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宋庆历年间的那一场 “新政”，对欧阳修来说，是一场考验，既是政治考验，道德考验，也是智力与文章上的考验。
庆历三年（１０４３），范仲淹、韩琦并为枢密副使。范仲淹旋为参知政事，锐意改革，庆历新政开始。此时欧阳修知谏院。“与天子争是非者，谏官也。宰相尊，行其道，谏官卑，行其言”，这是他十年前，范仲淹为右司谏时，他写《上范司谏书》表示祝贺时的句子。现在，范主政，行其道，他主谏，行其言，对于朝廷的内政外交，他无不极谏。现存于《奏议集》中这一时期的奏疏达十卷之多，显示出了他对政治的关心程度，对政治问题的洞察力与处置力。不久，范仲淹等人便被夏竦及其党羽造作舆论，攻击为结为朋党，欲以此将范之新政人员一网打尽。作为谏官的欧阳修既上疏极言范（仲淹）、富（弼）、韩（琦）等人为国忠义，又进《朋党论》以辨 “君子之朋 ”与“小人之朋 ”的区别。《朋党论》后来成为欧公论说文的重要作品。
其实，若欧公以《朋党论》表明自己的政治立场，表明自己站在君子一边，当无问题，但若就文章本身看，这篇名作还是有我们置喙的漏洞。首先，从立论看，他的议论并非新颖独创，把人分为君子、小人，是中国文化的一贯传统，把朋党分为君子之朋与小人之朋，前有汉末党锢群英以亲身践之，北宋初年王禹偁亦先有《朋党论》，并已明言 “夫朋党之来久矣，自尧舜时有之。八元、八恺，君子之党也；四凶族，小人之党也”。可见欧公并无思想与学术的创新。
其次，就驳论言，对方既已指明范、富等为 “朋党”，欧公当力辩范、富等不为朋党。欧公置此不顾，却泛言什么 “君子之朋 ”与“小人之朋”，不仅有 “王顾左右而言他”的嫌疑，又实际上等于在逻辑上先承认范、富之人果然是 “朋党”，这正中了敌人的圈套。而“君子之朋 ”与“小人之朋 ”的辨析，又并不能直接推导出范、富等人为“君子之朋”，至少从对手看来，范、富诸人并不是不证自明的君子。可见欧公此文，先是逻辑上的一个疏忽，失之东隅，却又由于自身论点之间亦缺少关联，又不能 “收之桑榆”。简直可以说是一败涂地。好在中国古人，大都头脑中道德观念极强而逻辑思维能力不够，对手在这方面也同样糊涂，一见欧公 “君子”、“小人 ”卷地骂阵而来，早已忘掉他已赤膊上阵如许褚，可以一箭毙命，反倒自己那边辟易而退，遂令欧公一战而胜，一战成名，此文遂无端获千载大名，至今仍被我们吟诵佩服。
因此，就文章本身立论的稳妥，论证的严密而言，这篇《朋党论》是有可指摘之处的，若以逻辑严密，行文老辣言，他的另一篇《纵囚论》，当在《朋党论》之上。有意思的是，《纵囚论》正是破除 “道德迷信 ”的，与《朋党论》祭起道德大旗以作虎皮，正好相反。从立意上讲，《纵囚论》层层辩驳，从逻辑到心理，斩绝峻峭，虽不能径因之成为文学，但其文章本身，确是风骨凛凛。仅从其在辩驳析理上不留一丝余地与对手，与《朋党论》之丢土失地丢盔卸甲相比，正不知高明多少。
