玉器
新石器时代，人们在选石制器的过程中逐步认识了近似玉质的彩石，将其制成生产工具、装饰品和祭祀用品，这种彩石可谓玉器的雏形。河姆渡文化拉开了中国玉文化的序幕，到了新石器时代中晚期，琢玉已从制石行业分离出来，成为独立的手工业部门。中国是世界上主要产玉国，据《山海经》记载，中国产玉的地点有两百余处，这为中国玉器的发展提供了源源不尽的原料。新疆和田是中国最著名的产玉地，和田玉蕴藏丰富、质地优良，是古代玉器原料的重要来源。此外，甘肃的酒泉玉、陕西的蓝田玉、河南的独山玉和密县玉、辽宁的岫岩玉等也是中国玉器的常用原料。
在中国，玉常常被赋予道德观念的意义，其物理特性被比喻为君子之德，由此，在政治、经济、文化、思想、伦理、宗教等领域，玉发挥着其它工艺品不可比拟的作用。孔子（前55玉兽面纹琮1—前479）在《礼记·聘义》中比附的玉德有仁、义、礼、知、信、乐、忠、天、地、德、道十一项之多。东汉许慎（约58—约147）在《说文解字》中第一次提出玉的定义，认为玉是“石之美”者，并将先秦对玉自然属性的观察和演绎加以概括和充实，提出玉有五德之说，即仁、义、智、勇、洁。正因为中国自古就有“君子于玉比德”的传统，所以“古之君子必佩玉”，“君子无故，玉不去身”（《礼记·玉藻》）。由于玉佩只有在不快不慢且富有节奏的步伐下，才会发出悦耳动听的声音，因此佩玉的君子在行走时必须温文尔雅，没有丝毫的邪念。佩玉成了君子有德、行动光明磊落的象征。
一般来说，玉器的制作要经过审材、设计、开料、镂空、砣琢、磨光等工艺过程。晚清收藏家唐荣祚作《玉说》，书中把当时制造玉器的工序、方法和工具等彩绘成十二图，系统地展现了玉器制造的全过程。从制作的角度看，巧夺天工的玉器不是雕刻出来的，而是利用硬度高于玉的金刚砂、石英、柘榴石等“解玉砂”，辅以水研磨而成。因此，制玉的工艺过程被称为治玉或是琢玉、碾玉。中国琢玉的技巧是高超的，而工具却是简陋的。原始的琢玉工具是一种旋转的圆盘状的工具——砣，利用砣的旋转，可带动蘸水的金刚砂琢玉。在铁器发明之前的新石器时代和青铜时代，大部分琢玉工具只是以木、竹器、骨器和砂岩配制而成。直到近代，中国人还一直沿用传统工具制作玉器，如线锯、钢和熟铁制成的圆盘、木制的车床等。
汉唐是玉器高度发达的时期。最能体现汉代玉器特色的是葬玉。葬玉是为了祈求尸体不朽而制造的，有玉衣、九窍塞等。其中玉衣因死者身份、官衔高低有别，有金、银、铜缕之分；九窍塞是用于填塞或遮盖死者的耳、目、口、鼻、肛门和生殖器九个窍孔，以保存人体内的“精气”，期待尸骨不腐。陈设玉方面，汉代有玉奔马、玉熊、玉鹰、玉辟邪等，其造型趋于写实，工艺水平也比较高，具有浑厚豪放的艺术风格。唐代玉器受到绘画、雕塑及西域艺术的影响，以八瓣花纹玉杯、兽首形玛瑙杯为代表，形成了雍容华贵且富有西域色彩的盛唐风格。
由于城市经济的繁荣和金石学的兴起，宋、辽、金时期，玉器得到空前发展。接近现实生活的装饰玉占据重要地位，玉器作为礼器的功能开始减弱，而作为日常欣赏的功能却得到了加强。宋代首创的“巧色”工艺，可根据玉材的天然色泽、纹理与形状，雕琢出各种器物，非常精美。
元明清三代是玉器发展的鼎盛时期，渎山大玉海和大禹治水玉山是此时的代表作。渎山大玉海随形施艺，海上瑞兽畅游于惊涛骇浪之中，颇具元人豪迈雄健的气魄。清代的大禹治水玉山则体现了文人字画对玉器作品的影响正面以宋人画的《大禹治水图》为稿本，采用平远、高远、深远的“三远法”构图，仿宋人笔意；背面是长篇题跋与多种印章。整个作品将诗书画印完美地结合在一起。
剪纸
剪纸是中国传统民间工艺之一，具有悠久的历史与浓郁的民俗特色。它以剪刀、刻刀等为工具，以纸为材料，通过剪、刻、撕等艺术加工手法，将纸张剪刻成人物、花草鸟兽、山水风景等形象，极富装饰情趣。剪纸往往通过谐音、象征、寓意等手法，对自然形态进行提炼、概括，例如用娃娃、葫芦、莲花等图案来象征多子多福。作为民间艺术的一种，剪纸具有很强的地域特点，如陕西粗朴豪放、河北秀美艳丽、四川华丽工整、江苏秀丽玲珑等。剪纸多用于装饰墙壁、门窗、房柱、镜子、灯和灯笼等，也可为礼品作点缀之用，甚至剪纸本身也可作为礼物赠送他人。
