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是祖先形象说。原始人无法理解自己是从何而来，半坡人临水而居，看到鱼儿生活在水中，便认为自己的祖先最初就是鱼的形象。
四是权力象征说。有专家认为人面鱼纹是在一定范围内具有权威性的有所特指的图像。很大程度上是权力的象征，氏族部落里谁持有这个图像谁就具备了支配他人的绝对权力。
此外，在先秦典籍《诗经》、《周易》中鱼有隐喻“男女相合”之义，以此推之，这人面鱼纹也应有祈求生殖繁衍族丁兴旺的涵义。无论半坡人用它表达什么思想意识，他们能够把如此丰富的社会内容凝聚于绘画艺术之中的这种创作动机，都是令人惊叹的。这也正是原始艺术的伟大之处。在创作之初，也许它只具有某种特定的含义，然而它的形式里面包含了人类的一种最珍贵特性——实践中的自由创造。这便使它毫无例外打上了美的烙印。
至于人面鱼纹盆沿的刻画符号是否属于文字。尽管学术界仍在争论，但从考古资料发现，在关中地区十多处史前遗址出土了与半坡相同的刻画符号，而且都刻画在陶钵口沿的黑色宽带上，这种现象是否告诉我们，半坡类型的刻画符号即使不是文字，最少也是一种在特定范围内通用的具有一定含义的符号？一览无余的图画和文章倒是通俗明了，但半坡彩陶的神秘却令人不能忘怀，人面鱼纹彩陶盆的纹饰则更令人费解。且这种人面鱼纹在其他文化的彩陶中均未出现。
陶石乐器的发现
骨笛陶埙，奏响先民天籁之声；钟鼓磬瑟，回旋三代庙堂雅乐；箫管琴笙，飞扬两周陌野风情。我国古典史籍中很早就记述了原始乐器的创制，《路史》称，“庖牺灼土为埙”；伏羲、神农“削桐为琴，绳丝为弦”。《吕氏春秋》中记：“黄帝命伶伦伐昆仑之竹为管”及“伶伦造磬”。《世本》称，“夷作鼓”。笙则传说是由帝喾命锤制作。虽然以上乐器究竟出自谁手上无法考证，但所记载的乐器在当时确是实实在在地存在着。与现代乐器不同，在新石器时代奏响华夏天籁第一音的是陶石乐器。主要有骨笛、陶埙、陶铃、铜铃、陶鼓、鼍（tuó）鼓、特磬和陶号角等。其他吹奏类乐器见于传说记载的有龠（yuè）、管、箫、笙等，其中管可能指的就是浙江河姆渡出土的骨哨。箫也是由骨哨发展而来，则用于虞舜时期的乐舞《韶》的伴奏，故又名《箫韶》，此乐舞大约于汉末消亡。鬼魂、籥是传说中伊耆氏时的乐器，《礼记·明堂位》记载：“土鼓、蒉桴、苇龠，伊耆氏之乐也。”夏禹时的乐舞叫《大夏》，以籥伴奏，故又名《夏籥》。
近年来的考古发掘印证了远古传说和古籍的相关记载，出土了笛、鼓、磬、角等远古的陶石骨质乐器。弦乐器见于典籍的有“瑟”，但未见实物出土，远古时期的乐器以狩猎和歌舞伴奏为主。吹奏类乐器是最早出现的乐器，笛子是我国古老的民间音乐之一。古时称“横吹”，后又称“横笛”，现在也有人这样叫它。笛子一般分为两种，一种是常为北方梆子戏曲伴奏的梆笛，它的声音高亢、清脆；另一种是多用来伴奏昆曲的曲笛。它较梆笛粗且长，声音较柔和、圆润。在我国，笛子可以追溯到约八千年前。新石器时代舞阳贾湖遗址出土了贾湖骨笛，距今约八干七百年，是国内发现的时代最早的吹管乐器。贾湖骨笛，用鹤类肢骨制成，多钻有七个按音孔，竖吹。经测定，具备七声音阶结构，音色明亮、古朴，原始风格浓厚。其两个八度音域内的半音阶齐全，能够吹奏出各种旋律。从浙江省余姚河姆渡出土的一批公元前约五千年的古文物中，也发现了四五十只骨制的笛子。大小差不多都如手指般粗细和长短，横开两或三个音孔，其中有一支长约十公分的骨笛，开有一个横吹吹孔及六个音孔，可见当时古笛已发展到具有多音的阶段。贾湖骨笛、河姆渡骨笛无论对于中国还是世界音乐乐器史，都具有特殊意义。从远古时期的骨笛到战国时期的笛子，发展到现在的加孔、加键笛，笛子走过了几千年的历史。它的声音清脆、嘹亮，音量较大，技巧丰富，表现力强，且携带方便，深受我国人民的喜爱。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中，还出土有一百六十多件骨哨，也多是截取禽类动物的翅骨或腿骨制成，两头通气，一侧挖有圆孔，吹奏时靠牵动插在骨腔中的骨棒或手指的一按一放发出不同的声音。