所以，我前文说这几年对欧公而言是政治考验，道德考验与文章考验，前两桩考验他都能得优，但后一桩考验 ———文章考验，就算我们顾及他的面子，也大概只能给他一个及格分。 ———事实是，在他上《朋党论》不久，范、韩诸人即被罢官，新政失败。而他亦因立场鲜明招人嫉恨，并被人陷害，以“盗甥 ”之污水泼之，导致他丢官外贬，知滁州。这对欧公而言，当然是莫大的侮辱，但对他的道德自信，却也是一次嘲讽，一记当头棒。人们把这种 “小人之尤者 ”也未必能做的丑事栽赃给他，他的内心必受极大震撼。虽然后来官方以文件形式还了他一个清白，但我们知道，这类事，是说不清的。而欧阳修也只能弃京官而外任，去滁州寻找山水之乐去了。
中国的各地中，有些地方与文学的缘分特别深厚，如柳州（柳宗元）、杭州（白居易、苏轼）、黄州（苏轼），滁州也算一个，在唐代即有韦应物在此盘桓，写有《滁州西涧》等名作，现在欧阳修又来了：
昔读韦公集，固多滁州词。烂熳写风土，下上穷幽奇。君今得此郡，名与前人驰。
这是欧公的好朋友梅尧臣《寄滁州欧阳永叔》诗中的几句。不像是在向他表示同情与安慰，倒好像是因为他能去滁州而祝贺他。下面还有勉励的：
不书儿女书，不作风月诗，唯存先王法，好丑无使疑。安求一时誉，当期千载知。
还是希望他以道自任。欧公是提倡 “文以载道 ”的。在公共生活中，他是凛然的，但私下里，他又有大量的风月儿女之作，后来收在《六一词》中的，一点也不大丈夫，而非常的 “小女人”。大概梅尧臣不大喜欢欧公的这些东西，而且，据说，他的 “盗甥 ”之诬，也来自于他的一首词，故梅尧臣以此诫之。当然，生活还是要惬意的：
此外有甘脆，可以奉亲慈。山蔬采笋蕨，野膳猎麏麋。鲈脍古来美，枭炙今且推。夏果亦琐细，一一旧颇窥。圆尖剥水实，青红摘林枝。又足供宴乐，聊与子所宜。
这样好的生活，朝廷又有什么羡慕？况且你是一身污泥浊水，正需要这山野之风水的洗濯：
慎勿思北来，我言非狂痴。洗虑当以净，洗垢当以脂。此语同饮食，远寄入君脾。
梅尧臣的这首诗还真够啰唆的，但这也体现一个好朋友的关心吧。反正欧公到滁州，比起柳宗元到柳州，甚至比后来苏轼到黄州，都更快地找到了感觉，找到了快乐，这倒是事实。这可能与他比较世俗比较平易的个性有关。
欧阳修被当时人称为当代韩愈，他也以此自许。但他实比韩愈有趣味、懂生活，不像韩愈那样自高自大，师心自用，他比较的有性情，这从他的《六一词》中可以看出，他内心实有一腔深情在，有一腔痴情在，有一腔体贴心在。他是公共生活中的大丈夫，却也是私人生活里的小儿女，恩怨尔汝，卿卿我我。他并不放弃他的自我生活的趣味。甚至沾沾自喜于这种生活及趣味，并向我们炫耀。在滁州，他直接间接的造了两个亭：一为丰乐亭，一为醉翁亭（醉翁亭虽非他自建，却是智仙为他所筑，也是因缘于他）。为此，他还写有两篇名文，一为《丰乐亭记》，一为《醉翁亭记》。
《丰乐亭记》的名声不及《醉翁亭记》大，但若就文章本身看，其含蓄蕴藉气象，如真金璞玉，反倒显得《醉翁亭记》如水晶琉璃，色彩斑斓，而少温润之气质。这篇文章先叙亭之缘起，由丰山清泉可以 “俯仰左右，顾而乐之”，乃“辟地以为亭”，下面若掉尾而去，不说亭而说滁州历史，从五代干戈，到太祖遣将平滁，至今故老无在，可见承平日久，“百年之间，漠然徒见山高而水清”，民无外事，安于田亩，乐生送死，“孰知上之功德，休养生息，涵煦于百年之深也”，这固是歌功颂德之文，但却在不知不觉中令人信服。最后写到自己：“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 ……因为本其山川，道其风俗之美，使民知所以安此丰年之乐者，幸生无事之时也。”主题很大，歌开国之功，颂承平之世，兼写自己拱手而治，却无一丝张扬，起承转合尽在不知不觉之中，这篇文章，真正是圣贤之文。
