当是时，冒顿治下的匈奴，刀锋之利，马蹄之远，蒙古高原及中亚一带，显然无出其右。尤其是冒顿晚年，冒顿派遣其子稽粥（老上单于）对河西走廊大月氏和西域“城廓诸国”的军事冲击与控制，可以说是草原文明与农耕文明之间的一次深刻翻犁，是东亚游牧部族对世界文明的一次强劲推演——并“由此产生了发端于亚洲高原的有史记载的第一次各民族大迁徙。”（《草原帝国》）
刘敬倡导的“汉匈和亲”，实际上当世亚洲两个军事强国——狼与羊之间一曲时断时续的圆舞曲。尽管汉匈翁婿相称，但匈奴之“引弓之国”自始至终没有放弃对汉之“冠带之室”的侵掠。
被称之为“盗寇之国”的匈奴，自古来“以力为雄”、“以战止战”、“以战养生”，“利则进，不利则退，不羞遁走”（《史记·匈奴列传》）。他们是草原上席卷不息的狼群，是蒙古高原第一道绚烂闪电。他们敌人的头颅挂在马鞍和马笼头上，割下敌人的头颅，沿“眉毛”处锯开，作为饮酒的器具。（老上单于即用此法把月氏王的头颅做成了镶金酒器），“他们每一个战士的坟堆上，围着的石头数量与其生前斩杀的敌人数目成正比”。（F·-B·于格和E·于格《海市蜃楼中的帝国》）
刘邦死后，冒顿使使对吕雉所言（“陛下独立，孤偾独居，两主不乐，无以自虞，愿以所有，易其所无。”）最是出人意外，强悍嗜杀的冒顿，竟也耍小孩脾气，调皮得令人忍俊不禁，另眼相看。景帝死，武帝继位，但“文景之治”后的西汉，迅速在“七王之乱”“两越反汉”及远征朝鲜。乃至匈奴长期作战中，耗尽了积蓄百年的“元气”。拓疆殖土，是汉武帝令后人最常念及的功绩，但西汉败落也由此始——公元前133年，“马邑之谋”胎死腹中，大将王恢自杀，军臣单于仓皇撤离险境，几年间不曾马寇汉边。此后的匈奴，似乎觉得了一种必然的宿命，内部的政治纷争和权力争夺萌芽初露。
横空出世的卫青及霍去病，他们的战功令人怀疑。尤其是霍去病，何以八百人而击杀匈奴五千人？匈奴“来如飞鸟，去如疾风”，是闪电战的真正发明者和娴熟运用者，且极善于组织大规模野战和运动战。霍去病再韬略勇决，在以人数多寡为胜败主因的冷兵器战争当中，处于数万军阵，也难以取得如此“辉煌的战果”，即使五千人任其宰割，短时间内也难以砍杀殆尽。
西汉对匈奴战争的胜利，在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张骞。张骞及其主要随从的勇气，最终取得的“外交”成果，显然是西汉对匈奴决战决胜的重要的潜在因素。张骞的功业完全可与汉武帝、亚历山大大帝并驾齐驱，甚至比之更为至伟和卓越。他掀开的是整个世界，看到的是比西汉更广阔的生命存在，也使得使中央帝国第一次拥有了一双观照整个人类和文明存在与发展的崭新眼睛。
以人格魅力动天下，传千年。这一评判标准始终没有失效。李广及其子李敢、李椒和李当户的悲剧性命运——无数后人认同司马迁的记载——从李广到李陵，祖孙三代在西汉演绎的是一出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命运悲歌。至今，河西走廊一带仍将一种小而圆的杏子称作“李广杏”，把一种表皮发黑，成熟后吃起来香甜的桃子称为“李广桃”。
这种来自民间的纪念，情感是如此的广泛、深刻，影响到了时间，也影响了人们的生活。——这一自发的赞美、敬仰和纪念或许不仅仅是源于司马迁神鬼之笔，也可能是李广家族的命运及其人格魅力比《李将军列传》更精彩，更富有理想主义精神和悲剧色彩。对此，钱穆先生《秦汉史》说：“卫霍李广利之属，名位虽盛，豪杰从军者贱之如粪土。李广父子愈摈抑，而豪杰愈宗之。”又“其时军人亦壮烈多可称道。著者如李广及子敢，孙陵，皆奇才。而李陵将勇敢五千人屯边，陵称其皆荆楚勇士，奇材剑客。徒步出居延北千余里，独挡单于八万骑。转战八日，杀伤过当。及陵降，而陇西之士居门下者皆用为耻。其时陵副韩延年战死，军人脱归这四百余人。李陵之才气，及其全军之勇决，令千载下读史者想慕不已。”