鼓，打击乐器类。中国鼓，起源久远。中国与古埃及、古印度等地，同为世界上鼓的最早发源地。中国除本土源流的鼓外，历代还吸收了许多外来的鼓。至今，中国传统的鼓在中原地区仍占主流。边疆少数民族的鼓既受本土源流的影响也受外来鼓的影响，特别是与阿拉伯系和印度系的鼓有渊源关系，中国的鼓在历史上对周边邻国曾产生过较大影响，尤其是对朝鲜和日本。
据《诗经》、《周礼》、《礼记》等大量史书记载，中原地区鼓的形制在秦汉以前就达二十多种，从文字记载和发掘的实物来看，最早用陶土做筒，即史载的“以瓦为框”。殷商时期已有木筒鼓。鼓膜在原始时期已用兽皮。当时的鼓一般都是双面蒙皮，但也不排除单面蒙皮的鼓。用皮筋捆绑或将竹或木钉成排钉在鼓筒口沿。鼓筒形状各异，几乎多是粗腰筒形。先是在鼓筒侧面安脚使鼓卧置，后来将鼓悬起于架上。《礼记·明堂位》的“夏后氏之鼓足、殷楹鼓、周悬鼓”是个例证。从已经发现的材料来看，赵宝沟文化中发现有悬鼓，距今七千年。
陶鼓曾是原始社会晚期一种广泛存在和使用的陶乐器。它一般为筒形或接进筒形，或者是长径喇叭形，也有的腹部鼓起，上下均开日，有钮，作鼓面的一端，口沿一周有连续若干乳钉或钩状突起，“弦沟利缚”这是蒙鼓面时勒缚绳索用的，有的还留下了绳索摩擦的印痕。
陶鼓有泥质陶，夹砂陶，早期多半较小，晚期较大，陶鼓表面带有纹饰，极少是彩绘和彩陶。
古代的鼓曾是练兵和打仗时发令指挥的工具，通过战鼓声声调动千军万马。原始社会的陶鼓，也应该是特殊的乐器，有过特殊的地位，也可能是当时某种权力的象征。
在古代占卜过程中，陶鼓是作为一种通天达地的神器来使用的。使用陶鼓可能是为了使通天达地意愿的顺利实现；可能是为了在神秘的占卜过程中，增加肃穆萧杀的气氛；或者是为了给巫师的舞蹈和咒语伴奏。神鼓声声，响彻耳边，以达到祭鬼神、礼天地的感觉效应。
陶鼓在屈家岭文化和仰韶文化中都有所见。1978年山西襄汾陶寺出土了陶鼓和鼍鼓、石磬，印证了它们之间的组合关系，陶鼓具有打击乐器的功能和作用。此时期的鼓面多有皮革固定，陶鼓是氏族在举行超度亡灵、祭祀礼仪时常用的主要乐器，处于指挥和灵魂地位，它与其他乐器的组合关系，体现了新石器时代已有的节奏乐器占主导地位的传统，进而造就了广大中原地区这一特色文化体系。
甘肃永登乐山坪，青海民和阳山等地的原始墓葬出土大批“陶鼓”，青海民和阳山出土的彩陶鼓，距今约四千五百年。
埙是最古老的吹奏鸣响乐器，是古代最早流行的陶制乐器，也是延续至今、历史最长的古乐器之一。直到清朝宫廷乐队，仍然在使用一种漆器制作的埙。北京故宫就有清代的漆埙展览，形制和远古的陶埙几乎一样，是最早的乐器之一，陶埙距今已有七千多年的历史，用精选细腻的红黏土，手工拉坯成型，再用黑埙“熏烟渗碳法”烧制而成。最后由专业乐师根据埙的腔腑、气流以及共振原理，逐个钻孔定音。半坡、河姆渡等古文化遗址里出土过陶埙。早期埙为一孔。《世本》有“辛公造埙”之论，《拾遗记卷》载“庖牺灼土为埙”，可见陶埙的鼻祖之众多。这些出土的“陶埙”证明了五六千年前我国音乐舞蹈所达到的水平。其后在安阳殷虚出土了数量可观的陶埙，泥质灰陶，保存完好。直上平底，素面磨光，形似鸡卵。腰下部一面的三个音孔呈倒品字形排列，左上一孔较小，余两孔稍大，另一面有两个一字形排列的音孔，基本代表了埙的主流形制。埙属于色彩性乐器，其声呜呜然，如怨、如慕、如泣、如诉。
