而且南方和北方都有自己特别的本领，比如骑马射箭，是北方的特别本领，比如操船、步兵战，是南方的特别本领。现在替北方打算的人，每天在修理整治他们的海船，而南方的海船却没有听说在修理整治。有人说我们的船是一直准备在那里的，有的又说我们的船虽然还没有准备这只是因为害怕打扰百姓啊！绍兴辛巳（1161年）的那场战争，山东、采石地区的胜利，不是靠的骑兵，不是靠的弓箭，不是靠的步兵，而恰恰是靠战船的功劳。但是当时的战船，现在还能够再使用吗？再说对百姓一日的打扰和国家长期的安危相比较，又是谁轻谁重呢？可见万事中本来就有着比打扰百姓更重要的事情啊！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五件事情。
圣上认为现在是什么时候啊！现在是金人一天一天进逼，边境一天一天受到骚扰，但是却没有听到对防备金人有什么对策，对保卫边疆有什么办法；而耳中听到的只是哪一天研究学习哪一条礼法条文，哪一天进呈哪一种书册史籍，这是用乡饮的礼节去治理军务，用跳干羽的舞蹈去解救敌人的包围啊。这就是我听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六件事情。
我听说古代的国君，百姓不能使他醒悟，那么天地能使他醒悟。今天国家所发生的情况又怎么样呢？敌情是如此的不可捉摸，而君臣上下都处之泰然，就像太平无事的时候一样，这说明百姓是无法使国君醒悟的了。所以上天就显示灾变，前些时候荧惑星侵犯南斗星，近日镇星又侵犯端门，荧惑守着羽林。我只是个书生，不通晓天文，不敢以为我的观察就一定是对的。至于今春正月太阳颜色发青而无光，好像有两个太阳在互相摩擦，这不是一件极大的怪事吗？然而上天还恐怕皇上不相信，所以在开始暖和的时候，又下了雨雪来杀害农作物，这不是一件极大的怪事吗？然而上天还是怕皇上不相信，所以在五月庚寅那一天，又发生了地震，这不又是一件大怪事吗？再说，上天显示的灾异发生在远方的，臣子不敢上奏，不信也就算了；地震发生在外州的，州郡长官不敢上达，不信也就算了，现在是灾变不断地发生，地震竟震到京师来了，而仍旧听不到君臣中有什么惊恐，也听不到朝廷中有人征询、查问。百姓不能使国君醒悟，那么天地能醒悟人君。我不知道皇上经过天地的这些警告，是醒悟了呢，还是没有醒悟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之时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七件事情。
自近年以来，两浙最先发生旱灾，接下来江淮又发生旱灾，以后湖广又是旱灾，逃荒的人接连不断，道路上饿死的人相枕藉。而常平仓中备荒的粮食，有名而无实；上面下了储备粮食的命令，下面却并不立即执行。在太平年代没有事情的时候，不知道有救灾这样的事情；当发生灾荒有事的时候，将仰仗什么作为救济灾民的粮源呢？这就是我所说的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八件事情。
古时候，要使国家充足，百姓富裕，只有粮食和货币。现在所谓钱这东西，富商、大贾、太监、权贵藏得满屋都是，至于百姓，军队士兵所用的，只是破纸币而已。万一像唐代泾原（今甘肃泾川）的军队那样，因为不满意吃粗粮，就把它一脚踢翻，嘴里还说了很多难听的话，于是引起了朱的叛乱，这能不令人寒心吗？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而先进行议论的第九件事情。
古时候，一个国家建立，必然有可以敬畏的地方，不是敬畏它的国家，而是敬畏他的人啊。所以苻坚想图取东晋，而王猛认为不可，认为谢安、桓冲是江左有威望的人，可见能保存东晋王朝的，就是这两个人啊。前些时候有名望的宰相比如赵鼎、张浚，著名的将军像岳飞、韩世忠，这些人都是金人所害怕的啊！近来刘珙是可用的人，可惜早死了，张也是可用的人，但是他给小人们中伤诋毁而死了，万一发生了急事，不知可以率领各路军队打仗的是哪个人，可以担当一个方面的又是哪个人，而金人一向所害怕的又是哪个人？或许有人会说，一个人是否有才能，要在用了以后方能看到。我听说《礼记》上面有这样的话：“如果有车就一定能看到它车前的轼，如果一个人说话就一定能听到他的声音。”