做事的手段是双刃剑，谋求成功的同时也容易伤身。只有明察利弊，在“舍”与“得”之间寻求一种微妙的平衡，才是真正懂得“利害”之人。
【原文】
盖人业之流，各有利害：夫清节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雠。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术家之业，出于聪思，待于谋得而章。其道先微而后着，精而且玄。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不识。其用也，为明主之所珍。其功足以运筹通变。其退也，藏于隐微。其为业也，奇而希用，故或沉微而不章。
智意之业，本于原度，其道顺而不忤。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容矣；已达也，为宠爱之所嘉。其功足以赞明计虑。其蔽也，知进而不退，或离正以自全。其为业也，谞而难持，故或先利而后害。
臧否之业，本乎是非，其道廉而且砭。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识；已达也，为众人之所称。其功足以变察是非。其蔽也，为诋诃之所怨。其为业也，峭而不裕，故或先得而后离众。
伎俩之业，本于事能，其道辨而且速。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异；已达也，为官司之所任。其功足以理烦纠邪。其蔽也，民劳而下困。其为业也，细而不泰，故为治之末也。
【译文】
大概人们从事的事业所分的类别，各有利益和祸害。那节操高洁可为典范的清节家的事业，表现于仪表容貌，发自于品德品行，尚未施用就自然显赫。它的治理方法是顺应天性而有所化育，所以当它没有发达的时候，被众人所利用；等到发达以后，被上下所敬重。它的功业足以斥退恶人、奖励善人，成为同僚朋友学习的典范。它作为一种事业，没有弊端而永远显赫，所以被世人所重视。
法家的事业，起源于制定法度，等待成功后才能奏效，它的治理方法是前面辛苦而后面安定，虽然严厉但是为了民众。所以它没有成功的时候，被众人所猜忌；等到已经试用以后，又被上上下下的人所畏惧。它的功业足以建立法制、安定国家，它的弊端在于被众多邪恶曲解的人所仇视。它作为一项事业，有弊端而不经常受到利用，所以功劳虽然很大但往往不得善终。
术家的事业，出自于聪明多思，等到计谋实现后方才彰显，它的治理方法是先隐微然后再显著，精深而且幽远。当它没有实现的时候，被英明的君主所珍视。它的功业足以运筹帷幄、随宜变通。当它引退不进的时候，往往深藏在隐微的地方。它作为一种事业，神奇而很少被利用，所以有时沉没因而不彰显。
智谋权谋的事业，起源于推源测度，它的治理方法是顺遂而不违忤。所以它未显达的时候，被众人所容纳；等到已经显达以后，又被宠爱它的人所推崇。它的功业足以辅助英明的君主计划思虑，它的弊端在于只知道进取而不知道隐退，有时违背正道来自我保全。它作为一种事业，才智足备而难以维持，所以有时先前获得利益而后来招致祸害。
褒贬好坏的事业，起源于是非对错，它的治理方法是清廉而且针砭时政。所以它未成功的时候，被众人所认识；等到已经成功之后，又被众人所称道。它的功业足以辨别善恶、观察是非。它的弊端是被讥毁非难的人所怨恨。它作为一种事业，严厉而不宽容，因此有时先被众人赞同然后又被人所疏远。
