等他们坐定，白凤鸣分别打量了一下面前这两位不速之客。那位女检察官只有二四、五岁，一张白白的瓜子脸儿上长着两只圆圆的大眼睛，尤在那身豆绿色检察服的衬托下，在妩媚中显出一股勃勃英气来，却总掩不住那种未脱孩子气的感觉。那位男检察官看上去也就三十出头的年纪，细眉大眼，又戴了副眼镜，但给人的感觉却并不柔弱，倒有一种少见的干练和深沉。
他们坐定后，男检察官打开一个厚厚的笔记本，冲白凤鸣说：“我们是省检察院反贪局一处的，我叫粱子云。”说到这里，他又指了指对面的女孩，说：“她叫陆惠芬，书记员。”说完，伸手将自已的工作证递给白凤鸣。
白凤鸣接过工作证来，在职务栏上漫不经心地扫了一眼，见上面写着二科科长，便在递还工作证的同时说：“好好好，好好好，真是年轻有为，年轻有为。”说着话，把双手叉起来放在腹前，身体便仰靠在那张豪华的真皮转椅上。
“白书记，”梁子云很恭敬、也很有礼貌地开了腔：“我们今天来主要是了解和核实刘逸飞案件中的一些情况。根据清查办移送给我们的材料，市委、市政府曾决定购买阳光小区的住房，我们想请白书记谈谈情况，尤其是使用资金的情况。”
白凤鸣从转椅上直起身来，点燃一支烟，狠狠抽了一口，又把嘴里的烟缓缓吐了出去，然后冲着粱子云说：“有这么回事。这件事是政府田市长根据财政局刘局长的报告，提请常委会讨论的。详细情况，请你们翻阅常委会记录就会了解真相。”
粱子云说：“会议纪要我们已看过了，今天主要向您核实几个细节。一是会议纪录中没有提动用那笔资金，既是购房，资金的额度一定很大，在常委会上，为什么没有提到呢？二是您在总结中说的要开源节流，想方设法增加财政收入，完成这项工作，具体内容又指的是什么呢？”
对着粱子云咄咄逼人的问话，白凤鸣清了清嗓子，字斟句酌地说：“我的讲话只是原则性的，应该没有具体目标和具体做法。那是政府部门的事。一个讲求领导艺术的领导决不应该告诉部属怎么做，而应该启发他们、引导他们发挥自已的主观能动作用，机动灵活地完成上级交给的任务。关于购房的事，龙城市党政机关干部的住房很紧张，群众的呼声很高，有的同志工作几十年，全家挤在一个几十平方米的旧房子里过生活。市直机关的住房中，有百分之八十是危房，每年的修缮费用又是杯水车薪，连起码的修修补补都做不到；因此，改善职工居住条件，在政府来说是责无旁贷。在这一点上，我个人是支持的、也是同意和同情的。至于动用什么资金，财政局没有提到，会议也没有讨论。因为田市长主管政府工作，市委不便对此表态和插手，这也是同事间的相互尊重和支持，是一种工作作风，也是一种领导艺术。作为一把手，不可能事无巨细地事事包揽，处处过问，那会很累的。”
说到这里，白凤鸣拉长声调说：“那天你坐到我这个位置上来，你就会有这个感受了。至于你刚才提到我讲得开源节流，只是一种原则的讲话，没有具体内容，也不暗示什么。这是我们党历来提倡的优良传统和作风，是每个党政干部都应当遵守和遵循的原则。”
他这种荡开一笔的说法，轻描淡写地化解了对方的攻势。对于这一招，白凤鸣觉着很得意，他抬起头来，盯了一眼面前的检察官，心里却在说：对付我，你还真得嫩了点。
谁知道粱子云依然紧追不放，说：“根据我们掌握的情况，这次会议之后，龙城市在组织的大检查中，仅财政罚没收入一个月内就增加了三倍，这两者之间有无联系呢？”
“小伙子，”白凤鸣半倚在沙发椅上，用一种盛气凌人的态度，不紧不慢地说：“办案应该注意证据，切不可以推理的。罚款的增加，是因为我们加强了行政执法的力度，是对企业违法行为的查处。这都是有政策和法律依据的。再说了，有错必纠，也是我们的一条原则嘛。”
谁知这粱子云并不好对付，他虽然面带微笑，却词锋咄咄，直捣黄龙。他说：“白书记讲得很对。我们现在要知道的是款项的用途，这才是我们需要了解的情况。现在我将已掌握的情况向您汇报一下，近半年来，龙城市在财政列收的罚没款为四亿八千余万元，主要用途为办理公益事业和购置固定资产。当然，这只是账面的记载。问题是，这些款项是否真得如实用于以上的支出？据有人反映，市政府职工购房的资金也是从这里支出的。奇怪的是，财政局账目上并没有这项开支的记录。这会不会是这些人在诬告呢？”
粱子云没有再往下讲，一双炯炯有神的眼睛却盯得白凤鸣有些发毛。