现在却说有这样的人才，但是却没有听说他能否做将军、做宰相，这是有车而没有轼，有言而没有声啊！而且所谓只有使用后才能看到他的才能，这就是说不是用大的安危、大的胜负考验他，就无法了解他是可用还是不可用。平时一点也不了解这个人，一定要等到国家碰上大的安危、大的胜负的时候才能看到他的才能，这样，事情成功了固然是万幸，万一事情失败了呢，岂不是悔之莫及？从前谢玄打败北方的苻坚，郗超是早就知道他必胜无疑的；桓温西伐李势，刘也是早就知道他必然会取得胜利的。这是因为谢玄在做木屐这样的小事上也是非常认真对待的；桓温在赌博时如果不能得手他就不干，这两个人在平素没有发生大事的日常生活里，观察他们对待小事情的态度上就可以相信他们在大事情上必然能获得成功，何必一定要到在大用的时候才能看到他们的表现呢？这就是我所说的在事情还没有真的发生就先进行议论的第十件事情。
希望圣上能站得高一点，这样就能看得远一点，对问题也就会看得明朗一点，领悟得深刻一点。不要骄矜自负，以为自己有崇高的圣德，结果恰恰是增加了自己的无能；不要自以为中国人口多、积蓄的物资丰富，而应该严肃地看到我们还有很多没有具备的东西。不要把天地发生的灾变看成是偶然的现象，而应该效法宣王在灾变面前深表恐惧；不要对我的这些苦口婆心的忠告感到刺耳，而应该善于体会唐太宗对待诤谏的正确态度；不要以为女人、宦官之类左右小人的影响政事只是小事，而应该把汉、唐末世造成祸乱的那些根由作为借鉴；不要以为仇敌所包藏的祸心没有什么了不起，而应该把宣、政晚年所受的严重灾害作为警戒。要督责大臣们像富弼那样把边境的军事情况互相通报，不要让东西二府相互之间产生异心；要责成大臣们像萧何那样向朝廷推荐有奇才的谋臣良将，不要以为文和武是两条道路而车辙就不一样。不要让唐代大历那样某些人因为贿赂了宦官就可以成为镇守一方的军政长官的弊端重新发生，也不要像后梁段凝那样因为某些人买通了他的宠幸小人而得到招讨要职以致造成惨败的事情重新发生。要用重视四川那样的态度去重视荆州、襄州，这样可以使东、西两州的形势相接，连成一片；要用保卫长江的决心去保卫两淮，使长江和两淮就像衣服的表里，嘴巴的唇齿那样互为依靠。不要以为海路没有问题，不要以为长江就一定可以依靠，增加仓库积聚粮食，修造战舰扼守险要。君臣之间的答问，早晚之间的讨论，暂时把那些不是当务之急的事情搁置起来，专门讨论如何防备敌人的对策。这样，才上可消除皇天的灾变，下不致落入敌人所设的奸计。
然而天下的事情有主要的有次要的，就像树木的有本根，有枝叶一样。我前面所说的那些道理，不过是一棵树木的枝叶而已，什么是本根呢？就是国君不可以自以为是，把一切事情都包揽在自己身上。国君把一切事情都包揽在自己身上，那么百官就没有事情可做，就不会主动承担什么责任了，然而这样还不至于危害到国家的根本。如果在军事方面，还是这样说：“谁当承担这份忧患呢？我应当自己来承担这样的忧患。”今天的情况难道就没有类似这样的情形吗？《左传》中说：“树木和水都有本原。”皇上的学问是十分渊博和高明的，希望能够认真思考什么才是皇上真正的本原。
东宫讲官缺职，孝宗亲自提升杨万里为侍读，宫中的官吏们因为得到一个正人而相庆贺。过了些日子，在读到《陆宣公奏议》等书的时候，杨万里都根据原意加以发挥，进行规劝，提出警戒，太子深深地敬重他。王淮做宰相，一天问杨万里：“宰相首先应该做的是什么事情？”杨万里回答说：“人才。”又问：“谁是人才？”杨万里立即开列出朱熹、袁枢等六十人的一份名单送给王淮，王淮先后提升任用了这些人。杨万里历任枢密院检详，守右司郎中，迁左司郎中。
淳熙十四年（1187年）夏，发生了大旱灾，杨万里又应皇帝的命令上书朝廷，书中说：“大旱已经两个月了，然后再要求大家发表意见，不是太迟了吗？可是又只要求上自侍从，下到馆职这阶层的人员发表意见，范围不是太小了吗？这次之所以会发生旱灾，是因为上面的恩泽没有流到下面去，下面的情况没有通达到上面来，所以天地之气相隔绝而不通。”因此他分条罗列了四件大事献给皇帝，言词都非常恳切。后来迁秘书少监。这时正值高宗驾崩，孝宗想守三年丧，因此创立了一个议事堂，命令皇太子参预管理政务。杨万里上书孝宗，竭力规谏，而且又上书皇太子，说：“天无二日，民无二王。一踏上危险的境地，懊悔还来得及吗？与其连懊悔都来不及，还不如推辞而不让自己处于这个境地。希望殿下三番五次地推辞，而一定不要答应去管理政务。”太子听了，毛骨悚然。高宗还未下葬，翰林学士洪迈不等集体商议，就独自决定把吕颐浩等人列入配飨的名单送给孝宗。杨万里上疏批评反对，竭力主张让张浚参预，而且指责洪迈这样做无异是指鹿为马。孝宗看了杨万里的奏疏很不高兴，说：“杨万里把我看成怎样的皇帝了！”因此把杨万里以直秘阁的身份外放为筠州（今江西高安）知州。
