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日《马关条约》签订后，俄、法、德三国干涉还辽，沙俄政府想借清廷的“亲俄”倾向把其势力扩展到东三省。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四月，沙俄财政大臣维特向俄皇逞递了一份奏文，详细阐发了将铁路伸向中国满洲的经济意义和政治战略意义，提出应以最谨慎的方式与中国接触，使中国政府就范。不久之后，沙后政府发出邀请，要求清政府派使臣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于是清政府准备派外交官王之春为致贺专使，俄国政府以“位望太轻，难予接待”加以拒绝，暗示必须由李鸿章出使。四月末，清政府改派李鸿章为大清帝国钦差头等全权大臣率队参加俄皇尼古拉二世的加冕典礼，随后又去英法德美四国递交国书。李鸿章带领大批中外随员从上海出发赴俄。俄皇特派大臣乌赫唐斯基公爵坐专船到苏伊士运河迎接，于五月五日抵达彼得堡。次日，李鸿章向俄皇递交了国书并呈上厚礼。俄皇尼古拉二世破例于便殿密秘接见了李鸿章。谈话间，俄皇客气地提出了俄国要伸向中国东三省接路的要求，并表示此事并非是考虑到俄国的利益，而是为将来英日再生事时，俄可助一臂之力。李鸿章表示将俄皇要求，电告总理衙门，请大清皇帝示下。五月九日，俄国外务部大臣罗勃诺夫宴请李鸿章一行。席间，财政大臣维特马罗勃诺夫大谈俄国帮助中国的功劳。宴后，由财政大臣维特出面正式与李鸿章会谈。会谈中俄方直接提出承担铁路等项目的工程由华俄银行来承办。李鸿章没有马上答应。第二天，李将俄方提出的条件再次电告总理衙门，在电文中表示：“中国设迂急难，俄必之助；反之亦然”。“五月中旬，李鸿章再次拜访维特，与他进行讨价还价式的谈判，接着维特回访李鸿章，再次磋商。几天之后，华俄银行董事会向财政大臣维特提交一份向李鸿章贿赂的密件，内容为：拔出300万卢布为事业之进行方便的费用；300万卢布分三期付给李鸿章；该款由新成立的东清铁路公司支付；具体负责此事的是乌赫唐斯基公爵和罗特施坦先生。五月二十九日，李鸿章再与俄皇会谈，会谈中，俄皇暗示了密件的内容。这样，签订密约的条件基本成熟。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三日，李鸿章与维特在莫斯科正式签订了《中俄密约》。条约共六款，核心内容是：允许俄国越过黑龙江、吉林地方建造铁路；无论战时或平时，俄国都可用该铁路运送军队、粮食及军需品；如遇紧要之事，中国所有口岸均对俄国军舰开放；修筑铁路的款额，由华俄银行承办，个体事项在适当时候由中俄双方另签合同。次日，维特亲批了由华俄银行董事会承担的对李鸿章给予三百万卢布贿赂的密件。六月十三日，李鸿章结束在俄的一切事务，离俄赴德、法、美等国。七月，光绪帝谕旨，准中俄合办东三省铁路一事，并同意九月派使臣签约。九月八日，清朝驻俄公使许景澄与俄国政府财政副大臣罗曼诺夫于德国的柏林订立了《国俄合办东三省铁路公司合同章程》。此章程共十二款。主要内容为：为建造东三省铁路，决定成立东三省铁路公司，清政府以库平银五百万两入股；公司章程按俄国铁路成规办理；总办由中国政府选派；自章程批准之日起十二个月为限，铁路开工，六年竣工；在铁路建设中，除资金由该公司提供外，其它如原料、雇工等均由中国地方政府提供；该公司所占地段均属官地，不纳税；路成开车之日起80年为限，所有铁路所得利益归该公司专得，80年期满之日，中国政府收回。
《中俄密约》和《中俄合办东省铁路公司章程》的签订，使沙俄达到了把势力伸向中国东三省的目的。后一章程的签订是《密约》的具体化，实际上在“联合经办”的名义下，沙俄对东三省的经济掠夺合法化。使中国政府在该路沿线地区的主权和利益丧失殆尽。
《时务报》和时务学堂