欧阳修比韩愈有艺术趣味，而且还不吝惜才华去追求这种趣味。《醉翁亭记》的意义就在于，他大张旗鼓地宣传了自己的个人的 “乐”，虽然他的乐也有来自于他人之乐（乐其乐），以及在自己的政绩中、在“滁人 ”的乐中找到自己的乐的味道，有传统的 “与民同乐 ”的影子，毕竟他敢于把追求个人的 “乐”公开宣布，这与《岳阳楼记》褒忧而贬乐，有绝大的区别。范为前辈，欧为后代，两代之间，分野已殊。总之，如果说 “丰乐亭 ”还是欧公道德生活的象征的话，那么，醉翁亭则已是欧公自己艺术生活的象征。
滁州四面环山，而西南诸峰尤美，其中蔚然而深秀的琅玡山更是自古有名。琅玡山有一泉曰酿泉，潺潺泻出于两峰之间，泉上有一亭翼然，为山僧智仙所筑。欧公自到此州，恍若大彻大悟，常常到此亭中开宴会，以醉求乐。此前的壮年雄心（他此时三十九岁，作《醉翁亭记》时四十岁）好像一夜消歇，而代之以聊作旷达，自得其乐的游戏人生态度。他“日与滁人仰而望山，俯而听泉”（《丰乐亭记》），才四十岁，便自号 “翁”，而且还是一个糊涂颟顸的 “醉翁”，连他自己到了老年真正到来时，回首往事，都觉得当初太游戏人生了。《赠沈遵》：“我时四十犹强力，自号醉翁聊戏客。”不是 “戏客”，是在戏自己。《赠沈遵博士》：“我苦被谪居滁山，名虽为翁实少年。”少年而自称为 “翁”，很有一种即此卸下重担，只图快活轻松的不负责任心态。
有了这种心态，当然就写下了轻松而带明显游戏色彩的《醉翁亭记》。了解了欧阳修的这种心态，我们也就能读懂读透他这篇被人称颂备至的名文。
把他这篇写于１０４６年的《醉翁亭记》与范仲淹写于同一年的《岳阳楼记》作一比较，我们能看出，同样在谈忧乐，范仲淹侧重于谈 “忧”，并推崇这种忧国忧民之 “忧”；而欧阳修此文虽然不乏 “与民同乐 ”的人格精神，却已侧重在谈 “乐”，并沉湎于这种世俗生活的轻松快乐，以此为生活 ———甚至精神生活的最高境界。
这是复归真实亲切的人生，还是一种精神的滑坡？范文正公挑起了重担，欧阳文忠公则卸下了这副重担。在滁州这一 “地僻而事简 ”的小地方，没事偷着乐去了。
他曾是洛阳花下客，颇风流，颇闲情逸致，著《洛阳牡丹记》，这是花；后又自号醉翁，这是酒；晚年又自号六一居士，谓“吾《集古录》一千卷，藏书一万卷，有琴一张，有棋一局，而常置酒一壶；吾老于其间，是为六一”，这又是琴、棋、书、酒，一老翁沉于其间，迷于其间，这确是艺术化的人生，在这样艺术化的人生中，他有了 “资闲谈”的《六一诗话》，这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以 “诗话 ”命名的诗话。这种艺术人生，是韩愈不敢想象的。可以说，欧阳修的这种生活态度与生活方式，是后来明清士大夫讲究趣味、情调的先声。
苏洵曾自信最为了解欧公的文章：“执事之文章 ……窃自以为洵之知之特深，愈于天下之人。”他把欧阳修的文章与孟子、韩愈相比较：
