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么，秦童和杨芝究竟去了那里？骆宾王的记录中再也没提到过这件事。
秦教授知道，汉代是玉器发展的集大成时期，也是中华古玉的一个顶峰。
从红山文化的挖掘直到商代妇好墓的出现，足以证明用玉是统治者的专利，不仅用来祭祀天地诸神，并且也成为一种标识身份地位的信物，反映了殷人在落后的生产和生活条件下，对自然的畏惧和崇拜。
周代是一个被儒家极力推崇的礼制社会，这时的用玉也开始由礼天敬神为主转而为标识地位和佩带装饰为主。《周礼》说：“以玉作六瑞，以等邦国；王执镇圭，公执桓圭，侯执信圭，伯执躬圭，子执谷璧，男执蒲璧。”由此可见，所谓“六瑞”，就是把玉圭分为作为官爵的身份证明，分配给不同等级的贵族官僚。
《周礼》中还明确规定：“以玉作六器，以礼天、地、四方；以苍璧礼天，以黄琮礼地，以青圭礼东方，以赤璋礼南方，以白琥礼西方，以玄璜礼北方。”由此可见，周代继承并发扬了殷商的余绪，仍把特制的玉作为礼天敬神的要件。
商周时期的用玉规模是庞大的。《逸周书》记载：“武王俘商，得旧玉万四千，佩玉亿（十万）有八万。”由此可见古代用玉之一斑。
春秋战国时期，用玉更成了天子诸侯的时尚，并深入人们的生活中；诸子中的儒家也借题发挥，他们出于“复礼”的目的，形象比附，提出以玉比德的观念，把玉人格化；从此以后的秦汉，佩玉、玩玉就深入到普通士民阶层，并成为一种很时尚的行为。“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可见佩带玉器在人们生活中的重要意义。
汉代经过几代帝王的励精图治，国力开始强盛、经济空前发展，再加之边境地区三次大的西征拓展，为玉石大量流入中土创造了条件，由此也带来了汉玉前所未有的繁荣和发展。由于汉代驯兽斗兽之风最盛，这个时期动物造型的玉作成为主流，各种动物雕件雕琢得栩栩如生，成为玉作史上的一个特殊现象。这个时期，贵族阶级不仅生前佩玉，就连死后也要搞玉葬，把大量的玉器随带着埋入墓葬。
唐代的佩玉则被赋于一种特殊的阶级意义，配什么品质和图案的玉，配几片玉，都有了严格的要求和规定。蟒袍配上玉带，尽显九五之尊及封侯拜相者高洁不俗的气派；而其它品秩的官员，则要论次第减等了。除此而外，唐代虽称强盛，但就玉器来说，与汉代实在不可同日而语。丰富精美的纹饰，飞活优雅的造型，虽然把玉器造作推向一个新领域，但是，这毕竟是雕虫小技，不足以领导潮流，别开生面。
宋代在继承唐人用玉制度的同时，开始以佩饰的形式大量流入民间。只是玉作流俗，已呈末日黄花之势，再也无法与战国秦汉的繁盛玉作相比。当然，这也同两宋国力衰败，边境不安靖的事实相对应。
就在秦教授埋首研读深究的时候，院子里传来一位男子的声音，显然是对着正收拾院子的老伴讲的。
“秦大妈，秦教授在不在家？”
秦教授听出来人是公安局的杨波，知道又是案子上的事，便赶忙从屋里迎了出来，冲杨波打招呼说：“又是你呀，杨科长。”
杨波带着抱歉的语气说：“真不好意思，又来打扰您老了。”
秦教授边往屋里让边说：“有什么打扰的，不过是随便聊聊嘛。我也正好闲得慌，没人陪着说话儿呢。”
杨波进了屋，就见秦教授的屋子里堆满了书籍、乱石、古玉、青铜器，就像是开了个杂货铺。靠窗放着一张桌子，旁边还有两把老式太师椅。
秦教授见杨波在屋里乱看，一边沏茶让座，一边有点儿不好意思地说：“我这里乱了点，可倒也清静。我那个老婆子一天絮絮叨叨的，听着心里烦。每天我只要一进这屋子，她也就不讲了，这里真成了我的避难所。”
杨波伸手接过秦教授递过的茶来，说：“这次我来找您，当然还是想聊聊案子上的事，您老一定猜得出来。”
秦教授有点儿得意地说：“是宰相垴石窟的事吧？告诉你，宰相垴石窟决不像我们想得那么简单，这儿可能是个大宝藏呢。最近这几天我又有新发现，正在做研究，有可能是件轰动考古界的大事呢。不过，我可讲清楚了，有些事目前还得保密，这是为了文物安全，不是知情不报，你可得谅解呦！”
杨波见他这样说，一时间弄不清他的意思，只好打住自己的话题，顺着他的话头说：“您老可以有选择的讲，与案件无关的可以不讲嘛。”
