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节
其实蒙古人并非是不知道汉帝国长城防线的空虚,但在长达一年半的时间之内,却因为种种原因,不论是东蒙古科尔沁联盟,还是准葛尔汗国,都没有能够对汉帝国北方发动大规模进攻。
据军械粮秣统计衙门发回的报告,在草原双方势力之中,相对而言,科尔沁的问题要比准葛尔严峻得多。
这是一件令汉族知识分子万分疑惑的事情。就个人评价上来看,科尔沁王布尔亚格玛比之葛尔丹,可能更像符合中国人心目中的“枭雄”形象,他和草原上大多数蒙古大汉不同,他阴险狡诈,他诡异多智,他并非一贯崇尚暴力,就行事方法来讲,在统一东蒙古的过程之中,更多的时候,是宁愿选择用政治手段而不是军事手段。
科尔沁的崛起过程和准葛尔大不一样,葛尔丹汗统一西蒙古的过程中充满了战争和杀戮,他所使用的方法和千多来草原大漠上所以英雄的方法如出一辙:号令蒙古,谁不服从,立即发动雷霆万钧的军事打击;而布尔亚格玛则是多出阴谋,就像他当初对付保日龙梅的父亲、土谢图台吉乌门图热一样,利诱、拉拢、胁迫、和亲等等,是他最常用的手段。
在蒙古人的价值观念之中,这种方法是令人不齿的,他们向往崇拜的那种英雄豪杰,是无分正义河邪恶的,就是葛尔丹那种拥有强大军事力量的人物,所以私下里使用种种阴谋和手段和布尔亚格玛,始终没有得到东蒙古广大蒙古各部落的真正臣服。
这正是“准格尔汗国”和“科尔沁联盟”的区别,两者同为草原上的政权,而准格尔则号称汗国,沿袭蒙元各种政治制度,发号施令威风凛凛,而布尔亚格玛却只能委委屈屈地自称:“蒙古诸部推举出来的头羊。”
其实,本来布尔亚格玛是很有机会扭转这一局面的,最好的机会就是在葛尔丹惨败忻州的那一年,那时他刚刚召开那达慕大会,胁迫众蒙古推举他为科尔沁汗,威望如日中天,按照草原上的规矩,他就差最后一步了——那就是趁着葛尔丹最虚弱的时候,顺理成章的击败他,把准格尔大汗的头颅挂在他大纛的尖顶上,将整个准葛尔汗国夷为平地,如果他能够成功做到这一点,那在今天,他就是草原上的成吉思汗。
令人万分遗憾的是,在拥有如此巨大的政治、军事优势的情况之下,他居然失败了,要知道,草原霸主是不能容忍失败的,就像狼群中的头狼一样,如果一旦服从的各只饿狼一旦发现你没有力量,那就谁也不会再服从你了,甚至还会杀死你,取而代之。
布尔亚格玛的情况虽然还没有如此糟糕,但也形势严峻。直到和葛尔丹打了整整三年之后,他才猛的发现,原来自己的是很缺乏军事才能的,和他的权力和地位比较起来,这一点几位致命。
他或许是一位优秀的政治家,头脑精明、算计精当,并且拥有强大的组织能力,但他却不是一个合格的军事统帅——和中原的皇帝不同,中原的皇帝可以不会打仗,但草原上成吉思汗却不可以。
自从在大战中败给葛尔丹之后,科尔沁部就一直在走下坡路,原本统一在他的战旗之下的各部落纷纷离心离德,不再像原来那样,对********的命令俯首贴耳,东蒙古的政治形势比西蒙古混乱得多,从吉林、黑龙江河畔,直到鄂尔多斯的数千里的土地上,东蒙古各部无一例外的开始自找生路,和葛尔丹靠得进的部落,如三音诺颜部、阿拉善厄鲁特部等,一边服从来自科尔沁汗帐的命令,一边和葛尔丹暗通款曲,同时又不停地像大汉帝国贡献战马和皮毛;而东北辽河地区哲里木部、锡林郭勒部、苏楚部等,竟然一头栽进奴尔干都督府的怀抱,为虎作伥,和察哈尔部一样,光明正大的站在汉人那边欺压蒙古人。
如果说在几年之前,布尔亚格玛还有进军大都的野心的话,那到了现在,他除了想保住科尔沁的牛羊之外,就再也没有其他的想法了。
大漠的历史走到了今天,任何一个有眼睛的蒙古人都看得清清楚楚,林汉帝国的崛起势不可挡,而他布尔亚格玛最终的命运,注定了只有两个选择:一个是干净利落的像北京投降,安安分分地做一个小小地科尔沁部主;而如果不这么做,那就只能像一个蒙古人那样去战斗,用弯刀和弓箭粉碎汉人的铁蹄。
公允的讲,科尔沁和大汉帝国从联盟走向决裂,绝对不是某一方的阴谋,也不是单纯的背信弃义,如果说有原因的话,那就是大势所趋,就像是那句经典的蒙古谚语:草原虽大,却容不下两个英雄。
和窘迫的布尔亚格玛相比,葛尔丹的情况要好得多。事实证明,这位迅速崛起的准葛尔大汗依旧仍是草原上最杰出的英雄豪杰,虽然他也曾有过巨大的失败,但是,他却仍然像个男子汉那样,重新站起来了。
草原人不能容忍失败,但却更尊敬打不倒的英雄,就像昔日的铁木真那样——就算是像铁木真那样的绝代英雄,不是也曾屡屡被扎木合打败过么?
