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军地和谐是军队人民性的最好反映
军地和谐，讲的是军队同政府及其子民之间的和谐。这也是社会和谐的一部分，而且是非常重要的一部分，是革命军队区别于一般军队的最明显标志，也是军队人民性的最好反映。
关于革命军队的人民性，马克思、恩格斯、列宁都有过明确的表述。他们认为，革命军队所代表的，是被压迫的劳动人民的利益。不论在哪个历史时期，社会上拿起武器投身革命的，总是那些在经济上、政治上遭受统治阶级压迫、剥削的劳苦群众。因而，革命军队首先当然是被压迫人民的武装。恩格斯在分析美国独立战争时期抗英起义部队屡败殖民军的史实时，谈到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起义者“为自己的切身利益而战，所以并不像雇佣兵那样临阵脱逃”。列宁在俄国十月社会主义革命成功后，对革命军队的人民性做了如下描述：“我们知道，在人民群众中，现在响起了另一种声音。他们说：现在不要害怕带枪的人了，因为他们保护劳动者，并且会无情地镇压剥削者统治。”
我们党的第一代领导的核心、也是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缔造者毛泽东，则是从军队的性质、宗旨和作用几个方面深刻地揭示了军队的人民性。从性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如同其他权力机关一样，是属于人民和保护人民的”，和其他一切旧式军队完全不同。从宗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不是为着少数人的或狭隘集团的私利，而是为着广大人民群众的利益，为着全民族的利益，而结合，而战斗的。紧紧地和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全心全意地为中国人民服务，就是这个军队的唯一宗旨。最后，从作用方面来说，这支军队既是战斗队，又是工作队和生产队”。“它除了打仗消灭敌人军事力量之外，还要负担宣传群众、组织群众、武装群众，帮助群众建立革命政权以至于建立共产党的组织等项重大的任务。”毛泽东还说：“这支军队也要当两支用，一方面打仗，一方面生产。”
正是由于有了上面提到的这种人民性，军地和谐，在我军可以说是与生俱来的，一直延续至今。它主要表现在以下三个方面。
（一）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维护国家和人民的利益不论是从历史还是从现实生活来看，如果没有一个和谐的军地关系，构建和谐社会就无从谈起。远的不说，就以我国的近代史为例，20世纪一二十年代，北洋军阀的各个派系连年争斗，岁岁征战，结果搞得国家衰败不堪，民不聊生。
从国外来看，在有些地方，由于军人集团拥兵自重，不同政府合作，搞得国家到处鸡犬不宁的事情也常见诸报端。
中国人民解放军同政府的关系是体现在她的一切行动听命于中央军委主席，而中央军委主席则是受人大的委托和授权为维护国家最高利益的需要而向军队发号施令的。中国人民解放军坚决服从政府的指挥，还从党与军队关系的层面能够得到确切保证。在我们国家，政府的军委主席是同执政党的军委主席完全一致的。而党对军队实行绝对领导是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的题中之义。
武装力量组织在无产阶级革命中的巨大作用，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创立科学社会主义学说之初即已有所认识。1848年2月，他们在《共产党宣言》中向各国无产阶级提出了“用暴力推翻全部现存的社会制度”的宏伟目标。可是，1848～1849年欧洲革命时期工人阶级在武装起义中用流血牺牲换来的胜利成果，却完全被资产阶级所恣意篡夺。鉴于这一严重的历史教训，1850年3月，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主义者同盟中央委员会告同盟书》中，明确向无产阶级提出了建立自己武装组织的庄严任务。他们指出，资产阶级在同工人联合的反封建、反异族奴役的武装起义中一获得胜利就背叛革命，因而“工人应该武装起来和组织起来”，“应该设法组成由他们自己选出的指挥官和总参谋部来指挥的独立的无产阶级近卫军……要听从由工人所建立的革命的市议会调动。”
马克思和恩格斯的上面这段话，为马克思主义建军学说铺垫了第一块理论基石，具有极重要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指导意义。这里需要注意的是，马克思和恩格斯除指出了无产阶级必须拥有自己的武装组织并保持其独立性外，还特别强调了这一组织该听谁的话的问题。由于19世纪50年代初欧洲各国还没有真正意义上的共产党组织，因而这里所说“革命的市议会”，正是当时集中反映工人阶级利益的政治代表。这就是说，马克思和恩格斯早在一提出无产阶级必须建立自己独立武装组织思想的时候，就考虑过对军队绝对领导的问题。在他们看来，无产阶级军队首先应当是一支忠实执行共产党的政治纲领并受其绝对领导的人民武装。
从中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发展历史来看，中国共产党人在摸索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朴素真理后，马上便意识到了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极端重要性。1932年，中国共产党在《红军总政治部关于粉碎敌人四次围剿政治工作的训令》中明确提出要“加强无产阶级先锋队—共产党在红军中的绝对领导”。