剪纸主要有刻刀剪和刀剪两种制作方法。顾名思义，剪刀剪是以剪刀为工具，剪完后把几张剪纸粘贴起来，再用锋利的剪刀对图案进行加工；而刀刻则是把纸张折成数叠，放在由灰和动物脂肪组成的松软混和体上，用小刀慢慢刻划。和剪刀剪相比，刀刻的优势在于可以一次加工多个剪纸图案。
在技法方面，剪纸主要分为阳刻法、阴刻法和阴阳混刻法：阳刻法是中国画线描造型的发展，有些阳刻剪纸作品细如毫发，精妙非凡；阴刻法则是利用剪影效果，在黑色或深色物像上利用亮点或白线丰富表现力，使得形象比阳刻更显朴厚凝重；阴刻与阳刻的交替结合则进一步丰富了剪纸语言。在色彩技术运用方面，可分为套色剪刻、染色剪刻和金色彩纸剪刻等：套色剪刻是在同一画面中采用两种以上的多色纸进行剪刻；染色剪刻是利用纸的渗水特性，在刻制好的作品上滴染色液，使各色互渗而不乱，视感丰富明艳；金色彩纸剪刻是先用金纸剪成纹样，再衬以各色彩纸，如花衬红、叶衬绿，给人以金碧辉煌之感，多用于财神龛及节日装饰。
中国剪纸艺术是铁器工具和造纸术发明之后的产物，形成于汉魏时代。早在纸产生之前，雕镂工艺就已得到很好的发展，已出土的战国至晋代的金银饰片已非常接近剪纸了。西汉时，人们开始用麻纤维造纸。传说汉武帝（前156—前87）的宠妃李氏去世后，汉武帝思念不已，于是请术士用麻纸剪了李妃的影像为其招魂，这大概是最早的剪纸。在新疆高昌故城出土的南北朝时期的两张团花剪纸，是迄今为止发现最早的中国剪纸作品，该剪纸材料为麻料纸，呈折叠状，供祭祀所用，其艺术表现已相当成熟。
宋代造纸业成熟，纸品名目繁多，为剪纸的普及与品种的丰富提供了条件，如成为民间礼品的礼花，贴于窗上的窗花，还有灯彩、茶盏的装饰。宋代已将剪纸用于工艺装饰，如江西的吉州窑把剪纸作为陶瓷的花样，在施釉过程中贴上剪纸，入窑烧制。用这种工艺烧制的瓷器，图案题材丰富，造型生动活泼。宋代剪纸的运用范围还进一步扩大了民间采用剪纸的形式，用驴牛、马、羊等动物的皮雕刻成皮影戏的人物造型；蓝印花布工艺制作的镂花制版，是用油纸板雕镂成纹而得的；刮浆印花的花版纹样也采用了剪纸的技法，有阴刻、阳刻之分。这个时期已出现很多专门以剪纸为职业的手艺人，而且各有所长，有的善剪“诸家书字”，有的专剪“诸色花样”。宋代周密（1232—约1298）撰写的《志雅堂杂钞》中，记载了一位叫俞敬之的剪纸艺人，他是中国剪纸发展史上第一位留下姓名的艺人。
明、清时期剪纸艺术走向成熟，并进入鼎盛时期。民间剪纸艺术的运用范围更为广泛，举凡民间灯彩上的花饰、扇面上的纹饰，以及刺绣的花样等等，无一不是利用剪纸作为装饰再进行加工的。例如，明代的夹纱灯（即现在的“走马灯”）将剪纸夹在纱中，用烛光映出花纹，体现了剪纸在日常生活中的应用。民间更常见的是用剪纸来装饰家居，美化居家环境，如门栈、窗花、柜花、喜花，棚顶花等。
中国民间剪纸工艺的主要从事者为妇女。掌握女红是中国传统女性完美的一个重要标志，剪纸作为女红的必修技巧之一，也就成了女孩从小必须学习的手工艺。她们从前辈或姐妹那里学习剪纸，通过临剪、重剪、画剪等方法来描绘自己熟悉而热爱的事物，如鱼虫鸟兽、花草树木、亭桥风景等，以至最后达到随心所欲，能信手剪出新花样的境界。
年画
年画是中国春节年俗文化的形象载体，是一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在中国，每值岁末，很多地方都有张贴年画的习俗，以增添节日的喜庆气氛，并祈求上天赐予幸福，消除灾祸与不幸。作为古老的民间艺术，年画与年俗活动结合紧密，集中体现了广大人民的生活风貌、思想感情和审美趣味，深受百姓欢迎。
