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洪武建大明，恢复宋代的资本主义萌芽，到满清入主中原，进一步的民族融合带来的究竟是几百年的繁荣还是灾难，这显然是我们需要明晰的。
而我们民族的命运又岂是仅仅此几百年所能完全；放眼世界-定格中国，我们需要一条路，这条路需要披荆斩棘踩出来！
这是每一个站在中国土地上的炎黄子孙的责任！
让我们一起为民族的未来思考！
或许我们以大明为开始有些太晚，实际上如果按照近代萌芽，应当从南宋开始说起，不过南宋毕竟久远，蒙元虽是其倒退，但与现在似乎有些无关痛痒，虽然历史都是因果，但我们也不需再赘述，仅仅回忆下那个岁月的悲与伤。时间回到1279年，南宋祥兴二年---左丞相陆秀夫背负少帝赵暠投海自尽，十万军民跳海殉国。这是中华这个古老民族展现的血性，是资本主义胚胎的丧命；是文天祥零丁洋里叹零丁的无限哀痛！
这是一个时代的缩影，那时崖山代表着一个时代与机遇的终结。
回到大明，1351年以治河为导火索的民变发生，随即--压抑将近百年的********催生了红巾军起义的爆发。1355年，刘福通立韩林儿为帝，称小明王。翌年朱元璋克应天，采朱生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战略，至1367年平定南方，正月初四建元洪武，国号大明。同年，在驱逐胡虏，恢复中华的的口号下，徐达、常遇春北伐元廷，克大都；再经多次攻伐，天下大定。
想必没有人陌生欧美等国包括我们的近邻日本的内阁制度，似乎这是现代民主国家的一种政体，然而在中国明朝，内阁制度便已臻于成熟。
自秦始皇创立宰相辅政，历代各朝虽在职权上有所不同，但大体沿用；而“放牛娃皇帝”朱元璋对明初仿照蒙元设立的中书省制度极其不满，借胡惟庸案废除丞相一职且子孙不得复立。由此朱元璋自己便直接管理六部，但朱元璋很快感到力不从心，洪武十五年罢黜四辅官设立内阁，不过此时的内阁只是皇帝的顾问，成为统治核心则是后来的事了。看似是朱元璋为了巩固皇权的行为，然却为大明文官治国--军权、行政权、监察权三权分立的罕见政体打下了基础，并给他的子孙后代带来了麻烦。从历史上可以看到，明朝的强盛既是因为这样的政体，而明朝后期废除监察制度致使国体失去平衡，大明衰败加速。
洪武、永乐之后，文官集团逐渐崛起并走向成熟，蒙元以来被破坏的精英阶层由此恢复，皇帝已然需要顾及内阁的压力，到了弘治帝的时候，皇帝虽是权力的来源和象征，但是已经无法自主的按照自己的意思去做了。如武宗时期想要南巡竟遭朝内全体大臣反对，嘉靖的大礼仪事件和万历时期的国本之争都表现出内阁已然成为国家的统治中心，皇帝虽然仍是最高统治者，但是皇权却在衰败。
而除了在行政权上皇权逐渐衰败，以都察院御史和六科给事组成的言官队伍对皇帝也是形成一大束缚。这些人虽然位卑但言却不轻，上谏皇帝下威百官，从中央到地方，国家大事社会生活均成言官监察领域。而翰林院和六部大臣亦是诤谏弹劾的主力；1577年内阁首辅张居正父亲去世后在皇帝挽留下未回乡丁忧，朝中大臣不惧会被皇帝处罚的风险，依然上奏弹劾。
明中期的皇帝们都与大臣们争夺过权力，虽然皇帝是权力的来源，拥有生杀大权，但是明朝百官偏偏不惧死，皇帝虽然撤换官员，但新任官员依然维护整个体制的权利，最终皇帝只得妥协，退居幕后。那时大明的廷议似乎已经不再需要皇帝了。实际上我们可以把大臣与皇帝的对抗看做是“民权”与皇权之争；文官们的胜利实际上就是中国资本主义萌芽在政治上的显现，而内阁里的朋党倾轧我们完全可以将其视为政党政治的雏形。
大明经过二百年的不断发展，在末期俨然便是君主立宪的早期形态。