磬是古代石制的一种打击乐器。甲骨文中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磬起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其形在后来有多种变化，质地也从原始的石制进一步有了玉制、铜制的磬。磬，为“八音”中的“石”音。最早用于先民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历代帝王、上层统治者的殿堂宴享、宗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唐宋以后新乐兴起，磬仅用于祭祀仪式的雅乐乐队。单个的大石磬，称特磬；多枚音高不同的磬，称编磬。编磬以天然石片次第的规格来确定音高。按制编磬与钟密切配合演奏，其音响效应“近之则钟声亮，远之则磬声彰”。石磬的祖源是石制类生产工具，其“直系祖先”应为仰韶文化晚期出现的长方形单孔石刀。特磬在当时的氏族部落中已经普遍存在，主要用于氏族和部落内部举行的“丰年祭祀”等重大宗教庆祝活动。石磬的灵感产生于“生产劳动工具”，其最初的形制当与石制类生产工具相像。先人们在歌舞时敲打磐石，发出悦耳的声音，这样磬石就成了最早的乐器之一，后来磬成了重要礼器，周时更出现了磬人（负责治磬的官员）、磬工（负责制磬的官员）、磬师（古乐官名）等专门分工。玉磬，天子乐器。诸侯当击石磬，不可僭越。所谓“金奏”，就是钟、鼓、磬的合奏。“金奏”规格很高，只有天子、诸侯可用。大夫和士只能单独用鼓。钟和磬以其宏大的音量和特有的音色交织成肃穆庄谐的音响，加上鼓的配合，确实能造成天子、诸侯“至尊至高”、“威严”无比的功效。当时的“六代乐舞”，又叫“六乐”或“六舞”，都是歌颂帝王的最有代表性的作品。黄帝时期的《云门大卷》、唐尧时期的《大咸》、虞舜时期的《韶》、夏禹时期的《大夏》、商汤时期的《大蠖》、周武王时期的《大武》，都是“金奏”。
20世纪70年代在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出土了一件大石磬，长60厘米，上部有一穿孔，击之声音悦耳。经测定，此磬距今约四千年，属于夏代的遗存，这是迄今发现最早的磐的实物。1978年出土于河南浙川下寺楚墓的王孙诰磬，春秋时代的石制打击乐器，成编出土，共十三枚。原料为青灰色岩，石质较软，形制相同，按大小次第的规格相悬。经测音，有七枚呈哑质，其他几枚音质较为清晰。经重新设计音高，复制件加倍，在原来的基础上扩充了二十六枚，增加了半音，其音域集中C2至B3之间，可以旋宫转调，演奏出来的古曲音色清亮、婉丽。同时出土的有钟，楚人重视钟磬的传统得以体现。王孙诰编钟齐鸣时，金声玉振，相互辉映，足以再现上古庙堂音乐旋律的悠扬婉转。1950年春，在河南安阳市武官村大墓出土一件虎纹大石磬，用一块白而青的大石琢成，长84厘米，高42厘米，厚2．5厘米。正面以刚劲而柔和的阳纹线条，雕刻出一只虎形纹饰，瞠目踞伏，作张口欲吞状，形象刚猛壮美。其音色悠扬清越，近于铜声，发略高于升C1音。20世纪70年代以来，我国先后在湖北的江陵和随县出土了大型编磬。湖北江陵纪南故城，是春秋战国时期楚国的国都。1970年在这里出土了一套25枚编磬。磬体用青色石灰石制成。上部作倨句（gāu）形，下作微弧形，表面都有较清晰的彩绘花纹和略显凹凸的花纹。其中四枚绘有凤鸟图，色彩高雅，线条流畅。