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二月，京、沪强学会相继停办后，离沪返粤的康有为主张在上海办一报纸以继续宣传变法思想。这时其好友黄遵宪正闲职在沪，他完全赞成康有为的主张。即与从湘来沪的汪康年商议办报一事。汪康年赞成并决定请梁启超参加。四月，梁启超应约来沪。三人商议后，决定将存在汪康年那里的强学会余款及变卖强学会房产器物的资款共计白银1200两和黄遵宪本人自捐的银元1000元，以及过去盛宣怀捐的银五百两，邹凌瀚捐的银元500元，黄爱荣、秒竹石各捐的银元100元，作为办报资金。然后又买了上海福州路福建路口的一处房子为馆址。经商议决定报名为《时务报》。先由梁启超草拟了办报章程三十条，然后由黄遵宪修改后定稿。随后，黄遵宪委托日本驻上海总领事代请订立合同，批准了出版手段。规定该报为旬刊。十日一期，每期三万字。册订，第一册二十余页，以石板连史纸上。此报分“论说”、“谕折”、“京外近事”、“域外报译”诸栏，而“域外报译”几乎占全册的二分之一，另附有各地学规、章程等。报馆总理为汪康年，主笔为梁启超。麦梦华、徐勤、欧榘甲、章炳麟等先后为之撰述。此外，还请张坤德、郭家骥、日本人古城贞吉分别任英、法、日文报纸译事。聘黄春芳为理事，吴樵为坐办。待一切准备就绪后，光绪二十二年七月初一（1896年8月9日）《时务报》第一期出版。《时务报》以“变法图存”为宗旨，积极宣传改良救国思想。梁启超在创刊号上首载论文：《论报馆有益于国是》。列述西方发达国家办报业的发达，指出报纸的作用是“有助于耳目喉舌而起天下之废疾”。今日创办《时务报》目的在于“去塞求通”，《时务报》创刊初期，在梁启超主持下，几乎每册都有一至二篇论文。《时务报》第二至第三十九期连载了梁启超的《变法通义》。《变法通义》揭露了封建制度的腐朽，抨击了封建顽固派的因循守旧，指出了变法的必要性。由于梁启超议论新颖，文字通俗，所以深受国人欢迎。数月之间报刊风行海内外，影响极大。因此，数月之间，销行万余份，是中国有报以来前所未有的。随着《时务报》销行日广，逐渐受到了各方注视。当时湖广总督张之洞饬行湖北全省“官销《时务报》”，命湖北省大小衙门，都要按期寄送一本，各局、各书院、各学堂分别分送，所有报款由善后局“汇总支发”并向报馆捐银五百元。
明定国是诏《时务报》自创办起就存在以梁启超为首的维新派和汪康年为代表的保守派之争。张之洞虽然初时支持《时务报》，但后来他主要成为汪康年的幕后支持者。光绪二十三年（1897年）六月，《时务报》第四十期刊登了梁启超的《知耻学会序》，文中对封建官僚、军阀、买办备加指责，由此遭到了张之洞的干涉。他电告湖南巡抚陈宝箴等“速告湘省送报之人，此册千万勿送”。不允许有“干名犯义”的该册在所辖地区流传。汪梁矛盾从这时起开始激化。十一月，梁启超应黄遵宪等人之聘到湖南时务学堂任中文总教习，但仍兼管《时务报》，从这时起，汪康年担任《时务报》主笔。《时务报》刊登的论文减少，内容多“洋务”滥调，《时务报》从此转向保守，初期作用几乎丧失。光绪二十三年（1898年）三月三日，梁启超致书汪康年，辞去《时务报》主笔职务，至此《时务报》完全被保守派控制。
同年六月十一日，光绪帝下“定国是诏”实行变法。宋伯鲁上《改时务报为官报折》，认为《时务报》依西报体例，议论明达，翻译鲜明，对两年来民气大开，培养人才大有功绩，建议将《时务报》改为官报。光绪帝准奏。七月二十六日下谕《时务报》改为官报，派康有为督办其事。八月九日下谕按照官书局之例，由两江总督按月筹拨银一千两；并另拨开办经费六千两。《时务报》改为官报，是“百日维新”的一大政绩，但由于保守派张之洞等人的干涉，康有为终未督办事成。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八月十八日，《时务报》终刊，总计出刊六十九册。以后由汪康年改为《倡言报》。
孙中山与兴中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二月兴中会总部在香港成立后，孙中山和陆皓东、杨衢云、郑士良等全力准备在广州发动武装起义，策划部署当年重阳节起事，不料事泄，在香港英国殖民当局协同下，清政府两广总督谭锺麟将这次还未来得及正式发动的起义镇压了。陆皓东等七十余人被捕遇难，孙中山遣散起义队伍后乘轮船逃出广州经澳门抵香港，不久又与郑士良、陈少白一起赴日本。广州起义失败，孙中山出走国外后，清政府悬赏一千两花银缉拿“首逆孙文”，并派大批暗探到香港、澳门和新加坡一带“购线跟踪”，总理衙门还电驻亚、美、欧各国使馆，协助缉拿。