讲求技能本领的事业，起源于做事的能力，它的治理方法是聪慧而且迅速。它未显达的时候，被众人视为异端；已经显达以后，被官府有司所利用。它的功业足以治理繁琐、纠正邪恶，它的弊端在于百姓辛苦劳作而地位低下、困顿。它作为一种事业，细致而不安定，因此是治理方法最次的一等。
一、用品行感化的清节家
——夫清节之业，着于仪容，发于德行；未用而章，其道顺而有化。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进；既达也，为上下之所敬。其功足以激浊扬清，师范僚友。其为业也，无弊而常显，故为世之所贵。
【智解】
清节家的事业，本于品行，未发达的时候，人们就遵从；发达后，人们就敬重。利处是用模范的力量鼓励人们向善远恶，弊端则无。
清节家是这六家中唯一有利无弊的，近乎理想的“圣人化育”的境界，他们的想法与德行，无形中变成了老百姓的行动，其中奥妙无穷。在上古传说中，帝王们使用群臣，不必有那么多的礼仪法规、赏罚奖励，就能使四海和美而不互相伤害。
这种说法太过美妙，不知是否曾在历史上出现过。不过，有一种叫“王道”的手段，与此很相像。
历史中有两种治道。一种是“王”道，另一种是“霸”道。它们是完全不同的种类。圣王的治道是通过道德指示和教育，霸主的治道是通过暴力的强迫。
“王”道的作用在于德，“霸”道的作用在于力。在这一点上，孟子有个说法：“以力假仁者霸……以德行仁者王……以力服人者，非心服也，力不赡也。以德服人者，心悦而诚服也，如七十子之服孔子也。”说“仁”这个名义，如果用暴力去运用，让人不敢不服，就叫“霸”道；若用德行去化育，让人心悦诚服，才叫“王”道。
照孟子所说，王道并无奥妙，也不难。《孟子·梁惠王上》中记载，有一次齐宣王看见一头牛被人牵去做牺牲，他不忍看牛害怕的样子，就命令用羊替换它。于是孟子对宣王说，这就是他的“不忍人之心”的例子，只要他能够把它推广到人事上，就是行“王道”。宣王说他办不到，因为他有好货、好色的毛病。孟子就又说，人人好货、好色，君王如果由知道自己的欲望出发，进而也知道他的所有人民的欲望，并采取措施尽可能满足这些欲望，这样做就是“王道”。
王道的核心是儒家的“仁”，就是“将心比心”，由自己的欲望去了解他人的欲望，推己及人，“己所不欲，毋施于人”，自己不喜欢的就不要强迫他人去做。孟子对宣王所说的，就是传说中的“内圣外王”之道：将个人自我修养推广到治国的政治方面。通过“向内”——明了自心，以“向外”——了解天下之人心，进而得人心得天下。
不过，这种“仁”并非谁都可以用的，需要有手腕有气魄的有“德”之人才可驭使，普通人用来，很容易变成迂腐。
战国时，子产曾对子大叔说：“只有有德的人，才能以宽来收服别人。其次不如严厉些。大家都知道烈火危险，所以看见就避之不及，因而很少有人被烧死；而水看上去清净喜人，人们就跳到其中游玩，却不知道其中的危险，因而被淹死的就很多。所以一味以宽待人，示之以小惠，反而是害了他们。”
【事篇】
鸣琴而治
宓子贱，春秋鲁国人，孔子弟子，“治单父，弹鸣琴，身不下堂而单父治”。他在鲁哀公时出任单父宰，为政三年，单父大治。
宓子贱来单父上任前，先拜访了孔子，孔子告诉他：“不要因别人的意见与己相反而拒绝，随便拒绝就要出现蔽闻塞听，也不要轻率许人，轻率许了容易丧失操守。”他又到渔者阳昼那里请教：“你有送我的话吗？”阳昼稍思道：“有两点钓鱼的体会，送给你吧。见到钓饵就咬的是阳鲛，这种鱼肉薄味淡，见到鱼饵，像看到又像没看到，想吃又不贪吃的是鲂鱼，这种鱼肉厚味美。”宓子贱记下了忠告。
他来到单父上任，车子离城还很远，一些官绅大户就竞相迎接，宓子贱便催促手下：“车子赶快过去，阳昼说的阳鲛到了。”