按照制作方式，年画可分为版画、刻纸、纸绘三种。版画是以木刻图案，再上色而成。木版年画的工艺流程主要有画稿、构线、木刻、制版、印刷、人工彩绘、装裱。刻纸是用刻刀在纸上刻镂图案，易于表现细腻生动的画面。纸绘亦即扑灰年画，先用柳木炭条起线稿，再用画纸在线稿上扑抹复印，一稿可扑数张，因而称“扑灰”。扑灰起稿之后，还有平面涂色、黑笔勾边、粉脸、涮手、赋彩、开眉眼、勾线、描金、涂明油等一整套工序。扑灰年画的风格起源于明成化年间（1465—1487），其风格稚拙古朴，具有较大的影响力，日本浮世绘即吸收了扑灰年画技法的精髓。
和春联一样，年画起源于门神。东汉蔡邕（132—192）在《独断》中记载，汉代民间已有人在门上贴专门监督百鬼的神荼和郁垒的神像。相传，唐太宗李世民（599—649）生病时，听见门外鬼魅呼号，彻夜不得安宁。大将秦叔宝、尉迟恭知道后，自告奋勇，全身披挂，一人持锏，一人执鞭，在宫中站岗。这一夜宫中果然平安无事。其后，唐太宗遂把这两位将军的威武形象画下来贴在宫门上，称为门神。从此，贴门神的习俗开始在民间广为流传，白面凤眼执锏的秦叔宝和黑面环睛持鞭的尉迟恭，通常作捻须状，不怒而威。
宋代雕版技术的出现，为木版年画提供了技术条件，促使年画不断发展，其内容和功能也不断丰富。在最初辟邪驱鬼的符录之外，渐渐增加了吉祥如意、多子多寿等题材，表达在新一年中的美好意愿，还具有美化环境的功能。同时，年画中也出现了表达农民现实生活以及各种民间传说、故事的内容，起到了丰富文化生活，传播知识的作用。中国现存最早的年画是南宋的《隋朝窈窕呈倾国之芳容图》，画的是王昭君、班姬、绿珠、赵飞燕四大美人。
明清两代，画家们都热衷于年画创作，年画发展进入成熟期。题材进一步丰富，有喜庆类、驱邪类、习俗风景类、门画类、故事戏文类、仕女游春类、花鸟虫鱼类等。中国传统年画多为木版水彩印，线条单纯，大红大绿，色彩画面十分热闹，明末清初，年画已经成为一种绘画体裁了。清代乾嘉盛世以后，年画逐渐形成地方流派与集销产地。天津杨柳青、山东潍坊杨家埠、江苏苏州桃花坞是中国著名的三大木版年画产地。
杨柳青年画创始于明末，盛行于清雍正（1723—1735）至光绪（1875—1908）初年。杨柳青年画取材广泛，最具代表性的是反映人民生活的《庄稼忙》、《庆赏元宵》、《秋江晚渡》、《携壹南村访旧识》、《新年多吉庆，合家乐安然》、《渔妇》，以及带有时事新闻性质的《女子求学》、《文明娶亲》、《抢当铺》等，这些年画不仅富有艺术欣赏性，而且具有珍贵的史料研究价值。杨柳青年画的前期工序与其他木版年画大致相同，包括创稿、分版、刻版、套印、彩绘、装裱，依据画稿刻版套印；后期制作则具有鲜明的地方特色，重视手工彩绘，把版画的刀法与绘画的笔触、色调巧妙地融为一体，使两种艺术相得益彰。
杨家埠木版年画始于明朝末年，繁荣于清代，至今已有400多年历史。清代乾隆年间（1736—1795），是杨家埠年画的鼎盛时期。当时的杨家埠村已有“画店百家，画种上千，画版数万”之说。年画销售量每年高达数千万张，以品种多、规模大、销售范围广而与天津杨柳青、苏州桃花坞而年画三足鼎立。杨家埠年画富有情节性、装饰性、趣味性，色彩鲜艳强烈，既适合广大农民、市民的欣赏习惯和审美趣味，又便于木版印刷制作。
桃花坞木版年画是中国江南地区主要的民间木版年画，因产地在苏州城北桃花坞得名。明弘治时期（1488—1505），画家唐寅（1470—1523）曾在此营建桃花庵，自此名扬。桃花坞年画源于宋代的雕版印刷工艺，由绣像图演变而来，到明代发展成为民间艺术流派，兴盛于清雍正、乾隆年间。桃花坞年画构图对称丰满，色彩绚丽，富丽堂皇，题材多样，有故事戏文、人情风俗、时事新闻、美人、娃娃，以至灶君、神马等，被认为能“巧画士农工商，妙绘财神菩萨”，并且“尽收天下大事，兼图里巷新闻”。江南各地受桃花坞年画的影响，陆续开设画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