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谍的讹诈之术从根本上说也是收买之术，不同之处在于传统收买是白脸收买，讹诈则当属红脸收买，这更类似于刑法理论共同犯罪中的胁从犯。当然，间谍的讹诈术不仅仅只有官商勾结那么简单。尤其是在商业领域，商业间谍的基本素质之一便是把诈骗技能训练得炉火纯青，甚至有人戏称在商战之中讹诈是数量最多的毒针，有的毒针直接指向了公司的应聘者，而且还很温和。
一位姓肖的女士大学毕业之后在飞煌电脑公司打工，临时工的待遇和工作环境令她感到不安定。一天，她从报上看到了宜琪电脑公司招收固定职员的广告。为了这份梦寐以求的固定工作，她当天就写了封应招信给宜琪公司，为说明自己有过工作经历和经验，她在信中简单地介绍了一下自己在飞煌公司的工作情况。不久，宜琪公司就请她去面谈。面试的考官其实是一位专门负责打探飞煌公司商业情报的间谍。
“您在飞煌公司做过什么工作？”一阵礼节性问话后，考官漫不经心地问。
“我对市场上所有厂家生产的电脑软件包的数据加密功能进行过测试和统计。”肖女士准确、简明地回答道。
本来至此已经很好地回答了所要问的问题了。但她看到考官仍沉默无语，以为是回答得仍不充分。求职心切又促使她进一步地补充：“我发现市场上所有的软件包的保密功能均比飞煌公司正在开发的新软件包要差。老板对我的工作是很满意的。”这时，考官才露出满意的笑容。肖女士以为是这番展示才华，推销自己的话打动了考官，殊不知考官已从她的话中发现了飞煌公司的秘密。宜琪公司在决定录用肖女士的同时，立即组织技术人员主攻软件包的加密功能。像宜琪公司这种以招聘为由，通过和求职者，特别是曾为竞争者效力过的求职者面谈，搜集对方生产、技术、经营等商业情报的手段，是讹诈之术中的常用手段。
与讹诈求职者相仿，一些在原公司失意的业务骨干或是其他受到不公正待遇的人也往往成为商业间谍讹诈和利用的对象。他们会派出和这些被讹诈者存在某种友好关系的“靠得住”的人士，装成为这些被讹诈者排忧解难，倾听他们的诉苦的人，殊不知这些所谓的苦却令商业间谍吃到了甜头，原来被讹诈者已经在不经意间透露了自己公司的秘密。还有的商业间谍善于利用被讹诈者的性格特征来达到目的。法国的某建筑材料公司在技术研发方面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这令其同行感到颇为不安，这些同行纷纷派出间谍刺探情报。经过这些间谍的研究，他们发现了该公司的保密措施做得相当到位，唯有一个好消息，便是这个公司的技术部门经理总喜欢哗众取宠、夸夸其谈，常常在“听众”的吹捧下走漏风声。于是，这位经理突然多了一些忠实的听众，而他本人却依然兴高采烈，没有几个月该公司的技术研究成果就被窃取了一大半。
在现代商战中，间谍的讹诈之术可谓防不胜防。作为守密者，除在关键的“外交”环节上不要出现纰漏之外，洁身自好、不要给讹诈专家留下施展才华的机会才是应对讹诈的根本之策。
暗杀：你的存在是个危险
“暗杀者”通过谋杀反对派领袖来扩大自己的实力，对于间谍活动来说，“暗杀者”一词与其本质含义并无多大差异。就世界范围而言，尽管一些国家的情报机构矢口否认曾暗杀过外国政要，但不少被揭露的间谍秘密对这些否认者越来越不利，只是不少计划因杀人未遂流产而已。在暗杀与被杀的恐怖剧中，苏联情报机构的间谍无疑扮演了精彩的角色。