再来说说内阁的运作，内阁大臣的建议是写在纸上，并贴在奏章上面，称作“票拟”。而皇帝用红字做批示，被称为“披红”。按照明制，皇帝仅仅批写几本，大多由司礼监批注。以往太监是不允许读书识字的，而宣宗时期却成立太监学堂，实际上明宗的目的当是以太监牵制内阁，仍是皇帝与内阁的争权；不过久而久之宦官成为了内阁与皇帝的纽带，为宦官当政打开了大门；不过这种宦官当政是依附于皇帝的支持。
虽然内阁已然成为统治中心，但是却没有法定地位，导致流弊不断；列如宦官制度使得内阁首辅必须与司礼监合作才能顺利通过政令，例如张居正与冯保；虽然这有利于制约内阁，但是司礼监却是依附皇权，在制衡内阁的同时无形中使得内阁仍然迫于皇权压力。
或许再给大明一百年，内阁制逐渐成熟，在欧洲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的时候，中国将会通过内阁平和的权力斗争实现君主立宪，然而历史没有如果，虽然崇祯帝时期励精图治，但是在一个政治大变革与权力斗争复杂的时期，军事往往要趋于失败，高度君主专制的满清崛起，李自成等****的出现使得中国最好的机遇坠入深渊，文治天下-政治转变的大明在军事上全面失败之后，只能退出历史舞台。而存在种种弊端的未成形君主立宪也走向破灭，资本主义的再次萌芽也被铲除。
如同当年的南宋与崖山一样，上天再一次给了中国引领世界的机遇，唯一不同的是这一次是毁于内战。如李自成等人永远不会明白，虽然他们是义军，但是与国家无任何益处。最终李自成也不过是历史的匆匆过客，满清最后入主中原。大明二百七十六年终于恢复蒙元时期对南宋的倒退，却在风雨飘摇中毁灭。自此留下崖山之后无中国--明亡之后无华夏的绝唱。
而这一次，中国的民族主义全面迸发，精英阶层殊死抵抗，在最终失败的时刻，他们将民族主义的火种留了下来，留在了市井而非文人！我们后边将会提到这个火种，这个火种推动的是中国近百年的屈辱史。
大明已经远去，我们不需要把过多的时间浪费在上边，笔者想要表达的是：“我们的祖先曾经两次错失历史机遇，那不是他们自己造成的，只能归于是上天的惩罚，而今天站在历史的十字路口，没有任何势力能够阻碍我们的时候，中国人应当何去何从，当引领世界还是跟着别人的屁股走，我们需要深深的思索，否则几百年后中华民族的子孙会说他们的祖先也就是我们又一次错过了机遇”。
在本书的正式开始之前，我们还需要把满清建立的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君主制国家大清进行些描述与剖析，当然这里指的大清是1800年以前的大清。
时间再次回到1644年，李自成的大顺军攻陷北京，明廷大臣自杀潮之后，崇祯皇帝在景山自缢，自此大明国祚终止。李自成似乎取得了江山，不过农民军的烧杀抢掠使其立即走到了人民的对立面，而驻守山海关的明将吴三桂降清更是给没有稳固的大顺以致命一击。多尔衮指挥的八旗兵在吴三桂的引导下击败大顺农民军，进占北京。同年，顺治皇帝迁都北京，祭告天地祖宗，向天下表明，他已是中国之主。
接着，清军南下剿杀农民军，北方的地主、官僚纷纷迎降，勾结清军，镇压农民军。与此同时，在南方，一些明朝遗臣拥立皇族建立几个政权，史称南明。此外还有李自成的大顺、张献忠的大西政权。清朝于1645年灭大顺、南明弘光；1646年灭大西、南明隆武和绍武；1662年灭南明永历；1664年消灭大顺残余势力。历经20多年的战争，满清基本征服中国。