孟子之文，语约而意尽，不为巉刻斩绝之言，而其锋不可犯。韩子之文，如长江大河，浑浩流转，鱼黿蛟龙，万怪惶惑，而抑遏蔽掩，不使自露，而人望见其渊然之光，苍然之色，亦自畏避，不敢迫视。执事之文，纡徐委备，往复百折，而条达疏畅，无所间断；气尽语极，急言竭论，而容与闲易，无艰难劳苦之态。此三者，皆断然自为一家之文也。（《上欧阳内翰书》）这段评论确实很准确地抓住了三者的艺术特征，而表达上也极生动。若让我来比较这三者的文风，我则以为，孟子是天真的，其天性的善与道德上的正气是他文章的灵魂，他是一个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万世开太平的人物，他是毫无心机的，没有城府的，也无一丝私心与小心，他是纯粹的大。而韩愈则是世故的，与世推移的，他有点像孔子曾批评过的，仁心只是 “日月而至焉”，好在他写文章时 ———主要是写载道的文章时，就正是仁心鼓荡的时候，所以，他的文章都是振振有词的，但他的行事，与孟子相比还是有距离的。他有不少的机巧之心，有些小心。如果说孟子是思想家，韩愈大概可以算是个学问家，卫道者，若让我来安排孔庙，孟子可作配享，而韩愈则是护法。
欧阳修又疏远了些。虽然他也是所谓 “蓄道德而能文章者”（曾巩对他的评价），但他的 “道”与韩愈的 “道”相比，内涵要大一些，姿态却又低一些，不仅有古来圣贤之道，且有国计民生之理（他颇重视吏事，不大空谈心性，这正是他较韩愈为亲切的地方），有个人生活之关注。但这一对 “道”的疏远，则又使得他比韩子显得大气，显得包容，显得含蓄，显得从容不迫。孟子因天真而可爱，欧公因平易、生活化而可亲，韩愈则有点让人敬而远之。欧公在说理时，往往是朴素的，感性的，日常的，而不是思辨的、玄学的。苏轼就有不少玄而又玄的东西，而欧公的文章就没有这些东西，比如苏轼的《书六一居士传后》：
居士可谓有道者也 ……挟五物而后安者，惑也；释五物而后安者，又惑也。
且物未始能累人也，轩裳圭组且不能为累，而况此五物乎？物之所以能累人者，以吾有之也。吾与物俱不得已而受形于天地之间，其孰能有之？而或者以为己有，得之则喜，丧之则悲。今居士自谓六一，是其身均与五物为一也，不知其有物耶，物有之也。居士与物均为不能有，其孰能置得丧于其间？故曰：居士可谓有道者也。
虽然，自一观五，居士犹可见也；与五为六，居士不可见也，居士殆将隐矣。
这一段话，把欧阳修的 “六一 ”寓意深文周纳，说得颇妙，却也颇玄。其实，欧阳修大概没想这么多，他就是喜欢这五件东西，再加上一个自己，共同构成一个小小的玩乐世界，老于其间，玩物而终。他是一个感性的人，所以，他的文章，好就好在感性，这与苏轼的文章，以思辨之妙取胜者不同。欧公也说理，但他的那些理还停留在格言阶段，如他的《新五代史 ·伶官传序》，而不像苏轼讲的那些道理，非要有特别的境界、悟性与修养不能体会，《五代史 ·伶官传序》中所说的道理，都并不深奥，但管用，对普通人有警示，这是他朴实的一面，他喜欢讲人情，而不大喜欢说物理，而苏轼是喜欢先物理而后人情的，由物理而演绎到人情的。
欧公又是感慨万端之人，以至于一部《五代史》在他那里，变成了一部 “呜呼史”，他有著史的大兴趣，可能即是因为历史上有那么多可供感慨的材料，让他过一把感慨的瘾，呜呼个够。李塗《文章精义》说欧公 “此老文字，遇感慨处便精神”。真是看穿了他。但他的感慨，往往也就是朴素的生活道理，并没有玄学的味道。所以，他的那些名作，都是可以作中学教材的 ———一是文字好，可为中学生范文；一是道理好，可为中学生训诫。他的《秋声赋》算是讲玄理的文章，但仍是庄子遗意，这一方面证明了欧公之不以思辨见长，又可见他从人情出发，以感慨取胜的特点，他的文章是感染人而不是说服人：