香港英当局宣布了对孙中山等的驱逐令，五年内禁止其入境。孙中山毫没气馁。于同年十一月中旬在日本成立了兴中会横滨分会后，指示陈少白留日本联络同情中国革命的日本人士，派郑士良返香港以图再举。他自己则断辫发，改服装，于十二月中旬赴檀香山。因此地“无大可为，遂决计赴美”。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六月，孙中山自旧金山登陆，乘火车横过美洲大陆纽约，沿途向华侨宣传革命，演讲“以祖国危亡，清政腐败，非从民族根本改革，无以救亡；而改革之任，人人有责。”在美三个月，响应者不多，孙中山便乘轮船“麦竭斯的”号东行赴英国，经利物浦于九月三十日抵伦敦，住斯屈朗区赫胥旅馆。次日，孙中山到波德区覃文省街四十六号去拜访原香港西医书院的老师和挚友詹姆士·康德黎博士，在其帮助下移住葛兰旅店。随后又访问了他以前在香港学医时的另一位老师孟生博士。此后，两人来往密切。
在孙中山从日本经美到英的流亡过程中，清政府的驻日公使裕庚、驻美公使杨儒、驻英公使龚照瑗以及旧金山等地的领事都奉命行动起来，派出大批密探，竭力追踪缉拿孙中山。就在孙中山从美登上赴英的轮船后，驻美公使杨儒便从华盛顿密电驻英公使龚照瑗，请其在船靠岸后继续跟踪。孙中山一到英国，司赖特侦探社就派人跟踪他。龚照瑗公使也为策划缉捕孙中山，竭尽全力。他先和英国政府交涉援香港缅甸交犯条约（咸丰八年（1858年）《中英天津条约》第二十一款，光绪二十一年（1895年）《滇缅条件》第十五条），请英国政府代为缉拿孙中山。不成之后，便设计诱骗孙中山入公使馆从而逮捕他。位于波德兰区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正好在覃文省街康德黎寓所附近，是孙中山从葛兰旅店住所前往康德黎家的必经之处。光绪二十二年（1896年）十月十一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半，孙中山在从住所去康德黎家的路上，被早已窥伺在那里的清政府驻英公使馆人员邓廷铿等三人缠住，以广东老乡相称，邀请他去家里喝茶，推推拉拉，将其挟持进公使馆，秘密幽禁在三楼一间窗上有铁栅的小屋里。这次设计诱捕孙中山的主谋者之一，是英国人马格里，时为清政府驻英公使馆的二等参赞。幽禁了孙中山后，驻英公使龚照瑗用七千英镑高价租定一艘二千吨的轮船，又造了一只木箱，阴谋把孙中山装在箱内运回广州，“明下典刑”。如果此计不成，就将孙中山毒死，解华戮尸。
孙中山被幽禁在公使馆后，和外界完全失去了联系。他想方设法，始终没能送出一点消息。直至十月十七日，才得到公使馆女工英人贺维的同情和帮助，由其密函康德黎的求救书。康德黎和孟生这两位著名医生获悉消息后，便多方奔走营救，一面正告清公使馆，一面向英外交部及伦敦警署投案，此外还通过报界揭发此事，公之于众。十月二十一日，英国《地球报》率先揭露事实真相，在第一版登出“革命家孙文被诱捕于伦敦”这一触目惊心的消息。当天，《中央新闻》、《每日邮报》的记者前来采访康德黎。次日，伦敦《泰晤士报》等各大报都以特大标题，竞相报道清公使馆这一丑闻，从而引起英国人民对清政府的极大不满。数以百计群众聚集到清公使馆门前，一再高呼“释放孙逸仙！”甚至有些市民声言要捣毁清使馆。在强大的社会舆论面前，英国政府派遣代表向清政府驻英公使馆提出交涉。十月二十二日，英国首相兼外相沙侯向清公使馆递交备忘录，要求按国际公法和国际惯例，迅速释放私捕人犯。次日下午，英国外交部代表和苏格兰场的侦察长，陪同康德黎来到清公使馆，马格里参赞被迫亲自释放了囚禁13天的孙中山。当孙中山从使馆走出时，伦敦回默街头人山人海，他们热烈地向孙中山挥手致意。回到旅店住处，各报记者蜂拥而至，孙中山慷慨陈词，痛斥清政府这一卑劣的绑架阴谋。英国各报继续以大量篇幅报道这一事件的始末，抨击清政府的不法行为。十月二十四日，孙中山在伦敦报纸上发表了致谢英政府及报界书。是年冬，孙中山用英文撰写《伦敦被难记》。次年春在伦敦首次问世。从此，孙中山作为一名中国的革命家，在世界名声大著。
创立京师大学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