秦教授微显激动，说：“两大发现。一是我在宰相垴附近发现了一个古洞，里面有不少上古时期的遗物，很珍贵的；另一个嘛，”说到这里，他忽然转了话题，说：“考古界一直对春秋以上的大型玉器有争论，认为由于生产条件和技术所限，那个时期很少有大件玉器制作。这主要跟近年来出土挖掘有关。我认为，历史上玉的使用者主要在王公贵族，平常人家是难以染指的。而大型玉件主要用于皇室，一般难得一见，这就造成了大件玉作的神秘。但是，在史籍中，大型玉件却时有出现，如在《拾遗记》中说，周灵王二十三年起昆阳台，渠胥国来献玉骆驼高五尺；按古今度量不同，当时的一尺相当于现在的六寸左右，五尺即为一米多高，可见这只玉骆驼的高度是十分惊人的。还有《玉苑》中记载，汉武帝墓里有玉箱与瑶石手杖各一件，后来有人从扶风买到这两件东西，经武帝身边人辨识，确认是陪葬之物。还有《录异记》中说，五代永平年开封人盗发曹王墓，见棺前有一个盛满水的银盆，里面一个玉石婴儿，高三尺。玉在古代是一种被赋予许多神秘的宝物，有许多美丽的传说。如宋代《太平广记》中辑录，有位叫江严的人在富春县清泉山看见一个美女，走近时便不见了踪影，只剩下一块石头；如此几次三番之后，江严竟在这里得到一块一尺多长的紫玉。还有个叫邴浪的在九田山见到一只形状像鸡的鸟，鸣叫起来像吹笙的声音，邴浪冲它射了一箭，那鸟竟带箭钻入石洞；邴浪凿开石洞，得到了一块形状像鸟的赤玉。有趣的是，古人说起玉来，总要把它加以神秘化，特点之一就是西贡说。”
听到这里，杨波插嘴问：“西贡是不是说西方进贡呢？”
秦教授点点头，说：“一点不错。唐代段成式在《酉阳杂俎》中说，安西诸蕃曾向唐皇进贡五色玉，由于中途被劫留，因此而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战争。还有《杜阳杂编》记载的软玉鞭，皆非中土之物。谁都知道，新疆和阗是盛产美玉的地方，而那里正是我国的西疆。由此可知，在古代和阗美玉流入中土有着悠久的历史；古人对和阗玉的美质加以夸大，绝不是空穴来风；它反映了中国古代玉器制作与流通的一些基本事实。”
说到这里，秦教授停了停，喝了口茶，对杨波说：“人老了话也多，你不嫌我絮烦吧？”
杨波也端起茶杯呷了口茶，回答说：“哪里呢，听您说话可真长见识。您只管讲，我今天正想好好听您聊聊。”
秦教授说：“中国用玉的历史很早，约在旧石器时已经开始。我的推理是，同石器的使用有个最大的区别是，它的出现首先是一种佩饰。人们在打制石器时发现了玉石，它天然的美艳必然激发人们的爱好，由是便推动了玉石器的出现和发展。从目前的发掘中，玉器作为佩饰和摆设件大量地出现在随葬物品中，便足以证明这一点。只是，在使用中，人们一般地都是就地取材，随意创制；但当它进入人们普遍的生活之中后，人们对玉有了更深的认识和更高的要求；通过对各地玉石的比较，人们发现，产于新疆的和阗玉才是制作玉器的最佳材料。历史上记载的周穆王西巡，实际上是中国历史上一次帝王级的外访，这次西巡的直接结果，就是促进了中西文化交流，当然也包括玉器的交流。可以肯定地讲，周穆王西巡打开了西疆和阗美玉的通道，为中原玉器制作提供了源源不断的货源。”
说到这里，秦教授沉思了一会儿，又接着说：“关于玉器的纹饰，令考古界一直困惑不解的是，在铁器还未使用的战国之前，古人究竟用什么工具来雕琢硬度极大的玉石？而且花饰竟会如此精细？我推想，铜矿中本身含有多种金属元素，青铜的冶炼，有可能烧制出硬度极高的合金，像传说中可以断金削玉的莫将干邪宝剑，其锋利应该能解决玉器制作的难题，雕琢出精细的玉器。只是现代人一叶障目、以偏盖全的研究，把它变成了难解之谜。”
对秦教授最后的结论，杨波有点儿不理解。他问秦教授：“现代人关于玉器的研究有什么缺陷吗？”
秦教授说：“关于玉器的研究，古代只是散见于一些记载中。自清代大兴考据之风，才出现了一些专门论述，但也只是对器型和纹饰的考证。而现代人第一部论述，却是由一位日本学者写成的。其后大陆也有些人云亦云的研究，大多借鉴故宫遗存和一些零敲碎打的古墓发掘，然后做一些闭门造车的判断推理，以专家学者的名义昭示天下。殊不知，这种研究的结果，对古玉的保存和保护极其不利。有的人因为专家的意见，而把本该是国宝的东西当作新仿，随意弃置。你说这种危害不大吗？”