然而在军事上击败汉族之后，满族统治者遇到一个严重的问题，便是民族认同，为实现其正统地位，开始强迫汉人剃发易服，甚至不惜以大屠杀的方式推行这一政策。最终汉民族几千年的服饰传统毁灭殆尽，直至今日，满族对汉民族的奴役影响依然没有消除，满清初期允许汉人死后以汉服下葬，然而今天，丧事中死者的寿衣竟然变成满服，我们无意挑起民族不和，然而在维护少数民族权益的同时，是否应该想想对汉族的不公难道就能造就民族和谐吗？例如不甚合理的计划生育政策，仅仅对汉人实施，这就是一种对汉民族的毁灭，也是对中国统一的毁坏。这个问题我们以后还会说到，先回到我们对大清的问题上。
大清统一全国后，康熙帝采取了一些恢复社会生气的政策，鼓励垦荒，到康熙末年荒地基本开垦完成。并取消圈地制度，在一定程度上限制八旗贵族。康熙中期，手工业逐步恢复，经济开始不断发展。在对待汉人问题上也逐渐温和，没有再次出现像“扬州十日”“嘉定三屠”那样的惨剧。
到乾隆年间，全国人口达到三亿，粮食需求大增，清廷鼓励开垦土地的政策为农业发展奠定基础，经济作物种植规模不断扩大，商品经济开始活跃起来。而手工业方面，到乾隆时期江南织业及瓷器达到历史高峰。一个农业大国俨然诞生，然而伴随着农业复兴，危机已经悄悄逼近。
一直到十九世纪，中国的GDP产值似乎一直保持世界第一，不过这确是毫无意义的，庞大的农业经济确实比较可观，然而当时1500万人口的英国财政收入是7000万英镑约合2。7亿两白银，而大清的的岁入却只有4000万两，所以大清帝国貌似庞大繁荣，实际上没有任何质量，试想，一个没有重工业的国家GDP哪怕再高，面对一个工业强国在世界上谈何地位。故而质量比数量要重要的多，今日我们的领导人似乎也认识到了这一点，开始加大经济转型力度，从追求GDP高速增长向追求有质量的GDP转变，这个问题我们日后还要探讨。
清朝不仅仅经济貌似繁荣，其文化似乎也像是集古今大成。清廷所推行的汉化政策比哪一个朝代都要浓厚，然而清室推行双重政策，一方面进行汉化，一方面保留自己的传统。实际上清廷的这些种种文化政策都是为了维护自己的统治，其自知没有统治中国的正统地位，便需要推行汉族文化，然而这种文化不是发展文明，而是将千年以来的文明掺杂进蛮夷思想，施行愚民治国，这在满清文字狱中便可看出。不过在清朝，以民为主的思想确也开始萌芽，以黄宗羲、顾炎武等人为代表的一批人物抨击专制政体，提倡天下为主与民权，并著有《明夷待访录》，这部著作在清末的革命党人中也备受青睐。黄宗毅也确实可当“中国近代民主主义的先驱”。这确实是清朝亮起的一点，不过笔者认为这种文化不是来自于满清，而是来自于明朝的资本主义萌芽。何以如此言道，明虽亡，但是将近三百年的社会进步并没有消失，虽然在清廷的蛮夷治国下怠于毁灭，但是其思想进步却仍然在知识阶层中保留。
清代的政权虽是末代王朝，其皇权的发达却是登峰造极，这或许是清室无正统地位的心理造成的，总想着把权力放在手中，生怕汉人夺权，故而清廷虽是满汉官僚联合执政，但是大臣们对皇帝的最终决策没有太大影响力。
清朝前期，六部尚书均为满人担任，顺治元年规定尚书与侍郎满汉各一人，这是满清为适应中原统治的一个明智选择，更是汉民族人数众多而造就的强大同化能力的历史展现；如果清廷不用汉人，那么其江山恐怕无法维系二百余年，像统一台湾的施琅，以及晚清的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等人均为汉人。顺治七年，通过八旗改革，由皇帝直接掌握正黄、镶黄、正白三旗，削弱了满洲议政王大臣会议的权力。顺治十五年，将内三元更名为内阁，仿照明制，不过这时的内阁只能办理一般性事务，与明代的内阁地位是无法相提并论的。康熙十六年，为削弱议政王大臣会议，康熙设立南书房，直接由皇帝严密控制，虽是奉旨出诏，这成为康熙实施高度集权的重要拐点。雍正十年，正式宣布在雍正七年与蒙古部落准格尔激战时由户部设立的军需房的存在，并改称军机处，自此便成为辅佐皇帝工作的主要辅政部门。不过其与明初的内阁一般，并没有那种与皇权抗衡的力量，仅仅作为皇帝的辅助存在了一百八十年。
