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内城九门内，正阳门建成棋盘街，是明代北京最繁华的商业中心。其余八门内，均有一条宽敞而平直的大街，均以各城门的名字命名，也就是说城中街道系统，均以各城门的干道为中轴，重要干道多南北向，胡同多东西向。这些大街纵横交错，形成大大小小的“井”字形，加上其左右两旁井然有序的胡同，使北京城像一个整齐如画的大“棋盘”，这是明代北京街道布局的重要特点，具有城市建设规划的特点，也是中国古都传统建筑规制的集中表现。
外城的修筑，始于嘉靖三十二年（1553年）。由于蒙古骑兵多次南侵北京，明帝朱厚为了加强北京的城防，决定增筑外城。原计划外城包围内城四周，周长120多里，因当时财力、人力不支，只修了环抱南郊、包括北京城的东南角和西南角的外城，全长28里。城门七：
南面三门：中为永定门、东为左安门、西为右安门。
东面一门：广渠门。
东北隅一门：东便门。
西面一门：广安门。
西北隅一门：西便门。
外城包入的居民区内，街道弯曲、倾斜，街巷相互交错，与内城街道的井然有序，形成鲜明的对比，这是由于明廷未经规划，加之当地商业繁荣、居民居住环境按自然地势发展起来的缘故。不过，有两条干道是比较宽阔平直的。一条是东西向，从珠市口到广安门为通衢，横贯全城。另一条为南北走向，从正阳门直抵永定门。
明代北京有一条纵贯全城的中轴线，它南起外城的正门——永定门，北至钟、鼓二楼。紫禁城内的“金銮宝殿”和中宫正殿就压在这条中轴线上，全长约十六华里。这么长的中轴线，纵贯全城南北，本身就是一个奇迹，所有中国现存的大城市都没有这个特点，就连保存完好的明代古城——西安市，如果说有中轴线，以钟鼓楼为中心的南北大街和东西大街，也远没有北京城的中轴线长。
在我国的城镇，宽大的街道一般称“道”、“街”，较窄小的街道称“里”、“巷”，上海称“弄”，唯独北京普遍称“胡同”，当您打开北京地图，胡同满城，这不能不说是北京城市布局的大特点。据史载，到了明代，内外城共有胡同1230多条。
北京城内居民居住的四合院，也是北京城的一大特点。北京的四合院是从辽定都南京以后，在北京发展起来的。虽然北京也有行列式的住宅，但四合院在居民住宅中一直占据着主要地位，而且在全国其他城市的四合院住宅中，也具有典型性，所以说四合院住宅在北京的普遍性是其又一特点。
杨继盛冒死劾严嵩
明武宗死后，他的堂弟朱厚继承皇位，这就是明世宗。明世宗刚即位的时候，在政治上采取一些改良措施，像限制宦官权力，整顿税收等等。但是后来迷信道教，在宫内设坛求仙，渐渐不大过问朝政。凡是迎合他信道的，就得到重用，大学士严嵩，就是因为他善于起草祭神的文书，逐步取得了内阁首辅的地位的。
严嵩并没有什么才能，他只知道奉承拍马，讨得世宗的欢心。他当上首辅后，和他儿子严世蕃一起，结党营私，贪赃枉法，干尽坏事。当时一些没骨气的朝臣都投靠他，有三十多个官员做了他的干儿子。有了这些爪牙，他更加可以操纵朝政了。
严嵩掌权的时候，北面鞑靼部（蒙古族的一支）强大起来，统一了蒙古各部，成为明朝很大的威胁。严嵩不但不想加强战备，反而贪污军饷，让兵士们受饥挨饿。鞑靼首领俺答好几次打进内地，明军没有力量抵抗。公元1550年，俺答带兵长驱直入，一直打到北京城郊。明世宗派严嵩的同党仇鸾为大将军，统率各路援军保卫京城。严嵩怕仇鸾打败仗，指使仇鸾不要抵抗。结果，让鞑靼兵在北京附近掳掠了大批人口、牲畜、财物，满载回去。京城附近十几万明军，竟一箭不发。
过了一年，仇鸾又勾结俺答，准备和鞑靼讲和。这件事引起了一些正直大臣的愤慨，特别是兵部员外郎杨继盛。
杨继盛，保定容城人，出身贫苦。他七岁的时候，就失去了母亲，继母待他不好，让他去放牛。杨继盛放牛经过私塾，看到村里一些孩子们在读书，十分羡慕，向他哥哥请求让他读书。哥哥说：“你年纪太小，读什么书？”杨继盛回答说：“我能放牛，就不能读书？”他父亲见他有志气，就让他一面读书，一面放牛，果然上进很快。后来应科举考试，中了进士，在京城里受到不少大臣的赏识。
