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许没有人相信，我有过耍赖的历史。因为在人们的眼中，我是一个极讲体面，极讲分寸的人。怎么会作出如此下作的事呢？可事实就是有过。而且赖皮耍到了叫人无法对付的地步，以至于留下了无奈的笑柄。
人年轻就是好。没有多少成绩，没有多少荣誉，不怕丢弃什么，不怕损失什么，只在创造什么。因此，敢做的事情就很多。比如耍赖。那是1983年，我在石油单位的子弟学校当教师的时候。由于家不在石油单位，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生活，给每周回一次家的我带来了很大的麻烦。自1979年开始，就在折腾调到地方工作的事。可是5年过去了毫无进展，而且管我们调动的组织部门说话越来越不算数，无奈之下，出此对策。
组织科长的办公室，我很有礼貌地敲开门，很有礼貌地向科长问好，与科长寒暄。科长说他还有事，叫我有事快说。我说，还是老问题，调动的事，有没有进展。他说，要说调动的事，你就别说了，没门！我说，我的家庭困难又出现了新问题，你听我说一说，得快一些解决啊！他说，国家的事重要，还是你家的事重要？我还要开会，你走吧！说着，拿起一摞文件要出门。我还是知趣地忍着出了门，听他重重地锁门声。我没地方去了，只好到机关其他科室，认识的老朋友那里去呆着聊聊天。
我所任教的学校，十八公里中学，离管理我们的机关马家滩100多公里，每去一次很不容易，要请假，要调课，且交通很不方便，要找搭乘的车。不能就这样走了，5年来像这样打发我已不下20次了。那一天，我是打定了主意，要讨个说法的。
中午快下班的时候组织科长来了，边我又跟进了他的办公室。请求占用他10分钟，诉说一下我家庭出现的新困难。没说三句话，他就火了，提高了嗓门给我上政治课。而且边说着，边把我推出了门。求人是一件很难的事情，我那时虽然才30出头，处于火气旺盛的年龄，也明白忍耐的意义。他说，他该回家了，我说，你不给我个说法我就跟着去你家。他说，只要愿意，你就走吧。组织科长是个搞技术的出身，有一些文绉绉的样子，他或许没有遇到过像我这样难缠的人。话说出去就后悔了，他没料到我真的跟上了他。从办公室到他家10来分钟路程，他不说话只顾往前走，有人跟他打招呼，他也是匆匆地点点头。我有意离他五六步跟着。那时侯马家滩已告别了地窝子，住进了一家一院的砖房。科长进门时随手带上了院门，就在要锁住的那一瞬犹豫了一下，又推开了院门。那时候的马家滩已有原来的一个统一的大单位变成三个独立的处级单位。作为钻井三分部的组织科长，也算是个名人。那一刻他已感受到了我的执著，他怕锁上院门招来我更粗野的行动。
进到他们家，他爱人和他七八岁的女儿很客气地和我打了招呼。显然是个有教养的家庭。饭已上了桌，科长把家人拉进了里屋，随即又都表情漠然地出来，坐到了饭桌前开始吃饭。显然，我不受欢迎的身份已经传达给了他的家人。我站在地中间，站也不是，坐也不是，头有一点闷。因为毕竟是第一次耍赖皮，不知道会发生什么。可是也不能就这样走掉，那就全输了，我鼓励自己，硬着头皮坐在了离饭桌很近的沙发上。
难堪哪！那是一种什么场面，一个不受欢迎的人近在咫尺，看着一家三口吃饭。吃饭的人不自在，如芒刺背，甚至不敢发出声响。看人家吃饭的人红头涨脸，一种被蔑视，被侮辱的愤怒充满了全身每一个细胞。屋子里的空气似乎凝固了，只有那三人窃窃的，小心的吃饭的声音，稍稍不注意就会弄成了很大的声响。僵持，僵持，双方以极大的愤怒和忍耐僵持着……我的头上开始冒汗，有一点坐不住了，我开始懊悔不该跟人家进来，干出这样让人家不舒服，让自己丢人难堪的事。可是人家三人只低头吃饭，并不看我，已经没有退路，只能僵持着。我注意到，小女孩已经用脚在桌子下踢他的父亲了。显然她率先忍不住了，科长开口了：“你先回去好好上课，我们尽快研究上报。”说得极不情愿，毫无感情色彩，眼睛也不看我。我像困在了马上要倒的危楼上，突然找到了下楼的梯子，赶快站起，自己都听不清自己说了什么，狼狈地出了门，长长地大出了一口气。
从那一刻起，我突然下决心，只要不把我逼到死亡的边缘，再也不干这种丢人扫兴的事了。可是，知道此事的同事们说，恶人就要恶人治，非常事情，就得非常手段。你不忍心让别人难堪，那谁可怜你的难处！也许同事们说得是对的，就是那次以后的三个月，我的调动手续被钻井三分部批准，并报到了庆阳长庆油田组织部。
听到这个消息，我自然高兴，但我的心里有一片阴影，为了调动，我把自己推到了无地自容的境地，也重重地伤害了组织科长一家。毕竟，人家妻子和女儿是无辜的。直到5年后，在西安长庆油田招待所，我以地方政府代表的身份，与组织科长见面，向人家当面道歉后，我的心才真正地平复了。我因耍赖而褶皱了的心灵的一隅，才慢慢地展开了。可是这一无奈的笑柄在我的心灵深处是很难抹去的。
2010年7月9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