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袖长袍
古代中国人在相当长的时间里都采用上衣下裳的着装形制，认为这种服饰结构象征着天地秩序，郑重场合时穿用的礼服大多如此。但与此同时，也向来不乏上下连属的服式，从战国时期的深衣、始于汉代的袍服、魏晋的大袖长衫，一直到近代的旗袍，都是属于长衣样式。中国服装也因此呈现了两种基本形制。
“深衣”，从字面上看，就是用衣服把身体深深地遮蔽起来，这与中国传统的伦理道德相关。古代中国社会的主流思想强调男女有别，两性间不可太亲近，不能随便往来，即便是夫妇，也不能共用一个浴室、共用一个衣箱，甚至于晾晒衣服的衣架都要分开；婚后的妇女回到娘家，自己的兄弟也不能与她在一个桌子上吃饭；女子出门必须遮蔽得很严……如此等等，都表现出极强的禁欲主义倾向。儒家经典著作《礼记》等书中详细记述了这些着装上的礼仪规定。
深衣由上衣下裳连接而成，裁剪制作自有特点，与其它衣服不同。《礼记》中专门设了一章，题目就叫“深衣”。主要意思大致如下：战国时期，深衣的样式是符合礼仪制度的，它的造型既合乎规矩，有圆有方，又对应均衡；尺寸上也有一定要求，短不能露肤，长不能拖地；前襟加长，成一个大三角，再缘上衣边；腰间则要断开裁制，即腰上为衣料的直幅，腰下取衣料的斜幅，以便于举步；衣袖的腋部要能够适于肘的活动，袖的长短大约是从手部再折叠回来时恰到肘部。深衣既可以文人穿，也可以武士穿，可以做傧相穿，也可以行军打仗时穿。深衣属于礼服中的第二等，功能完备且不浪费资财，风格上也朴实无华。这一时期着深衣的形象，不仅可以从一些出土于古墓的帛画上看到，同一时期的陶俑、木俑也有不少这类人物形象，不仅款式清楚，花纹也历历可见。
锦袍深衣的材料多为白色麻布，祭祀时则用黑色的绸，也有加彩色边缘的，还有的在边缘上绣花或绘上花纹。穿深衣时，将加长的呈三角形的衣襟向右裹去，然后用丝带系在腰胯之间。这种丝带被称为“大带”或“绅带”，带子上根据需要可插笏板，笏板并非仅供大臣上朝时使用，还相当于记事用的便携笔记本。后来随着游牧民族服饰对中原人的影响，革带出现在了中原地区的服饰中。革带再配上带钩，用作系结。带钩做工精致，已成为战国时期新兴的工艺美术品种之一。长的带钩可以达到30厘米左右，短的也有3厘米。石、骨、木、金、玉、铜、铁等质料应有尽有，奢华的带钩镶金饰银，或雕镂花纹，或嵌上玉殃和琉璃珠。
到了汉代，深衣变形为曲裾袍——一种有三角形前襟与圆弧形下摆的长衣。同时还时兴直裾袍，即直襟的长袍，也叫“檐榆”。刚有直襟袍时，不准将其作为礼服，不准穿着出门或在家中接待客人。《史记》中就有穿着檐榆入宫对王不恭敬的说法。之所以有这样的禁忌，是因为汉代以前中原人的裤子是无裆的，只有两条在腹前连接的裤腿，样子像是现在婴儿穿的开裆裤。由于裤子没有裆部，外衣裹得不严时极易露丑。儒家经典中说到着装规矩时，一再强调虽暑热不得掀起外衣，不趟水不得提起外衣。中原人坐着的标准姿势是先跪后坐，名为“跽坐”，明文规定不许“箕坐”（即不能将两腿伸向前方，像个收物用的簸箕），实际上与当时裤子的样式有关，为的也是防止露丑。随后，由于中原人与西北骑马民族的密切交往，合裆裤渐渐为中原人所接受，并逐渐推广开来。