由于清朝是征服性的统治，所以清朝不仅仅在文化方面是为满足自身统治，其政体上也是为了巩固自身，对于思想的发展与政治的进步亦是打压，而明朝为光复汉族性质，故而其统治时期的汉家大儒们追求思想与政治进步的心态便不惧任何，所以当时大明内阁可以与皇帝据理力争，而在清代，汉族大臣们自己面对清室权贵则需自称奴才，试问还有什么胆量和皇帝争权，这也是征服统治的一大特点；而清室的君主专制更达到前所未有的形态，皇帝的权威是明朝皇帝无法可及的，何谈文官治国与政党政治的发展。
清朝的皇权集中相对明朝是一种时代的倒退，不过这不是满族的错，满清作为崛起的“蛮夷”，其统治者的认知有其历史局限性，相比成熟的汉家大儒，满清贵族没有什么比较高瞻远瞩引领国家发展的能人，而在清廷为官的汉家大儒们却没有在明廷那样的地位，所以整个清朝前期与中期，没有任何的实质性前进，但是却有大踏步的后退，这便是在明代终于逐渐削弱的皇权在清代恢复起来，并达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到了乾隆晚期，征服性统治的危机也不断出现，嘉庆初年，湘黔苗民起义、川楚陕白莲教起义使得整个王朝进入衰败，表面看似的繁荣逐渐失去光环。中央集权的发展恰恰是历史发展的倒退，严重制约了官吏主动性，在王朝逐渐衰败的时候，官员腐败更是极端，尤其在清末时期的腐败直接毁掉中国的多次机遇。
由此我们更可以看出，大清的衰落并非因为中国的传统，而是因为满清割断了传统文明的一贯路线，使其走向畸形而导致的民族灾难。例如满清的闭关锁国，无需多言，世人便知贻害千年。也确实让我们明晰思想上的高瞻远瞩远比短视的治国方略更有意义，今日许多人都在讲共产党执政如何如何，其实有这些闲暇倒不如与共产党一起为民族未来思考，毕竟共产党不是纳碎党，他们的党员也都是人。在今天没有任何组织能够替代共产党，只有中国共产党积极推动，才能让中国不再像历史上那样错失无数机遇。那些鼓吹暴力革命之徒更是目光短浅，只想在中国历史上留下自己的名字，他们根本没有考虑民族的宏观发展。
这些离我们比较久远的民族路程我们就说到这里，对于那些久远的事情我们只需找出今天的镜子，而不需过于徘徊，历史无论对与错，我们必须接受。眼下，当放眼全球-定格中国，全面阐述近代中国，找出教训，在二十一世纪让中华这个古老民族再一次引领世界，让我们民族的文化逐渐复兴，让别人对我们中国古老文明青睐有加，而不是我们这些国人一味模仿他们的传统，只有如此交互融合，才能使中国在全人类未来的大同世界中成为灯塔，而不是仍然跟在西方后面遵从他们的国际秩序。并赢得全人类的真正尊重。这也便是物格而后知至，知至而后意诚，意诚而后心正，心正而后身修，身修而后家齐，家齐而后国治，国治而后天下平。
中国上有贤圣之君，下有孔孟圣人，而儒家思想在历朝历代也均被尊为治国安民之道。孟子曾曰:“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这不仅仅是孟子之想法，更是儒家民本思想的极致体现。我国古代任何一代的治国基础都是奉天，何为天，便是民心。
想要统一力量就必须明了中国应当走的路线，这就必然要考究华夏文明中的礼法政治，从这其中探寻中国共和建设的路径，或许是一种比较好的选择。而大多国人错误的将满清统治归罪与中国传统文化得误区，更始我们须将其界限划出，使国人清醒的认识到满清衰落的真正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