杨继盛为人正直，看到严嵩、仇鸾一伙丧权辱国的行为，怎么也忍受不了。他向明世宗上奏章，反对议和，希望朝廷发奋图强，选将练兵，抵抗鞑靼。明世宗看了奏章，也有点心动，但是禁不起仇鸾一撺掇，反把杨继盛降职到狄道做典史。
杨继盛到了狄道，并不灰心丧气。狄道是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当地人不识字。杨继盛到了那里，挑选了一百多个青少年，请个老师教他们念书。学生家里没有钱，杨继盛把自己的马和妻子的衣服变卖了帮助他们。当地百姓都爱戴杨继盛，称呼他“杨父”。
严嵩像杨继盛被贬谪后，明朝和鞑靼讲和，互相通商。但是不久俺答就破坏和议，多次进攻边境。仇鸾的密谋暴露，吓得发病死了。这时候，明世宗才想到杨继盛的意见是对的，把他调回京城。严嵩也想拉拢杨继盛，哪知道杨继盛对严嵩更是深恶痛绝。他回到京城刚一个月，就上奏章给明世宗弹劾严嵩，大胆揭发严嵩十大罪状，条条都有真凭实据。他在奏章中还说，严嵩有十大罪，却可以蒙蔽皇上，因为还有“五奸”帮助他，这就是严嵩的间谍、爪牙、亲戚、奴才、心腹，都密布在世宗的左右。
这道奏章打中严嵩的要害，严嵩气急败坏，在明世宗面前诬陷杨继盛。明世宗大怒，把杨继盛打了一百板廷杖，关进大牢。
杨继盛被廷杖打得遍体鳞伤，腿肉也打烂了，连狱卒看了也心酸，杨继盛却态度泰然，像没事儿一样。亲友们听到杨继盛伤势重，通过狱卒送给他一只蛇胆当伤药。杨继盛推辞不受，说：“我自己有胆，用不着这个！”
杨继盛在监狱里被关了三年，实在审不出什么罪状，一些官员想营救他出狱。严嵩同党跟严嵩说：“你不杀杨继盛，不是养老虎给自己留后患吗？”严嵩下个狠心，撺掇明世宗把杨继盛杀害了。
严嵩掌权二十一年，把他的党羽安插在朝廷重要职位，权力越来越大。明世宗也渐渐讨厌他。有一次，明世宗请道士蓝道行扶乩，蓝道行借乩仙的意旨，劝世宗除掉严嵩，明世宗也有点心动。这件事让御史邹应龙打听到了，觉得这是打击严嵩的好时机，但他想想杨继盛的下场，又有点犹豫。经过周密考虑，决定先从弹劾严世蕃下手。
严世蕃依仗他父亲权势，作恶多端。邹应龙弹劾严世蕃的奏章一上去，明世宗果然下令把严世蕃办罪，充军到雷州，并且勒令严嵩退休。
严世蕃和他的同党是一批亡命之徒，他们没到雷州，就偷偷溜回老家，收容了一批江洋大盗，还勾结汉奸汪直和倭寇，准备逃亡到日本去。这一件事又被另一个御史林润揭发。
昏庸的明世宗看到这份奏章，也大为震惊，立刻下令把严世蕃和他的同党斩首示众，把严嵩革职为民。明朝最大的权奸，终于倒台。
庚戌之变
鞑靼俺答，以骁勇善战成为了诸部首领。他以河套为基地，不断侵犯边塞，抢掠财物、妇女。嘉靖二十九年（1550年）六月，俺答率兵攻入大同境，藏精兵于沟壑中用老弱百骑为诱饵，诱明军上钩。明军侦骑，信以为真，报给总兵张达。张达素以果敢出名，听报后，草率决定出击，下令合兵，而兵还没有汇合的时候，张达即率麾下驰击。俺答伏兵突起，将张达团团包围，张达的坐骑摔倒，张述遂被杀害。副帅林椿闻张达被围，急去援救，也战死。张达、林椿皆为勇将，俺答得二将头退走。这次失败，是数十年来边关未曾有的惨败，朝野一时震惊。为“亡羊补牢”，朝廷重新调整了军事将领，将总督郭宗皋撤职、戍边，巡抚都御史陈耀处死。命翁万达为总督，赵锦为巡抚都御史，仇鸾为宣、大总兵。赠战死的张达为左都督，林椿为都督同知，赐立庙，春秋祭祀。
八月，俺答、狼台吉率兵寇侵犯大同，仇鸾惶惧无策，以重金贿赂俺答，令其移兵进攻其他地方，勿犯大同。俺答受币，与仇鸾结盟，于是东去。侦探探知俺答将攻宣府东、陈左西。兵部尚书丁汝夔未报世宗，只是发诸边兵一二千骑，京营兵24000骑，加强宣、蓟诸关隘。俺答到了古北口，以佯攻迷惑明军，暗地里遣精骑从黄榆沟入，京兵溃逃。俺答肆无忌惮地杀掠怀柔、顺义吏民，巡按顺天御史王忬闻报，急忙上疏：“请速集廷臣，议战守策。”京师震恐，急忙招集诸营兵守城。实在捂不住了，兵部尚书丁汝夔才上报世宗。世宗大惊，遣文武大臣各十三人，分守九门，令吏部左侍郎王邦瑞、定西侯蒋傅总督九门守卫。以锦衣都督陆炳等，巡视皇城四门。并招募新兵，各地应武试的千余人，也令登城防守，归都御史商大节统领。又诏诸镇兵勤王，大同、保定、延绥、河间、宣府、山西、辽阳诸将先后率兵到达五万余人。各地援兵皆轻骑驰至，到京师后，由于“户部臣失预计。军兴，粮馈不支，士多馁死”。
