,是不会起作用的;不热爱生命的人,无法用做好事来勉励他。执政的必须使人民生活富裕才能稳定人心。”
【智解】
广大民众是立国安邦的根本
英明的君主,贤能的臣子,必须辅之以完善的管理方法和体制,才能成就事业。国家如此,机关如此,企业如此,任何一个“治人”或“人治”的单位莫不如此。赵蕤在此为我们详细地阐述了国家与管理的重要,在管理与治理当中应该遵循的原则。
设立君主,组织国家政权对整个社会实施管理,让每个人都各得其所:压制那些想侵占别人的强者,保护容易被压榨的弱者,组织军队在外保护国家不受外敌的侵略,而最为关键的是推行高尚的道德教化,让整个国家变得文明起来,讲信修睦、遵章守法、互敬互爱、仁义为先。文子说:“人无廉耻就无法管理,不懂礼义就不能实行法治。法律能杀人,但不能使人孝顺父母,和睦兄弟;可以惩罚盗贼,但不能使人知廉耻。所以明君在上,应将善恶美丑明明白白的显示给人民大众,用批评和表扬来引导人民,亲近贤人并提拔他,蔑视小人并黜退他。不随便动用刑法,同时要修明礼义,任用贤能。”而所有这些事情的最终目的,就是让人民过上幸福的生活。
治国之道,首先就要用道德的力量感化人民,让百姓都懂得应该如何生活。其次便是组织起系统有效的管理机构,让社会有条不紊地和谐发展,人民能够安居乐业。为了达到这样的目的,适当的刑罚是必要的,这样才能对作奸犯科的恶人作出惩处,同时对那些可能危害社会的人起到震慑作用。但是关键要以德治为主,严刑酷法只是必要的补充而已。能够让社会长久地保持和谐稳定,让人民享有太平生活的只能是仁政和德政,苛酷的统治只会引得怨声载道,民不聊生而已。长久下去必然人神共愤揭竿而起,天下又会退回到混合野蛮的状态中去。文子曾说:“仁义并不能使普天下的人都得到好处,但只要使某一个人得到好处,人民大众就会追随跟从;残暴也不可能危害所有的人,可是只要危害到某一个人,人民大众就会有反心。所以任何政策、法令的实施或者放弃,不能不反复考虑,慎之又慎。”
这种“仁政”的思想在孔子学说中占有核心地位,“仁”是孔子思想的出发点和归宿,也是他一生为之奋斗的理想。“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己欲立而立人,己欲达而达人”,孔子的博爱理论奠定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准则,让人们在精神上有了完善自我的依靠,流传千古,光彩照人,更是管理者可以拿来融会贯通到团队管理中的良方。但无论是一个国家,一个团体,还是一个企业,无论这个组织的管理方式是怎样的,保证其成员的生存都是第一重要的。如果一个组织连其成员的生存都保证不了的话,那么给予幸福根本就无从谈起。我们这里所说的生存是最低限度的物质要求——能吃饱,能穿暖。这是一个人活在世上的基本条件,而其他的一切都是以此为基础的。人们实现了衣食无忧就不会为了生存资料而互相残杀和争斗,也就摆脱了野蛮的生存状态,开始走上文明进步的道路。
管子说:“仓廪实知礼节,衣食足知荣辱。”孔子说:“既富而教。”当人们仓库中堆满了粮食,衣食无忧,有了足够的生活资料,便不会为了生存去损害别人,那他们便会自然而然地文明起来,道德感增强。所以说保证人民的物质生活水平,起码要达到温饱的程度,这是推行仁德教化的基础。没有人民的温饱,其他的一切都是谈不上的。在饥饿与贫穷面前,精神修养和道德要求只能被搁置在一旁,没有物质做基础,食不果腹会让原本善良诚实的人变得凶残奸诈起来,因为生存的需要会让他不得不作出违心的行为来以求自保。
《水浒传》里有一回讲,鲁智深因为杀人而逃避官府的捉拿,藏在山林中又饿又累,实在无计可施的时候便想到了抢劫路人,干起了强盗的买卖。鲁智深这样一个响当当的好汉,行侠仗义,扶危救困,可当饥肠辘辘的时候也干起了为人不耻的行当,用他自己的话来说就是“良心丧于困地”。所以说如果臣民过于贫贱就会铤而走险,因为生存的需要让他们不但没有了道德礼义观念,甚至无视于国家的法律和刑罚的存在,因为人不穿衣服就不能御寒,不吃饭就不能充饥,因此欲利之心对人来说是不可避免的,也是正常的。因此,《管子》中主张“闭祸在除怨”,意思就是说,要想让社会安定团结就必须去除怨愤。所谓的“除怨”就必须在一种程度上满足人民的物质欲求,使他们没有产生不满的基础,这样人民才能服从国家的法令和社会的规则。正如管子中所说的“衣食足则侵争不生,怨怒无有”。
只有让人民达到温饱的境地,人们在为食物、衣物和其他的生活资料奔波之余,才有可能腾出精力和时间来进行发明创造、传播文化等等活动,人们就会变得聪慧起来,变得文明起来,社会的道德水平提高,诚信度增加,社会和睦没有纷争。而社会的和平进步又有利于生产的进一步发展,如此形成良性循环,人民的生活水平由温饱达到富足,人民的幸福也就指日可待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