杨波点点头，说：“难道古玉研究竟会这么不慎重吗？”
秦教授说：“这有历史的原因。中国长时间的闭关锁国，造成了交流和交易上的故步自封、夜郎自大，这是其一；近年来对玉器主要使用对象的帝王墓发掘很少，可资借鉴的材料不多，造成了认识上的偏颇，这是其二；再加上新仿古玉的冲击，使多数人谈玉色变，认真作假，这是其三。事实上，古玉鉴别并没有想象得那么复杂，只是有些人故弄玄虚，造成了人们思想认识上的混乱而已。”
杨波有点怀疑地说：“中国那么多古玉研究专家，真的没有个好的研究结果？”
秦教授说：“我们这么大一个国家，只靠几位专家能起什么作用？再说了，专家只对着故宫博物馆的藏玉照本宣科，至于散落民间的文物，却不注重收集和整理。至于民间一些玩家，虽然收藏了不少精品，却很少与人交流切磋，藏之密室、束之高阁，完全失去了收藏的意义。其它不讲，仅举一例。如有个专家宣称，镂空玉雕出现于宋代；其实，作为一种技法，镂空在春秋战国，甚至更早的年代即已产生，怎么可以如此武断地下结论呢！这样做的结果，还不是害己害人，贻患无穷吗？依照他们的那种观点，妇好墓中的镂空玉璧也只能算作新仿品了。这反映了现代研究中，一些人浮躁、虚华、不切实际的心态和作风。”
杨波见秦教授讲到这里，怕他把话题再扯远了，赶忙插话直奔主题。
杨波说：“秦老，我最敬佩您的就是这种脚踏实地、刻苦认真的工作态度。只是今天我想告诉您一件事，固县发生的几起文物案，您老大部分都参与了，对情况比较了解。这几年固县文物走私分子太嚣张，不仅公开盗挖古墓，甚至于对文物考古方面，只要一有线索，文物就会失窃。特别在真妃阜案件中，既盗了墓，还杀了人，由此可见犯罪分子的猖狂。最近，省博物馆的那只金觚也被人盗走了，至今没有任何线索。这一连串的事件，说明了犯罪分子的狡诈，也说明我们对文物走私打击的力度不够。我推想，这次金觚失窃绝不是孤立的事件，也许，金觚本身藏有一个秘密，它的失窃可能预示着一个新案件将要发生。您老是惟一接触过这两只金觚的专家，您能为我们破案提供些什么线索呢？”
秦教授好像并不吃惊，他长叹一声，缓缓地说：“你预料得一点不错，我能告诉你的是，这两只金觚中确实隐藏着一个秘密，一批古玉的埋藏地点。”
杨波听他这样讲，也不禁紧张起来。他问秦教授：“秦老，您说犯罪分子盗窃金觚是为了找寻古玉埋藏地点？”
秦教授说：“不错，这个地点就是‘种玉谷’。那两只金觚上就有‘种玉谷’的地址，一述山川国别，一叙具体地名；仅有一个还不足以了解秘藏，只有把两只金觚的文字进行对照，才可明瞭种玉国的地址。现在，这伙人盗走金觚，显然是为了找寻‘种玉谷’。”
杨波问：“既然如此，您老记得金觚上的记述吗？”
秦教授略带犹豫地沉思半天，说：“事隔太久，我也记不清了。假如金觚还在，这个结论很快就可以下的。只是馆藏文物丢掉了，又能怪谁呢？办事效率低下，工作不负责任，争名逐利，尔虞我诈，这一系列的问题已成为一些机关和单位由来已久的通病，现在却给犯罪分子留下了可乘之机，使国家的重要文物丢失。你说不应该好好地反省反省吗？”
说到这里，秦教授忽然打住口，郑重其事地说：“有件事我想给你讲讲，或许对破案有所帮助，也未可知呢！”说着，他如数家珍般把探索山洞的所见所闻，以及探索古洞的全过程给杨波他们讲了一次，最后特别强调说：“山洞中的文物主要是那些难得的竹简、石册和图书是先秦到宋代的，这些文物很可能是秦始皇焚书坑儒以前的文化典册。它们的发现，是考古和历史研究中的一件大事，不仅可以解开许多历史的谜团，同时也为我们研究传统文化提供了实物数据；至于其它青铜器及金银玉器虽然珍贵，但同时期这类文物发掘得较多，研究价值并不太高。不管怎样，一定要保护好这批珍贵的文物。”
杨波听秦教授讲完，忽然就把紧皱的眉头放开。他问秦教授：“您可以确认石屋中的那个人一定是静尘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