俺答进至京城下，游骑往返于六门外，仇鸾率勤王兵不敢迎战，暗与俺答勾结，许诺与其贡市以自安。俺答至东直门，俘获御厩内八人，令他们给世宗传信，提出以三千人进城入贡，如不答应，则重兵攻破京城。世宗召集大学士严嵩、李本，尚书徐阶等，研究对策。严嵩推说：“此礼部事。”徐阶说：“事虽在臣，唯上主之。”在君臣议论不休时，俺答将德胜门、安定门外的民房烧得净光。然后，俺答从恐华城进犯昌平诸陵，转掠西山、良乡等。俺答抢掠财宝、男女无数，满载抢掠品，欲从白羊口出塞，遇到守将的顽强抵抗，转向东南，到昌平北与仇鸾部相遇。仇鸾怯战，被杀千余人，他却取百姓的首级，冒功请赏。由于勤王兵得不到粮饷，他们常到村中抢掠，特别是仇鸾的同军，“民苦之甚于贼”。俺答败仇鸾后，到天寿山，夺道潮河川，从古北口故道出塞。京师方解危。
九月，改十二团营为三大营：即五军、神枢、神机。三营总部合称戎政府。封暗通俺答的仇鸾为戎政府总统帅，王邦瑞为副。又置蓟辽总督大臣，统蓟州、保定、辽东三镇。十月，招募诸道兵入卫京师。山东、山西、河南诸府岁集于京师训练，防御，秋后散去，岁以为常。同时选各边镇锐率六万八千余入京师，与京营兵共同训练。
庚戌之战，暴露了明朝政治的腐败，官吏的昏庸无能。朝廷虽一再换将，仍无济无事。最后，主京兵的兵部尚书丁汝夔，坐“守备不设”罪，世宗欲严惩他，以诫后者。丁汝夔恐惧，求救于严嵩。严嵩打保票说：“我在，必不令公死。”当他看到世宗甚怒时，遂不敢言，丁汝夔受到弃市惩处。但主边兵的仇鸾，暗与俺答勾结，非但没受到应有的制裁，反而擢升为戎政府的总统帅。
《永乐大典》的纂修
朱棣是明朝一个很有作为的皇帝，他不只注重国防建设，发展经济，而且对文化事业也很重视。驰名中外的《永乐大典》就是他指示编纂的。
永乐元年，他对翰林院侍读学士解缙说：
“天下古今许多事物，分散记载在各书中，查看起来实在不容易。联朕编一类大书，把有书契以来的经史百家、天文、地志、阴阳、医卜、僧道、技艺等，凡是有关的著作，都分别编纂到一起，查阅起来不就方便了吗？”
解缙说：“陛下所言极是。只是编纂这类大书，人少了可不成。”
“那就由你领头来干吧！想调谁参加都成，朕跟礼部和翰林院打个招呼，让他们支持你。”
于是解缙就成了编写《永乐大典》的组织者。
明成祖之所以命解缙总其事，可能是因为解缙在洪武时就有过这类的建议。原来，明太祖朱元璋非常酷爱《韵府群玉》这部书。有一次，解缙在《大庖西上封事》中对朱元璋说，这部书很简陋，应该编一部像样的书。朱元璋也知道解缙才高，但他认为“冗散自恣”，便以大器晚成为由，让解缙的父亲将解缙领回，10年后来朝听用。解缙回家才八年，朱元璋就死了，编书的事自然也就无从提起了。明成祖看解缙才高可用，以前又有这种建议和打算，便命他着手编这部大型类书。
这次编书就是把过去的典籍分门别类地编在一起，搜罗过去的典籍自然就成了头等大事。明成祖问解缙，文渊阁藏书情况如何，解缙说：“经史粗备，子集尚多缺。”明成祖说道：“士人家稍有余资，皆欲积书，况于朝廷可缺乎？于是召来礼部尚书郑赐，命他找一批通晓典籍的人，四出购求遗书，并指示说：“书籍不可计较价值，惟其所欲与之，庶奇书可得。”这样，就为《永乐大典》的编纂提供了极大的方便。
第二年十一月，解缙等将所编成的图书进上，明成祖很高兴，特赐名为《文献大成》。解缙等147人因编书有功，都受到明成祖的赏赐。但过了不久，明成祖一仔细翻检，发现“尚多未备”，遂命重修。这次重修的阵容就很大了。明成祖命靖难第一功臣姚广孝和刘季、解缙总其事，王景和陈济等5人为总裁，邹缉等20人为副总裁，另命礼部挑迁中外官员和宿学老儒充任纂修，让国子监和各府、州、县学中善书的生员任缮写，开馆于文渊阁，由光禄寺供饮食，开始了第二次大规模编书活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