南宋车船（模型）光宗即位后，召杨万里为秘书监，杨万里进宫回答皇帝的问话时说：“天下有看不见的祸害，僭越的人并非权臣，而比权臣的僭越还厉害，扰乱国家的并不是盗贼，可是比盗贼的扰乱还厉害，这不就是说的朋党吗！因为希望激怒人主的没有比朋党更逼切了，想把天下人才搞光的也没有比朋党更厉害了。朋党争论的产生，其始发生于士大夫中，而它的祸害却遍及于天下。前面发生的事情已清楚地说明了这一点，希望皇上能在您圣明的心中树立一个君主的统治标准，客观地、公正地听取多方面的意见，并且能多看看周围的实际情况，不让他们培植私党，一旦发现，就打散他们，是君子，就任用；是小人，就放废，都不要去过问他是属于哪一个党哪一个派。”又说：“古代的帝王，固然也有人知道把大权独揽在自己手里，但是却不知道臣下在窃夺他的权柄。大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臣手中去了；大将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大将手里去了；外戚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外戚手里；近臣窃取了权柄，那末权力就落到了近臣手里。窃权这件事，最难防犯的，不就是近臣吗？！因为他们并不是公开盗窃的，而是在私下偷偷地干的，开始是私下偷偷地窃取，到最后必至于公然窃夺才肯罢休。这样的事不是很可怕吗！”
绍熙元年（1190年），杨万里借为焕章阁学士去接待陪同金国贺正旦的使者并兼任实录院检讨官。当时正值《孝宗日历》编成，参知政事王蔺依旧例请杨万里为此书作序，而宰相却去请礼部郎傅伯寿作序。杨万里以失职为由竭力要求去职，皇帝派官向杨万里进行解释，勉励他继续留任，恰巧要把《孝宗圣政》这本书送进宫去，杨万里就担当了这个责任，他恭敬地捧着这本书进献给皇帝，但是皇帝还是不高兴，于是外放杨万里为江东转运副使，权总领淮西、江东军马钱粮。朝中议论打算在江南各郡使用铁钱，杨万里上疏陈述使用铁钱的不方便，又不按诏书的命令执行，违背了宰相的意见，因此改调为赣州（今属江西）知州，杨万里不赴任。后来他要求去礼部，结果授秘阁修撰，提举万寿宫，从此以后就不再出来了。
宁宗即位，召杨万里去临安行宫，杨万里辞谢不去。不久升为焕章阁待制，提举兴国宫。杨万里以年老为理由要求告退，结果是进杨万里为宝文阁待制后退休了。嘉泰三年（1203年），诏进宝谟阁直学士，并赐给他衣带。开禧元年（1205年）又下诏，杨万里又辞谢不去。第二年，升宝谟阁学士。去世的时候83岁，赐光禄大夫。
杨万里为人刚直而急躁褊狭。孝宗开始时爱他的才，以此问周必大，周必大没有说杨万里的好话，因此没有得到重用。韩胄掌权，想网罗天下知名人士作为他的羽翼，曾建立了一个南园，请杨万里为这个南园写一篇记，许诺让他到中书省、门下省去做官。杨万里说：“官我可以不做，文章是不写的。”韩胄很恼火，改命别人写了文章。杨万里在家里赋闲了十五年，都是韩胄掌握国家大权的时候。韩胄专权僭越日甚一日，杨万里十分忧愤，怏怏成疾。家里的人知道他是忧虑国家的原因，所以凡是从京中来的邸报中关于政局的信息都不告诉他。忽然有一个族中的子侄从外面来，讲到韩胄用兵的事情，杨万里痛哭失声，大呼拿纸来，他在纸上写道：“韩胄是奸臣，专权误国，目无君上，玩弄兵权残害人民，阴谋危害社稷，我空有这颗脑袋，却是报国无门，惟有一腔孤愤！”又写了14个字和妻室、子女告别，放下笔就去世了。
杨万里精于诗歌，曾著《易传》流行于世，光宗皇帝曾为杨万里写过“诚斋”二字，因此学者称杨万里为“诚斋先生”，谥号“文节”。
正直大度的黄裳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