宓子贱来单父时，有意请求鲁公派两个近史一起赴任。到任后，地方官都来拜见。宓子贱叫近史作记录，近史写字时，宓子贱不断扯其臂肘，字写不好，宓子贱就大加训斥，两个近史一怒之下回去报告鲁公。鲁公百思不得其解，就请教孔子，孔子说：“宓不齐雄才大略，能够辅佐霸主。您用他做个单父还不放心，他扯肘的用意是向您进谏。”鲁公恍然大悟，马上派人飞马到单父，对宓子贱说：“从现在起，单父就不用我去管了，那里的事，完全由你处理。”于是，宓子贱得到了施政的自主大权。
宓子贱治单三年，经常身不下堂，鸣琴唱和，就把单父治理得相当不错，史称“鸣琴而治”。
孔子问宓子贱：“你治理单父，百姓都很高兴，你是怎样做的？”宓子贱说：“我以对待父亲之礼对待老人，以对待子女的心肠看待单父的孩子，抚恤孤寡，哀悼丧纪……我把他们当父亲看待的有三个人，当兄弟看待的有五个人，当朋友看待的有十一人，有五个比我贤能的人，我尊他们为师。”孔子高兴地说：“你有尧舜治理天下之风……可惜治理的是个小城。”
孔子又问宓子贱：“你做了官，有什么得失？”宓子贱说：“没有失去什么，却得到了三种东西，以前学过的现在能实行了，学问更加长进了；薪奉虽不多，亦可照顾亲友，亲友间更密切了；公事虽多，但也能挤时间走亲看友，吊丧看病，朋友之情更深了。”孔子连叹高明。
宓子贱从单父离任后，也是孔子弟子的巫马施继任，他早晨星星未落就出门，晚上星星出来才回署，栉风沐雨，日夜劳苦，事必躬亲，把单父治理得也很好。后来，巫马施与宓子贱交流行政心得，宓子贱说：“我能用人，你能用力，能用人的安闲，能用力的劳苦。”巫马施叹服。
二、用“刑”与“赏”约束世人的法家
——法家之业，本于制度，待乎成功而效。其道前苦而后治，严而为众。故其未达也，为众人之所忌；已试也，为上下之所惮。其功足以立法成治。其弊也，为群枉之所雠。其为业也，有敝而不常用，故功大而不终。
【智解】
法家的事业，本于立国的“法”，在成功之前，被众人所猜忌；在确立后，又被人所畏惧。利处在于足以立法安国，弊端在于被心怀不轨之人所仇视。立法之人功劳很大，但难得善终。
建立法制法规，是为了使人们的行为有准则，人人都安分守己，用心本来很好，但想不到问题也恰恰出在这里——有人偏偏会找到法律的漏洞，作出大奸大恶的事来，这就是法制的负作用。
《道德经》早就讲过，法令越多越明确，犯法的人也越多。贾谊说：“法令的条款和运用是有章可循、显而易见的，然而法令以外属于伦理道德范围的准则对人的作用，就极难辨别衡量了。”又说：“法令一出台，有人在做坏事之前先研究法律的漏洞，做了坏事又不触犯法规，法律也拿他没办法。道高一尺，魔高一丈。高明的奸险谲诈之徒就是这样产生的。
法家为治理天下开的药方，就是“刑”与“赏”（也可说是“威”与“福”），运用这“二柄”，就可以控制天下人的趋向，这种手段能有效实行，靠的是人的欲望与功利心。
刑罚的运用，本来是要威慑、惩罚那些犯法的人，但是执法的人，会出于种种目的滥用刑法或者来欺辱犯人，甚至久而久之会使自己丧失人性，有时也会放过真正的罪犯，制造冤假错案。这就是刑的反作用。
奖赏的运用，本来是为了劝勉人忠心效力，尽展其能，但是也会出现卑鄙的竞争。为了邀功请赏，或由于赏罚不公而闹出许多鄙俗的事情。这就是赏的反作用。
【事篇】
变法维新
变法维新之士，鲜有善终者，商鞅便是一个。在秦国的二十几年里，他曾经两次变法，终于使秦国崛起西戎，虎视关内，最终一统天下。
推行变法自然不容易。为了确保新法顺利出炉，商鞅首先必须取信于君。他初见秦孝公，说以“帝道”，孝公不感兴趣；复见，说以“王道”，孝公昏昏欲睡；再见，说以“霸道”，孝公立刻来了精神，点头称是，奉为上宾。