不管是汉墓壁画，还是画像石、画像砖，或是陶俑、木俑，汉代人物几乎都穿袍，男子较为普遍，也包括一些女子。所谓袍服，是指过臀的长衣，主要有几个特点：一是有里有面，或絮以棉麻，称为夹袍或棉袍；二是多为大袖，袖口部分紧缩，三是多为大襟斜领，衣襟开得较低，领口露出内衣；四是袍领口、袖口、前襟下摆处多有一个深色布的缘边，上面织着夔（神话中一足一角的龙）纹或方格纹等。袍服的长短也不一，有的长到踝骨，一般多为文官或长者穿，有的仅至膝下，或至膝上，多为武将或重体力劳动者穿。
在袍服成为最主要的服装之后，深衣并未完全消失，尤其在女服中得以延续。先是汉代女服大襟的长度越来越长，以致形成绕襟深衣。在湖南长沙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帛画中，有墓主人着绕襟深衣的形象，绕襟、三重领，再加上满身细密的龙飞凤舞的刺绣图案，尽显中华女服之美。
袍服的款式发展到魏晋南北朝（220—589）时，开始向大敞袖（无紧缩袖口）、宽衣襟等特点发展，被称为“褒衣博带”，即宽大衣身长衣带的意思。着装者因此呈现出优雅洒脱的风神气韵。这一时期，男子的长衣越变越简单越随意，而女子的长衣却越变越复杂越华丽。东晋大画家顾恺之（约345—409）在《列女传仁智图卷》中描绘的女子，著杂裾垂髻服，衣襟下缘裁制成好多个三角形，三角形上宽下窄，形似旌旗，沿着三角形缘边，绣有图案。当衣襟裹起来后，这些下垂的三角形层层叠叠错落有致，新颖、典雅，透着装饰的美。肥大的袖子和宽长的下摆，加之腰际围裳之间系有飘带，使着装者看上去飘逸而充满浪漫情调。虽然是画，但飘飘欲仙的服饰形象却呼之欲出。
深衣和袍服有同有异，都是上下连属的长衣，但深衣没有延续下来，袍服倒是一直穿用到近代——即使是21世纪的中国人，也还能想起它的模样——宽大笔直的袍身，斜在右腋下的大襟，朴素简洁的款式配着一些细腻精致的织绣花纹。
袍服式样历代都有变化，汉代的广袖深衣、唐代的圆领裥袍、明代的直身长袍都是典型的宽身长袍，穿着者多为文人及统治阶层。久而久之，宽衫大袍成为了不事劳作的有闲阶级的典型服饰，也是汉民族的一种传统服饰形象。
龙袍威仪
中国历史上有个“黄袍加身”的故事，说的是公元959年，一位皇帝病死，由他年幼的儿子即位，第二年，掌握兵权的将军赵匡胤被手下将士披上黄袍拥为皇帝，立国号为宋。为什么“黄袍”就代表着皇帝昵？这要从汉代说起。
中国的阴阳五行说认为，金、木、水、火、土相生相克。白色代表金，青（绿）色代表木，黑色代表水，赤（红）色代表火，黄色代表土。周代以红色为高级服色，秦（前221—前206）时以黑为最高地位的服装颜色，帝王百官都穿黑色衣服，汉灭秦后逐渐以黄色为最高级的服装颜色，皇帝穿黄色衣服。至唐代时，宫廷下令，除皇帝以外，官员一律不许穿黄衣服。自那时起，这种规定一直延续到中国封建社会最后一个朝代，那位被推翻了的末代皇帝溥仪（1906—1967）十一岁时，看见八岁的堂弟衣服的里子有黄色绸，还揪着他的袖子问：“你怎么敢用黄？”可见即使被夺了皇权，在他们心中，黄色仍然有天下独尊的权威性。
冕服和龙袍是中国古代皇帝的典型服饰。这些衣服、配饰体现了中国人独特的审美观、宇宙观和宗教观。在古代中国社会，哪一个等级的人在哪一个场合穿哪一种衣服，都是有严格规定的。皇帝在重要场合穿的礼服有一个专门的名称“冕服”。
冕服包括冕冠，上有一块板，做成前圆后方形，戴在头上时后面略高一寸，使冕冠呈向前倾斜之势，以示帝王向臣民俯就，就是真心惦记臣民、尊重臣民的意思。前后有成串的垂珠，一般为前后各十二串，根据礼仪的轻重、等级差异，也有九串、七串、五串、三串之分。每串穿五彩玉珠九颗或十二颗，穿用的线为丝线。冕冠戴在头上后，须以簪子从一孔穿发髻再由另一孔穿出来固定。戴用者耳上方还有垂下的两个小珠，主要是提醒君王不要轻信谗言，这同冕板向前低就的戴法一样，都有政治含义。