与此形成对照的是：骠骑将军霍去病武功至伟而性情寡贵，尤其是屠杀匈奴誓死不降兵士一万三千余人的残忍，也不仅仅是忠于皇帝和战争本身的原因。怜悯在很多时候应当成为人类的天性之一。据《卫将军骠骑列传》记载：“其（霍去病）从军，天子为遣太官赍数十乘，既还，重车余弃粱肉，而士有饥者。其在塞外，卒乏粮，或不能自振，而骠骑尚穿域蹋鞠。事多此类。大将军为人仁善退让，以和柔自媚于上，然天下未有称也。”从其战而受其恶，兵饿死而将军娱乐……却不是“少贵”，不知体恤下属等托词可以一言蔽之的。李陵独带五千兵士深入匈奴腹地，李广利无全局胸怀，路博德不予后援，而终使李陵客死塞外。霍去病少年夭折，“天子悼之，发属国玄甲军，陈自长安至茂陵，为冢象祁连山。谥之，并武与广地曰景桓侯。”
卫青霍去病，更多激发的是人类与生俱来的暴力意识和显赫于当世的名利思想；而李广及至李陵，则是以纯正的军人职业素质和“兼爱”道德品质而令后世自觉“想慕”和“尊崇”。
匈奴最终失败，更多的原因来自内部。冒顿缔造的“强力”统治，乃至家族及个人权威、韬略与个人魅力的逐渐丧失，使得自古“以力为雄”的匈奴民族内部权利分散，争夺者目光短浅，为一时之权欲相互倾轧和杀戮，最终导致王侯离心，叛变降汉。各部将领纷纷自立，内部混战——最终只余下呼韩邪、郅支骨都侯两支规模较大的残余势力——当是时，呼韩邪势弱，听从其岳父乌禅幕言，与汉和解并依附，借汉军击杀郅支骨都侯单于所部。
这显然是西汉“统战”的结果，扶持一方，打击一方，使匈奴内部战乱不断，大幅削弱匈奴实力，达到“以匈制匈”的战略目的——呼韩邪与郅支骨都侯单于呼图吾斯同父异母。前者以依附的方式，获得与北匈奴对抗的军事力量；后者以不妥协的孤傲和决绝，在西域进行了一系列的激烈反抗。远走西域后，呼屠吾斯先是借居康居（今乌兹别克斯坦共和国撒马尔罕），而后图之，建郅支城，却终被汉与乌孙、康居等联军大火焚烧，呼屠吾斯被汉军当场击杀。翌日，陈汤和甘延寿即将“明犯强汉者，虽远必诛”挂于城墙。
关于郅支骨都侯单于败走西域后，进行的一系列残忍战争的影响，勒内·格鲁塞《草原帝国》的评论可谓精到：“被打败了的郅支，把蒙古故地留给了那位依附汉王朝的呼韩邪，向西到今天俄属突厥斯坦去碰碰自己的运气（公元前44年）。途中他打败了伊犁河畔的乌孙人，把额敏河畔的呼揭人和咸海上的坚昆人纳入他的统治之下，使他们成为他的盟邦，他甚至侵犯曾经轻率地帮助过他的索格底亚纳人（康居人），他在楚河和怛逻斯河畔的草原上扎营。这是西方大匈奴帝国的一个胚芽。”
至此，匈奴在东方的历史逐渐暗淡，以致同化、融入汉民族，最终无声无息——尽管公元4世纪后，郅支骨都侯单于子孙又在中亚及欧洲强盛一时，甚至出现了比冒顿更为强悍、嗜杀、勇猛的“上帝之鞭”阿提拉，但由于匈奴民族只知暴力侵犯，“毋文书”，少文明等等原因，终究还是像一抹嘹亮的炊烟，在人类的天空消失得干净而又彻底。
内附的南匈奴在东汉后又有一番精彩表演，其中的刘渊、赫连勃勃、石勒和沮渠蒙逊先后建立政权或夺取政权，但似乎都没有持续多久，余部被柔然所灭，大部分匈奴人融入华夏民族，最终完全消失。匈奴的这一连串的命运变迁，似乎高空鹰羽，在辽远时空中悠悠而飘，不知落向何方。有时候，我觉得，这些人其实并没有消失，单于们裹金的尸骨或许还在蒙古高原某处深深埋葬，上百万的匈奴灵魂还像旧时一般，在大地和高空俯瞰和游荡。
近二十年来，我一直在巴丹吉林沙漠及其周边生活、游走、瞻望、冥想和拜谒，这里是乌孙、大月氏和匈奴故地，偶尔在戈壁看到一根白骨，或者马缰，甚或生锈的刀片和马蹄铁，就会想起匈奴——匈奴的悲剧与后来的西夏异曲同工，在今天，只留下一些似是而非的传说；只能在墓葬及其文物中被人想象和猜测，惋惜和悲恸。
有几次，与朋友们攀登祁连山，俯瞰沉在戈壁的河西走廊。我想，从前的人，是怎样骑着马匹和骆驼，在风卷白尘的道路上疾驰或缓行呢？公元前的大月氏、匈奴、乌孙、羌人等，在祁连山野及大漠深处，其生存状态究竟是什么样子的呢？难道仅仅是“逐水草而居，与匈奴通俗”？在高天阔地之间，这些民族留存于东方的历史及风习，除了贺兰山岩画及少数的墓葬外，还有没有更为直接明了的痕迹？