苏联情报机构常常为了消灭政敌而采取暗杀手段。早在20世纪30年代，他们就创建了特别实验室卡美拉（Kamera），用来研究毒药和其他暗杀工具。他们所暗杀的最著名的人物是苏联创建人之一的里昂·托洛茨基，据说他被政敌斯大林于1940年下令杀死。有趣的是，就在斯大林下令杀死里昂·托洛茨基之前，他也险些遭遇杀身之祸。
1924年1月，列宁逝世之后，联共（布）中央委员会立即举行秘密会议，伏罗希洛夫在会上作了《关于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报告》。全体委员一致认为，保护党的高层领导人健康的确是一件至关重要的事情。会后很快成立了著名的疗养区管理局，专门负责国家领导人专用别墅的修建和管理事务。其中一幢名为“绿色森林”的别墅就位于索契市郊的马采斯塔山谷附近，这里曾是一个富豪的古老庄园。就在1925年这幢别墅落成之际，患有风湿病的斯大林准备在此进行一个疗程的疗养。
负责别墅区建造和监督的是内务人民委员部上校格奥尔基·柳什科夫，他原本想把这项工程作为一次升迁的良机，不料一个喷泉池在接受上级验收的时候突然喷出巨大的水柱，令在场官员惊恐不已。不久之后，格奥尔基·柳什科夫被派往远东任职，而“喷泉池”事件也就成为了柳什科夫身上永恒的污点。当时正值苏联的大清洗运动，柳什科夫生怕受到“喷泉池”事件的牵连便开始寻找新东家，不久之后便和日本间谍取得了联系。1938年，柳什科夫正式叛逃日本。
当时，日本和苏联在远东越来越频繁地发生冲突。1938年7月29日，日本军国主义分子侵入苏联，占领了符拉迪沃斯托克附近哈桑湖地区的两个重要制高点——扎奥焦尔纳亚和别济米扬纳亚高地。苏军予以了猛烈回击，日本侵略者在几天之后不得不撤退。8月11日，恼怒的日本将军们则决定用武士道的方式予以报复——暗杀斯大林。刚刚叛逃的柳什科夫决定用实际行动为自己在新东家那里赢得应有的地位，毋庸置疑，他把密谋暗杀的地点选在了“绿色森林”。
他们先是从流落中国的俄罗斯移民中招募了一批破坏分子，柳什科夫亲自对他们进行训练，接着柳什科夫用一份精密的别墅图纸和100万美圆的奖金“誓师”，并亲自率领暗杀军团踏入“绿色森林”，该暗杀计划被称为“猎虎”行动。然而，形势出乎柳什科夫的意料，他们刚刚越过边界便遭遇了伏击，身负重伤的柳什科夫带着3名队员逃出了苏联国界——“猎虎”行动宣告失败。就这样，斯大林逃过了一劫。
在和平和发展成为世界主题的今天，暗杀却从未黯然失色。相反，世界各地频繁发生的暗杀事件把人类带入了恐怖主义的迷茫中。暗杀实施者的目的是非常明确的，或者是针对一国首脑和党派政要，达到排除异己、分化瓦解敌对势力的目标；或者针对某一事件、具体工程的负责人，令该事件和工程的实施陷入瘫痪；或者干脆针对贫民百姓，渲染恐怖氛围并借此向政府施加压力。然而，暗杀又是间谍手段中最极端的一种，而且常常以自身的灭亡为代价。在崇尚生命和理性的今天，暗杀间谍渐渐涌向了宗教领域，不少暗杀还演变成“明杀”，创造了目不暇接的“自杀式”袭击事件。可以说，今天的暗杀已经站在了理性和非理性的边缘，一旦这个界限被混淆将会给人类社会带来一场不折不扣的灾难。
绑架：间谍的杀手锏