面前的年轻人虽然职低位卑，几乎算不上是个什么“官”，但他所从事的职业，代表着国家的尊严，是整个社会链条中的一个重要环节；他将维系社会秩序的正常运转，调节各种纷繁复杂的利益关系和社会关系；在这一点上，他是强大的、让人望而生畏的一个法律主体。他作的判断，对于任何一个社会公民来说，决不是无关紧要和无足轻重的。他今天的到来，也包括对自已这样一个地位显赫的地方大员的调查和询问，本身己经是检察机关对情况的一种判断和说明。想到这里，白凤鸣退却了。
白凤鸣在一番斟酌之后说：“那次市委常委会议只做了原则同意的决定，决定的是否合理，我都会承担主要的领导责任。至于如何实施，怎样实施，这是政府有关部门的事，具体讲，是财政部门的事。这里有分管领导，也有具体实施人员。负责任地说，我对这些事的细节并不清楚。我能告诉你们的只有这一些。”
梁子云说：“您认识财政局的王萍科长吗？”
白凤鸣心里一惊，但他却没有表现出来，只是故作平静地淡淡地说：“当然认识。”
梁子云没有再提什么问题，他对白凤鸣说：“还请白书记在询问笔录上签个字，按个手印，这是我们的法律程序。”
白凤鸣没有异议，他从兜里取出一支漂亮的“派克”笔来，在粱惠芬递过的笔录上签了字，按上手印。当他做这件事的时候，心里面所有的优越感已经荡然无存；他觉着自已像是一具刚刚落地的木菩萨，离开那个令人敬畏的神坛就成了一段朽木，不仅没有了尊严和荣耀，而且连自己以后的命运都将无法预料。更让他怵惕不安的是梁子云关于王萍的提问，他不知道梁子云这样说的用意；但他知道王萍向张鹄自首的事，却不知道王萍在张鹄那里究竟讲了些什么。
对检察院检察人员的到来，白凤鸣认为决不是单单为了了解情况；从他们今天的态度看，他总觉着梁子云对他有一种暗示，这种暗示引发他潜藏在心底的一句话，仿佛出现在回音壁上的声波，声声激荡，波波相连，始终萦绕在他的耳边脑际。
这句话他听别人说过，自己也曾对着别人郑重其事地讲过；坦白从宽，抗拒从严。这句讲了许多年的、专门对犯罪行为确立的大原则，对自已究竟意味着什么？今天，梁子云何以要对自已做出这种暗示？或者说，梁子云并没有暗示，而是自已神经过敏吗？
在粱子云他们离开后，白凤鸣心头笼上一片沉重的阴霾，任他怎样拂拭都无法驱散。
白凤鸣的仕途还是一帆风顺的，从处级干部到正厅级的这段路程，他只用了很短的几年时间，最后却在正厅位置上滞留了十几年，这使他多多少少有点儿不平衡的感觉；在同张鹄的比较中，张鹄调任省旅游局长，刚进入正厅序列的时候，他已是老资格的、却也是最年轻的正厅级领导；很快地，张鹄成了晋省的副省长，而自已却仍在朔城寂寂无闻地做着市长。
十几年的宦海生涯，使他本来就圆滑的个性变得更加没有了棱角；不管在上下级之间，还是在同僚、同事之间，白凤鸣从来没有盛气凌人地表现过，他态度和蔼、待人热情，只要是同他有过接触的人，都会对他有种好感觉，这也是他能在稍后的竞争中荣登龙城市委书记、副省长高位的又一个原因。
中国人习惯了的是“和为贵”，在这一点上，白凤鸣自认自己做得不错。只是，在朔城市坐了几年冷板凳之后，在同周围同僚、上司、部属的交往、比较中，白凤鸣有了一种落伍的感觉；他认识到，追逐时尚和潮流是一个人起码的生存原则，这种追逐一定要抛弃以往形成的思维定势和生活观念，把自已溶入那种被认为是约定俗成的大众化了的习惯之中，这就叫随波逐流，也是古人说过多少次的“识时务者为俊杰”。
这种认识对于白凤鸣来说并不是观念的改变，而仅止是一种工作方法的改变；当他把自已投入那种如火如荼、热烈放肆的人际运作之后，却有种如鱼得水的感觉，这种感觉最终的结果，就是自己终于改变了严酷的事实，径登副省长的宝座，并为自已问鼎省长职务铺平了道路。
这种现代化的人性运作是以高额消费做基础的，是要靠金钱、利益来支撑的。在贫瘠的朔城市，现代经济并没有给他苍老的容颜增加多少改变，老百姓习惯的还是通过节衣缩食、勤俭持家来求得生活温饱。财政收入的拮据窘困只够发放公务员的薪水，而对那些本该是政府担负的教师的工资，却只能发给半数，有的县乡教师工资竟拖欠了好几年未能兑现。
经济生活的悲怆凄凉，不可能给他提供更好的经济后援，而凌萍的出现，给自已搭建了这个平台，并使自已的生命发生了根本的决定性的改变；同时也把自己置放在一个无法预料结果和结局的祭坛之上。
这是白凤鸣始料不及的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