额济纳（唯一沿用至今匈奴语命名地），古乌孙、大月氏、匈奴游牧过的地方。霍去病弱水河边斩杀匈奴八千不降将士，呼韩邪单于及其岳父乌禅幕也在这里，将不肯随之依附西汉的五千匈奴同族诛杀殆尽。
这里的天空幽深如井，叫人白日做梦，流云犹如丝绸，轻盈舞蹈；发源于祁连山，“水弱不能载舟，鸿毛不浮”（《山海经》）的弱水河，以柔软之躯在荒漠戈壁开辟出一条绵延不息的水道，使得大片的胡杨、历代的人和牲畜，在这里获得了永久的生存保障。
日复一日的风沙将过往的人和马缰、战刀与歌谣，埋进了浩瀚时光。无风时，戈壁比房间更为寂静，坐在那里，可以听到地下的秘密声音。头顶的飞鹰让地上的野兔、沙鸡和黄羊惊慌逃窜——史载，霍去病第二次进击河西走廊的时候，出贺兰山口，自现在的阿拉善高原直击额济纳、再渡流沙（巴丹吉林沙漠古称）及狼心山，鲸吞匈奴残部，使整个河西走廊“尽入中国版图。”公元前100年，苏武被放逐贝加尔湖时，经由此地，后来，去劝降的李陵亦如是。
苏武之坚韧忠节与李陵之孤绝悲哀，尤其是两人临别时互赠之诗句，至今读来令人心碎。——“良时不再至，离别在须臾。屏营衢路侧，执手野踟蹰。仰视浮云驰，奄忽交相逾。风波一失路，各在天一隅。长当从此别，且复去斯须。欲因晨风发，送子以贱躯。”（李陵）——“骨肉缘枝叶，结交亦相因。四海皆兄弟，谁为行路人。况我连枝树，与子同一身。昔为鸳与鸯，今为参与辰。昔在常相近，邈若胡与秦。惟念当离别，思情日已新。鹿鸣思野草，可以喻嘉宾。我有一樽酒，欲以赠远人。愿子留斟酌，慰我平生亲。”（苏武）
可以想象，胡天苍迈，大雪刺疼脸颊，寒风直击心肺，两个伫立空旷的人，遥望故国家园，背对前尘后世，其情景之沉郁，命运之惨烈，时隔两千一百余年，仍旧觉得那是一种前无古人后无来者，可堪经典的“人生境界。”自此后，苏武返回，成西汉“十二功臣”之一，而李陵，只能终老边塞，死后的坟墓，也少人祭奠……由此，李陵比细君、解忧和昭君等汉公主的命运更令人唏嘘不安，至今爱怜。
细君公主在乌孙不过一年，便吟诵着历史上第一首边塞诗：“吾家嫁我兮天一方，远托异国兮乌孙王，穹庐为室兮毡为墙，以肉为食兮酪为浆，居常土思兮心内伤，愿为黄鹄兮归故乡。”忧郁而死。昭君于公元前33年嫁与南匈奴呼韩邪单于，产一子，名伊屠智牙师。三年后，呼韩邪单于死，其子雕陶莫皋为复株累若鞮单于，再娶昭君，昭君向汉帝上书“请归”，遭到拒绝，又与雕陶莫皋生二女。公元前30年，昭君也吟哦着自己书写的诗歌：“秋木凄凄，其叶萎黄。有鸟处山，集于苞桑。养育毛羽，形容生光。既得开云，上游曲房。离宫绝旷，身体摧残。志念抑沉，不得颉颃。虽得委食，心有回徨。我独伊何，来往变常。翩翩之燕，远集西羌。高山峨峨，河水泱泱。父兮母兮，道且悠长。呜呼哀哉，忧心恻伤。”告别人世，年仅33岁。
或许，一个人的俗世旅程太过短暂了，他所能做和做到的，无不与其所处时代紧密关联。“正史”当中的每一句话都像是一根线条，到处都是无际的空白，但几乎每一句话后面，都可能蕴藏着一段精彩的历史、一群鲜活的人和一幅绵延不绝的生命景象。由此，发生在纪元前的汉匈之战，包括汉帝国与和亲、笼络和惨重打击，其实是历史延续间，民族与民族融合的必然过程。
对于匈奴历史，如果司马迁、班固等人不存私心，如实记叙——我想，应当是以上这些人构成了匈奴历史主线，他们的个人命运就是匈奴的命运，他们的个人传奇就是匈奴的传奇，而刘邦和汉武帝及其将军们的个人命运和事迹似乎是整个西汉王朝的某种缩影，从他们身上，也可以清晰看到封建传统及其意识形态下的人性本质，乃至勇气和梦想，灵魂和宿命。
2007年夏天，在敦煌夜市，看到一面木雕狼头——凌厉、决绝、追击、满蓄，充满孤傲精神和不妥协的战斗欲望——匈奴留给现代人的印象，也大致如此。每一个人注重和追求的是当世利益最大化——既然匈奴出自“夏后氏之苗裔”，我们就没有理由将之称为异族，他是世界的，也更是中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