清朝皇帝像中国人上衣下裳的穿法就是对天地之别的认识，这一秩序不可颠倒。帝王的衣服多为玄衣缥裳。玄为黑色，缥为绛红色。冕服采用了两种颜色，上以象征未明之天，下以象征黄昏之地。帝王穿的衣服上常绣卷龙，另外还有十二种花纹，这些花纹以具有象征意义的动物、日月等自然景观为主，是帝王服饰上最有代表性的图案，诸侯的礼服上也可以用，但根据官级和礼仪繁简有别。
上衣下裳的冕服腰间束带，带下垂一块装饰，名叫“蔽膝”——它源于人们缠裹兽皮的时代，那时主要为了遮挡前腹和生殖部位，后来有了规整的服装，人们仍以它垂挂在腹前，成为礼服中重要的组成部分。再以后，蔽膝完全是为了保持权贵者的尊严了。帝王的蔽膝用纯朱色。
与冕服相配的鞋，一种是丝绸作面，木作底，底为双层；还有一种是单层底，夏用葛麻，冬用兽皮。对应礼仪的高低规格，皇帝穿赤、白、黑不同颜色的鞋子。
中国皇服最突出的特征是绣龙，明清时有袍绣九龙的定制——在龙袍前后两肩、两袖等处绣成对称的八龙，然后再绣一龙在大襟的里面，以象征君权神授、九鼎之尊的皇家威仪。
胡服汉化
早在战国时期，赵国的第六位国君赵武灵王（？—295）意识到赵国军队的武器虽然比胡人优良，但大多数是步兵和兵车混合编制的队伍，加上官兵都身穿长袍，甲铐笨重，结扎繁琐，动辄就是几万、几十万，而灵活多变能够迅速出击的骑兵却很少，于是力排众议倡导本国的军队效法西北游牧民族的胡服骑射，也就是穿短袍、长裤操练骑马射击。结果，赵国的军队很快就强盛起来。
不仅如此，这种当初屡遭排斥才被汉族人认可的服装式样，到了魏晋南北朝已经由军服变为中原地区的日常服装。当然，这里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这一历史阶段战乱频仍，南北民众因躲避战争而大规模迁徙，客观上为服饰文化的交流提供了便利。
裤褶和柄裆就是所谓的“胡服”，从形象上不难看出，这两种服式都便于骑马，而且适宜气候寒冷的地带。
所谓“裤褶”，是一种上衣下裤的服式。西汉人史游撰写的《急就篇》中注明，裤褶是一种套装，上衣为齐膝袍服，身短而袖广。其实原本是瘦袖的，只是到了中原一带才扩展为肥袖。游牧民族穿用肥袖怎么适宜骑马追赶牲畜等剧烈的活动呢？《急就篇》中说，裤褶的上装为“左衽之袍”，即西北民族习惯的大襟向左掩的袍式，这一点区别于中原汉族人向右掩的习惯。因而当时的中原人也将西北人称为“左衽之人”，“衽”是指农服的前襟。此时的袍，实际上就相当于一个短上衣，上衣式样虽大同小异，却也多种多样。我们从资料中看，魏晋南北朝时期的裤褶上装，既有左衽，也有右衽，还有相当多的对襟，甚至有对襟相掩，下摆正前方两个衣角错开呈燕尾状，服装结构因此丰富了许多。一身裤褶穿起来特别精干，在南朝墓内画像砖和陶俑中很常见。