欧阳子方夜读书，闻有声自西南来者，悚然而听之，曰：“异哉！”初淅沥以萧飒，忽奔腾而砰湃，如波涛夜惊，风雨骤至。其触于物也，鏦鏦铮铮，金铁皆鸣；又如赴敌之兵，衔枚疾走，不闻号令，但闻人马之行声。余谓童子：“此何声也？汝出视之。”童子曰：“星月皎洁，明河在天。四无人声，声在树间。”
余曰：“噫嘻，悲哉！此秋声也，胡为乎来哉？盖夫秋之为状也，其色惨淡，烟霏云敛；其容清明，天高日晶；其气栗冽，砭人肌骨；其意萧条，山川寂寥。故其为声也，凄凄切切，呼号愤发。丰草绿缛而争茂，佳木葱茏而可悦，草拂之而色变，木遭之而叶脱。其所以摧败零落者，乃一气之余烈。夫秋，刑官也，于时为阴；又兵象也，于行为金。是谓天地之义气，常以肃杀而为心。天之于物，春生秋实。故其在乐也，商声主西方之音，夷则为七月之律。商，伤也，物既老而悲伤；夷，戮也，物过盛而当杀。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人为动物，惟物之灵，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有动于中，心摇其精。而况思其力之所不及，忧其智之所不能，宜其渥然丹者为槁木，黟然黑者为星星。奈何以非金石之质，欲与草木而争荣？念谁为之戕贼，亦何恨乎秋声？”
童子莫对，垂头而睡。但闻四壁虫声唧唧，如助余之叹息。
文章开头对秋声的描摹，有触耳惊心之感，后接写秋色，秋容，秋气，秋意，都摹声状物，渲染衬托，使人心动。而自然之秋，乃造化之运，为生为杀，其皆出于势不可不如此而非有心戕物，而人为万物之灵，竟然不自觉，而使 “百忧感其心，万事劳其形”，至于心劳精竭，为图一时之荣，竟捐百年之身，此人心之 “秋”，乃最可怕者。其实人生之中，无时不秋，无处不秋，而人脆弱的生命，就这样日复一日无一时停歇地受此无声之秋的戕贼，终期于尽！
庄子《齐物论》有云：
一受其成形，不亡以待尽。与物相刃相靡，其行尽如驰，而莫之能止，不亦悲乎！终身役役而不见其成功，苶然疲役而不知其所归，可不哀邪！人谓之不死，奚益！其形化，其心与之然，可不谓大哀乎？人之生也，固若是芒乎？其我独芒，而人亦有不芒者乎？
茫茫人生，谁非迷茫者？欧公《秋声赋》实脱胎于此。
《秋声赋》的优点，端在于感慨万端而以很感性的笔墨来展现他的感慨，但正像章培恒、骆玉明先生主编的《中国文学史》中提到的，其中仅有的一小节理性化的文字则正是全文的不和谐处，这一段就是 “夫秋，刑官也 ”至“物过盛而当杀 ”这一节。这种不和谐，使我们顺畅的阅读惯性猛然顿折，本该流畅的，一气呵成的文章流程被截断，阅读的快感丧失，本来我们一边读一边击节 ———他的节奏已经统御了我们，但他自己却突然卡住了，如同破损的磁带，突然之间 “呕哑嘲哳难为听”，经过了这难受的一段之后，才在 “嗟夫！草木无情，有时飘零 ”那里又踏上了正常的节拍。
平易的欧公，也许可以谈道理，却实在是不大擅长谈玄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