陶号，形状都近似牛角，尖管状，有一定的弯弧，可能是沿袭牛角而制成的。
从山东大汶口文化和陕西仰韶文化出土的两件牛角形陶号标本来看，号角是十分重要的鸣响乐器。
褐陶号角，山东莒县大米村出土，距今五千年左右。1979年于莒县陵阳河遗址出土。夹砂褐陶，形似牛角，制作精细，吹之作响。此号角属考古首次发现，对研究我国原始社会解体和奴隶社会的萌平将是弥足珍贵的物证。1976年陕西省华县井家堡出土了井家堡仰韶文化陶号。陶号角泥质灰陶，器表有刮抹加工痕迹，为两段分制接合而成。呈牛角形，圆筒弯曲状，吹口置一小泥圈，喇叭口壁一侧有两个并列小圆孔，孔径0．5厘米。口沿附近还饰有两圈刻划弦纹，较草率不整齐。制作略显粗糙不甚精致，原始型，从时间上要比陵阳河陶号早近千年。
从陶号制作分析，首先取陶泥加工成片状，包裹在角状形器物上，在粘牢凸起部位加工出齿状纹饰。这是目前已知的有确切出土地点的第三件陶号，与其同出的还有一件“之字纹”形红山文化时期陶鼓。
古乐器不但有独特的外观，而且具有音乐声响，充满神秘和遥远的追忆。史前文化时期，刀耕火种的人们在劳动之余，奏起古老的乐器，随着那美妙之音，雀然起舞，或庆祝狩猎的胜利、秋天的收获、新生命的降临，或祭奠老年人的悄然逝去。所施行的礼天祭地神秘乐舞，激发了人们对生活的追求和向往。
兽面纹玉琮
玉琮是中国古代最早出现的玉器之一，在中国，玉器有着悠久的历史和独特的涵义。玉包含着古人无穷无尽的理想追求和精神向往。
玉器最早发现于新石器早期，也就是母系氏族公社时期，玉器的数量稀少，形制简单，多仿工具原型和小件装饰，打磨程度也较浅显，基本无装饰样，代表性品种是琰、珠、坠等。
到了新石器晚期的龙山文化、良渚文化阶段，也就是父系氏族公社时期，创造了反映后期理念特征的五大代表性品种：璧、琮、斧、钺、刀，更出现了玉人像、玉神像等。由此，玉器的使用跃入到以神权、父权为核心的礼仪性用途。这一实质性变化，铺垫了后来在文明社会中，在世界范围内独一无二的中国玉文化的最初基石。
不过，玉器中最多见的，也是最能体现这个时代新的文化因素和精神的，还是那些从一般饰玉璜品演化而来的礼器，其中尤以良渚文化时期的玉琮和玉璧为代表。
玉琮是中国古玉中最神秘的器型，形制比较特殊，多为内圆外方的直柱状，仿佛方柱套圆筒，圆筒上下露出顶部，方柱分出单层多层不等的骨节，高低有错，整个造型端庄而又有变化。这种显然已超出写实范围的形器究竟由什么演化而来，已经很难说清，有的说象征地母的女阴，有的说是宗庙里盛“且（男性生殖器模型）”的石函，有的甚至说是家屋里的“中霤（liù即烟囱）”，还有的说其实就是手镯的变体。
琮起源于新石器时代，到汉代时就基本不见了。玉琮大小有很大差别，有的玉琮只有一节，最多的有十九节，按其造型可分为宽短琮、高长琮、细小琮、素面琮，早期玉琮多阴线刻。晚期玉琮多有浮雕纹饰。玉琮每一节柱四角以转角边沿为中心线，雕制对称的变形兽面纹。玉琮中心径的挖料技艺高超，玉琮孔径随琮大小变化，孔径口沿棱角规正，孔璧光洁，上下对接的误差很小。
玉琮的出现最早与崇拜信仰有关，是社会需要和精神信仰的产物。玉琮上神人兽面纹表现出原始图腾崇拜、父权崇拜思想，同时玉琮也是具有权力和地位的象征。只有宗后、诸侯夫人、氏族首领和有地位的人才能拥有玉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