不仅要取信于君，还要取信于民。在新法颁布之前，商鞅在国都的南门竖起一根三丈高的木头，告谕市民：谁要能将它搬到北门，便可得到十金的奖赏。看热闹的人大都不信，以为哪有这等好事！于是商鞅干脆将赏钱提高到五十金。结果有一人抱着试试看的态度将木头扛到了北门，果真得到五十金的奖赏。此事传遍了整个秦国，人们始知以“赏善罚恶”为主的商鞅变法，这回是要动真格的了。
变法也是一种利益关系的重新瓜分，改革自然触犯了贵族们，因而以太子为首的既得利益集团开始兴风作浪，公开唱起对台戏。但是商鞅也并非省油的灯，他先下手惩办了两位唆使太子违抗新法的老师——公孙贾的脸上被刻上了墨字，公子虔则因屡教不改而被割掉了鼻子。“杀鸡给猴看”，人们晓得了利害。经过商鞅的这番努力，新法“行之十年，秦民大悦。道不拾遗，山无盗贼，家给人足。民勇于公战，怯于私斗，乡邑大治”。
不过，商鞅“内行刀锯，外用甲兵”的做法多少过于粗暴了，他的新法是相当严厉的，号称“轻罪重罚”。也就是说，惩罚的作用不在于让违规者对自身的行为负相应的责任，而是形成一种威慑的效果，使人不敢违规。据说，当时把灰倒在地上都要处以黥刑──在脸上刺字。还有连坐制度，刑及无辜，使得“闭门家中坐，祸从天上来”也成为法律允许的可能。
这些种种，致使他死于贵族的报复而“秦人不怜”，据说，他本人就是死在自己一手创出的严刑峻法上。太子治商鞅的罪时，他逃跑了。跑到客店，人家不敢收留，说根据商君法令，不能留没有证件的人住宿。最后他被秦王抓住，死在他本人设计的刑法——车裂（五马分尸）上，连他的家人，也根据“连坐”制度，被全部处死。可以说，他掉到了自己挖成的坑里，再没翻身的机会。
效“仓中鼠”行帝王术
李斯本是布衣出身，起初只做了个郡中的小吏。不过，他胸有大志，根本不曾想过在这芝麻大的职位上老死终身。有一次，他看见宫舍厕所中的老鼠偷食污秽之物，一遇“风吹草动”，立刻惊恐万状，仓皇逃窜；又见粮仓中的大老鼠肆无忌惮地啮食积粟，坦然自若。于是触景生情，感慨万端：“人有君子小人之分，就像老鼠一样，全看自己处在什么样的环境了。”他决心改变环境，像粮仓中的大老鼠一样，谋求更高更好的地位。
于是，李斯辞去小吏职务。来到了齐国兰陵今山东苍山县兰陵镇，拜荀况为师，同韩非一齐学习“帝王之术”。学业完成后，想到西方秦国去，就向荀子辞别，说：“我听说一个人要是遇到时机，千万不可怠惰。现在各国诸侯都正在争取时机，希望成大事，立大业，所以有谋略的游说之士都容易掌握实权，尤其秦王更是野心勃勃，想要吞并天下，治理万方，这正是以游说为事业的布衣之士奔走四方、猎取富贵的时候了。所以我现在就要动身到西方去游说秦王了。”
李斯来到秦国后，当秦国丞相吕不韦门下的舍人，吕不韦很赏识他，任命他为郎官。李斯因此得到机会，游说秦王羸政暗地派遣有谋略的游说之士，带着金玉宝物去游说诸侯。诸侯国家内的知名之士，凡可以用财货收买过来归附秦国的，就以礼收之；至于不肯被收买的人，就用剑封喉。秦王利用李斯所献的离间计，破坏诸侯各国君臣间的团结，终于吞并了天下。
李斯辅佐秦始皇羸政成就了帝王的大事业。自己也做了三公。始皇死后，他为了一已私利，听从了赵高的邪说，废弃嫡子扶苏，立了庶子胡亥。终使秦国丧失了天下，自己也未得好死。
这位秦国丞相，《大秦律》的制订者和执行者，同样也死在自己的“法”上，被施以五刑，先是黥面（即在脸上刺字，是秦朝的一种侮辱刑），然后劓（即割鼻子，也是秦的一种酷刑），砍断左右趾（即砍掉左右脚），又腰斩（拦腰斩断），最后是醢（音海，即剁成肉酱），并且祸及父母、兄弟、妻子三个家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