而到了遵义会议之后，毛泽东则强调“我们的原则是党指挥枪，而决不容许枪指挥党”，从而使党对军队绝对领导的思想在中国人民解放事业中更加牢牢扎根。
中国共产党是代表着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的，他的一切所作所为也都是为了实现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利益的，因而他对军队的绝对领导，无疑是对创建社会主义和谐社会最有效的保证。
（二）决不与民争利
军队的使命是保卫国家主权、领土完整和安全。国家为了保证军队能够顺利地履行其使命，经费上需要给予一定的支持。这同国家整个经济建设中资源的分配往往会出现种种矛盾，以致引发这样那样一些不和谐的议论。如何合理辩证地解决这一问题，我们党的历届领导人都曾有过非常精辟的论述。
20世纪50年代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毛泽东就曾对经济建设与国防建设在使用国家有限财力资源上的矛盾进行过剖析。他说：“一九五○年，我们在党的七届三中全会上，已经提出精简国家机构、减少军政费用的问题，认为这是争取我国财政经济情况根本好转的三个条件之一。第一个五年计划期间，军政费用占国家预算全部支出的百分之三十。这个比重太大了。第二个五年计划期间，要使它降到百分之二左右，以便抽出更多的资金，多开些工厂，多造些机器。经过一段时间，我们就不但会有很多的飞机和大炮，而且还可能有自己的原子弹，这里也发生这么一个问题，你对原子弹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还是只有几分想，没有十分想呢？你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降低军政费用的比重，多搞经济建设。你不是真正想要、十分想要，你就还是按老章程办事。”多么科学辩证的阐发！你军队要想发展，国防要想增强，你首先就要想到必须精简自己以全力支持国家的经济建设，军队不能同国家争利。
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期，由于国家“六五”计划的主要生产指标三年即完成，国家的形势一片兴旺。我们党第二代领导的核心邓小平高瞻远瞩，为了保证大好的经济形势得以持续平稳发展，他要求国家其他的一切部门、包括军队都要服从国家经济建设这个大局。1984年11月1日，他在中央军委座谈会上指出：“现在需要的是全国党政军民一心一意地服从国家建设这个大局，照顾这个大局。这个问题，我们军队有自己的责任，不能妨碍这个大局，要紧密地配合这个大局，而且要在这个大局下面行动。军队各个方面都和国家建设有关系，都要考虑如何支援和积极参加国家建设。”而约在7个月之后，邓小平在另一次军委会议上，当谈到军队装备现代化的时候，他再一次提到了军队要服从大局的问题，而且明确提出军队要忍耐几年。他说：“四化总得有先有后。军队装备真正现代化，只有国民经济有了较好的基础才有可能。所以，我们要忍耐几年。……现在就是要硬着头皮把经济搞上去，就那么一个大局，一切都要服从这个大局。”当然，这里说的“忍耐”也还是有一定限度的，这就是说，不能影响到军队履行其捍卫国家最高利益之所必需。
（三）排除万险，为民解难
中国民间有一句老话：“养兵千日，用兵一时。”这句话最深刻不过地道出政府和百姓对军队的高度倚重和期待。中国人民解放军，作为一支人民的军队，很能感受到这句话的分量。他们对“一时”的理解决不仅指某一抗击外敌入侵的战争，而是泛指百姓有难时的种种“一旦”。这在和平时期是常有发生的。有时是天灾，有时则是人祸，但不论是前者还是后者，一旦有事，冲在最前面，担子挑得最重的总是人民解放军。
森林一旦失火，如得不到及时有效扑灭，那给国家和社会造成的灾害是巨大而难以言喻的。为了替政府和百姓解难，人民解放军和森林武警部队，长期以来在扑灭森林火患方面总是不惜一切代价全力以赴，他们为国家所作出的贡献，一直是为人称道的，就以1987年5月发生在大兴安岭的特大森林火灾来说，人民解放军投入扑救这场大火的就有4个集团军，作业过程中，动用了空降部队、舟桥部队、坦克部队和工程兵部队。此外，还有边防守备部队、森林武警部队、消防部队和预备役民兵师等也参加了扑救工作。他们同大火激战22天。
这里还要特别说一说当地驻军81690部队和黑龙江省军区驻军某部二营指战员在扑救这场特大火灾中所建立的丰功伟绩。他们冒死三次闯入火海保住县城西山炸药库和中心加油站，在大火中救出老人、妇女和儿童229人，引导疏散群众1200人，抢救烧伤群众37人。在驻军大院内安置无家可归的灾民数千人，漠河县人民称赞驻军81690部队是“卫民长城营”。也是在这次空前规模的抢险救灾活动中，另一位英雄人物大胡子师长吴长富的事迹当然决不能不在这里提及。人们说，此人心里时刻装着老百姓。这一点，从他率部奔赴火场地区所发出的第一道命令即可一目了然。“现在我命令：第一，部队严守纪律全部野外露营，沿路摆开，绝不许到附近的村子里找水喝，做饭吃，更不许去借宿。
第二，不许向老乡打听山里的火势火情，以免引起群众的恐慌。第三，部队一律不许生火做饭，吸烟的同志在这段时间一律戒掉。”以上寥寥数语折射出了师长爱民是如此之深：体恤诸种疾苦，无微不至。
在全国森林灭火的战场上，前不久部队又涌现出了一位了不起的英雄，他就是武警内蒙古森林总队大兴安岭支队队长陶谦。2006年5月25日14时，内蒙古自治区呼伦贝尔市免渡河地区突发森林火灾，大火迅速蔓延，直接威胁到北大河地区75万公顷原始森林和林区数万名群众的生命财产安全。战场总有流血牺牲，火场同样连着生与死，作为参与这次扑灭山火战役的指挥员陶谦时刻把官兵的安危装在心中。他指挥了3万人次火场作战，却无一伤亡，在我国山火扑救作战指挥史上创造了一大奇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