就在击败科尔沁联盟的趁火打劫之后,在庆功的大会上,葛尔丹大汗就端着马奶酒,面对着萨满,在千万战士的注视下,指着苍天发誓:终有一天,他要把林风的头颅挂在金帐的尖顶之上,要用千万汉人的鲜血,来洗刷准葛尔勇士的耻辱。
很多蒙古人相信这个誓言,威风凛凛的准葛尔大汗,看上去就像是一个打不倒的英雄,很多人相信,即使有一天他再失败了,但却依旧会像今天这样,重新高举着大纛,带着他的大军回来。
在这种情况之下,葛尔丹和布尔亚格玛很顺利的达成了停火协议,在如此危险的情势下,如果两方还在继续相互厮杀,那最终得益的,无疑就是那位高坐在大都城里的汉人皇帝了。
据活动在战线两侧的间谍发回的消息,经过粗略估算,现在,屹立在汉军对面的东西蒙古大军,总兵力约摸十五万余骑。其中,准葛尔汗国大概拥有九万余人;而科尔沁大概拥有六万余人,排干这个数字中的水分,帝国总参谋部估计,蒙古军中真正能打仗的精锐部队,最多不超过八万人,准葛尔汗国可能有五万人左右,而布尔亚格玛手下,则最多也不会超过三万铁骑。
这并非是一个很可靠的数字,蒙古草原地域广大,苍苍莽莽人烟稀少,汉军很难统计出对方确切的兵力。
东蒙古方向的气氛日趋紧张,但实质性的战争却始终没有打起来,对于和林汉帝国开战,布尔亚格玛显得非常犹豫。就像所有喜欢玩弄阴谋和小聪明的人那样,他既认为和林汉帝国开战不可避免,却总想在战争中给自己找点“后路”,畏畏缩缩地,不肯一口气把赌注压上去。
葛尔丹则凶悍了许多,从一六八九年开始,准葛尔汗国和大汉帝国的战争就打响了,并且一直持续到了今天。不过战场区域却一直限制在西北地区,准葛尔当面的敌人正是赵良栋统帅的林汉帝国西北兵团,在长达数年的交锋之中,双方都打得非常谨慎,一直都没有投入大规模的兵力进行局部决战。战场形势以营、连级别的摩擦战和边境堡垒攻防战为主,一半的战斗就是:准葛尔骑兵突然出现在汉军据点之前,对据守要地的汉军小部队发起突然袭击,如一击不中则立即远遁,从不和汉军纠缠。
而汉军的反应就是不断加固边境堡垒,慢慢地放弃一些偏远的、不太重要的据点,朝内线收缩,逐渐聚集兵力,同时辅以小规模骑兵部队,抽冷子打个反击,不让葛尔丹的骑兵太过放肆。
随着汉军后续援军的陆续赶到,西北战线的局势逐渐朝汉军方面扭转,驻守一线的汉军部队的出击频率明显增加,而且还打破了之前双方约定俗成的兵力规模,出击的部队兵力越来越来,而打击范围也越来越广。
这是一个非常明显的讯号,双方统帅都心知肚明,大规模的决战马上就要到来了。
为了组织这场规模空前的战争,大汉帝国首辅大学士下达皇帝诏令,几乎整个黄河以北都重新开始了战争总动员,刚刚在统一战争重压下挣扎出来的北中国重新被套上了战争枷锁。山西、陕西、河南、直隶等行省奉大汉朝廷之令,按照册户丁口统计,征召了一百二十余万壮丁和壮妇,分为两个方向,朝长城一线输送军用粮秣物资。
而刚刚纳入版图的南中国,特别是两江地区,各处河道汹汹涌涌,挤满了北上的运输船队,各种型号的大炮被骡马拖拉着蜂拥向前,军用马车上火枪就像柴禾一样用麻绳捆在一起,一堆一堆的缓慢移动,各种旗帜迎风飘扬,大路走枪械火炮、弹药、粮食;中等道路上走马草、苜蓿、红薯藤、燕麦、青稞、大豆杂粮,小路上摩肩接踵,行进着去北线服徭役的南方壮丁;每隔三十里,驿站两旁伫立着一人多高的开水桶,烧水煮饭的大灶彻夜不息,长长的木板凳上摆满了供人饮用的粗瓷大碗,奉命北调的步兵军团和民团、壮丁挤成一团,鲜艳的军服染得官道一片火红,如果有人从上空俯视的话,立即就会震惊的发现,那些宛若中华血管的河流和道路上,此刻已经是血脉贲张汹涌奔流,就好像是一个强大的巨人,在和对手进行殊死搏斗之前,深深的呼气、深深的突气,就等着某一刻,将所有的力气一瞬间释放出去。
把握着这片土地的命运的人在遥远地北京。
轻轻地吸了一口气,俄罗斯帝国驻大汉帝国大使,伊霍诺夫斯基侯爵大人躬身向值守皇宫大门的近卫军军官提交了名帖,然后在皇宫门口的小房间里坐了下来,耐心地等候大汉帝国皇帝的传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