裤褶的下身是合裆裤。这种裤装最初是很合身的，细细的，起来相当利落，一副健步如飞的样子。传到中原以后，尤其是当某些文官大臣也穿着裤褶装上朝时，引起了一些保守派的质疑，认为这样两条细裤管立在那简直不合体统，与古来的礼服上衣下裳的样式实在是相距甚远。在这种情况下，有些人想出一个折衷的办法，将裤管加肥，这样立于朝堂，显得与裙裳无异，待抬腿走路时，仍是便利的裤子。可是问题又来了，裤管毕竟太肥了，如果遇上泥泞荆棘之地可就麻烦了。于是，又有人想出个好办法，将裤管轻轻提起用两条丝带系在膝下，这就两全其美了。这种被称作“缚裤”的形象在南朝画像砖和陶俑上也屡见不鲜，对此，魏晋时就有“广袖朱衣大口裤”之说。20世纪80年代初，青年人流行穿喇叭裤，有人就将魏晋时的缚裤指认为喇叭口裤的源头，其实不是，只是缚裤经丝带系扎之后，呈现出的廓形很像是从膝部以下扩展的喇叭口裤。或许这两种裤形只是人类服饰构思的一种巧合。
裆是这一时期的另一种代表服式，也是由西北引入中原的服饰风格。东汉（25—220）末年的一部专门探究事物名源的著作《释名》中称：“裆，其一当胸，其一当背也。”可知裆，实际上就是没有袖子的坎肩，或称背心，中国南方人称其为马甲。这几种称谓都很形象，“坎肩”就是将衣服的肩以下砍去；“背心”则是指仅护住前心后背；“马甲”之称更有趣味，因为战马身上罩的铠甲只挡躯干，是不护四肢的。从当时的随葬品陶俑和墓葬壁画、画像砖上的服饰形象看，裆的样式多是前后两片，肩上和腋下以襻扣住；也有可以穿在里面的，有皮的、棉的、单的、夹的，尺寸也可大可小。裆的说法虽然很久都听不到了，但被称为坎肩、背心、马甲的衣服一直延用至今。
裤褶与裆，这两种服装在当年风行一时，男女皆穿。裆下配裤装的穿法未脱开上衣下裳的中华民族服饰原形，但也体现了服饰文化的交流与融合。
魏晋风度
在中国政治史上，魏晋两百多年间无疑是一个黑暗时期，政权频繁更迭，战祸屠杀，几无宁岁，再加上天灾和瘟疫，人民生活动荡不安。固有的礼法制度完全崩坏，儒学失去了统治人心的力量。而与此同时，随着老庄学说的流行、佛经的翻译、道教的发展、清议的兴盛，在当时的士族社会产生了人性觉醒的思潮。贵族官宦子弟追求个性解放，在各个领域引领着社会时尚和舆论，充当着“文化精英”的社会角色，他们广泛结交，品评人物，控制舆论，形成了强大的清议势力，这引起了传统势力和皇权的恐慌，许多士子都因此招来了杀身之祸。
可以说，中国古代文人所遭遇到的生命的危险和心灵的苦闷，无过于魏晋。而魏晋文人的另一种典型形象，却是饮酒、作乐、纵情山水、服寒食散、扪虱谈玄或潜心参道理佛，政治的险恶促使一些文人以这样的方式寻找慰藉和解脱。他们反对传统礼教，要求摆脱虚伪和束缚，回归真实自由的生活。逍遥、养生、纵欲三种不同的生活态度都有相当多的拥趸。士族阶层的生活情趣和行为方式因此发生了重大的变化，在一些日常举止中有意反叛传统道德，着装上也极力营造洒脱、豁达、飘逸、不拘小节的风尚，或不修边幅、解衣当风，或褒衣博带、熏衣剃面、傅粉施朱。士族阶层的情趣最终影响到社会各个阶层的服饰风格。
这一时期，以门阀官资计人之高低贵贱，人被分为九品，世族为士，平民为庶，界限严格魏晋服饰，互不通婚。为标榜门第，婚丧嫁娶，不仅富贵人家崇尚奢侈，就连普通的庶民家庭也讲求铺张排场。《世说新语》中记载了一件趣事。阮籍（210—263）和他的侄子阮咸（生卒年不详）住在道南，另有一些姓阮的人住在道北。北阮富，而南阮穷。每年七月七日，北阮时兴晒衣，摆出来的都是些绫罗绸缎，实则是借晒衣之俗以摆阔。有一次，阮咸用竹竿挑了一条粗布大裤衩立于中庭。别人不解，问他晒这个干什么，他回答说：我不是也不能免俗吗，因此也来凑个热闹。这种行为本身，即是对绫罗绸缎、锦衣玉食的生活，以及权贵阶层的礼俗的嘲讽与抨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