被誉为“悬念大师”的著名导演艾尔弗雷德·希区科克（Alfred Hitchcock）1934年在伦敦曾执导过一部黑白片《擒凶记》。1956年，他为派拉蒙影片公司重拍了一部彩色宽银幕片《擒凶记》。影片讲述一对美国的医生麦昆夫妇带着一个年幼的儿子正在摩洛哥阿拉伯人聚居区观光，目睹一个法国人遭到谋杀。法国人在弥留之际将内情告诉了这位医生，于是麦昆医生成了一项间谍阴谋的知情人。间谍组织绑架了他的儿子作为人质，要挟他保持沉默，麦昆夫妇为营救儿子，毅然投入一场揭露间谍的搏斗……
这部经典悬疑片精彩地诠释了间谍绑架手段的残忍毒辣和天理不容，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绑架手段的立竿见影和轰轰烈烈。作为间谍组织的惯用手段，绑架在间谍任务完成的过程中发挥着多重作用：
第一，直接获取情报的作用。通过对知情者的绑架，间谍组织可以获得一次审讯甚至是刑讯逼供的机会，一些知情者迫于压力和胁迫不得不透露出自己心中的秘密，从而使间谍组织以较小的成本、较为安全的方式直接获取情报。
第二，间接逼取情报的作用。这种情况下间谍组织绑架的往往是知情者的亲属、朋友或是其他足以引起知情者关注的人或物。这些被绑架者当然不知内情，他们仅仅是作为吸引知情者的诱饵，诱其登门造访或屈膝妥协，从而间接逼取情报。与此同时，间谍还可以从间接绑架人质的过程中观察知情者的动向，他们期待着知情者处变而惊、忙中出乱，从而获取一条“抓住马脚”的捷径。
第三，反间的作用。有些间谍组织抓了人质之后表现得“一团和气”，不仅不会对被绑架者动手动脚，而且过不了多久这位人质就能安然被释，原来他们只是想让被绑架者看一场表演，演出的剧本纯属虚构，信以为真的人质把这些假信息带回去之后，间谍组织在反间的赌局中就可以轻松地胜出了。
第四，诱杀的作用。在绑架中被形象地称为“撕票”的先绑后杀行为带有浓厚的恐怖色彩，他们或许是目的已经达成又恐留下活口，或许是目的无法达成而“破罐子破摔”，或许 “绑”就是为了“杀”，无论是出于何种理由，人质的命运终将成为一段悲剧。
2004年10月31日，法新社报道日本政府已经确认在伊拉克首都巴格达发现的一具无头尸体正是被穆斯林武装分子绑架的人质香田正生。在此之前，伊拉克扎卡维领导的伊拉克圣战“基地”组织已经通过互联网威胁说：如果日本在48小时内不从伊拉克撤军，人质将被斩首。在日本政府没有表现出应有诚意的情况下，绑架者不仅将人质杀害，还拍摄了详细而清晰的枭首录像，一经播出便引起四方震动，现场令人窒息的氛围和鲜血淋漓的场景使人惨不忍睹。
当然，从间谍目的的角度来看，伊拉克圣战组织的行为重在逼取利益和渲染恐怖色彩，是一种被动式的绑架，相比之下，美国中情局的绑架行为却要主动积极得多，他们的绑架目的也是“品种繁多”。根据美联社的相关报道，美国中央情报局从2001年发生“9·11事件”以来，在世界各地绑架了至少150名人质，并将这些人质转移到第三国进行审讯。美国政府宣称，这些行动的目的是为了打击恐怖分子，同时也是为了获得机密情报。事实上，即使是在“9·11事件”之前，美国特工也从未放弃过绑架人质的活动。只是发生“9·11事件”后，美国中央情报局开始变本加厉地从事此类活动，其活动范围甚至扩展到了美国的欧洲政治和军事盟友境内。
从间谍手段上看，无论是被动式的绑架还是主动式的绑架都折射出绑架的多重作用和效能。在当今世界关于尊重人权和打击恐怖势力的声讨声中，绑架固然不受推崇，但对于间谍组织而言利用绑架来实现间谍目的却依然不可或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