将小说的手法融入散文，从而增强了散文的可读性与趣味性。这是冬晖散文的一大特色。冬晖在红袖添香个人文集里面的一篇散文，让我至今记忆犹新。那篇散文叫做《妻子好辛苦》，讲述了男主人公因为妻子外出学习半个月，我通过当管家婆，感受了当主妇的辛酸苦辣，从而改变自己的看法，对待妻子越来越体贴温存的故事。冬晖此文先写小两口刚从学校毕业，写到他们的学生气，叙述语言就颇有小说的风味：
“当时，我们俩浑身学生味儿，工作热情特高，但理家却一窍不通，今天米面没了，明天青菜断了，往往做饭时到处借盐找醋，一顿饭搞得全院儿人仰马翻。见来了俩不食人间烟火的‘大孩子’，左邻右舍都特别照顾，每逢做饭，西家婶子来了，东家大姐到了，这个示范切菜要领，那个忙着捅炉子烧火；这家拿来葱，那家送来姜，一个不到八平米的厨房，经常四五个人出出进进，叽叽喳喳，好不热闹。我也就顺水推舟，乐得清闲，让出本不宽裕的领地给那帮半边天，自己躲到屋里泡电视，优哉游哉；或者他们做饭，我袖手旁观，做忠实观众。”“我”劳神费力千辛万苦伺候儿子的起居，谁知儿子“儿子却不买账，不是嫌衣服洗得不干净，没叠好；就是饭菜不可口，搞得我一点成就感都没有。”读到这里让人忍俊不禁，欢笑之中带着几分辛酸与沉重。冬晖的文章，忧郁，凝重，能够给予读者回味。
对于言情小说，我素来怀抱一种中立的态度，更多的时候是贬斥。琼瑶的言情小说，缠绵悱恻，小女人味道很浓厚，看起来就像话剧，颇有些矫揉造作之嫌。始终觉得，在言情小说里面缺少一种东西。那就是阳刚之美。一种文学作品如果一味沉溺于柔弱的情感漩涡，很容易陷入媚俗的圈套。言情文字这种东西，只适合一般女人消遣与娱乐。
冬晖的这部小长篇小说具有反讽意识，有着看似稀薄的批判主义色彩。主人公晓是品学兼优的本科生，由于不懂人情世故，在工作中刻苦勤勉锐意创新的他，一度受到学校中高层领导的“置疑”；晓在担任镇纪委书记期间，革除计划生育站陋习，让副镇领导全部自行交纳电费，得罪了常务副镇长的妻子及一批权贵。晓在工作中，尽情地展示自己的才华，引起了同事及领导的不满……然而晓却没有遭受太多的打击，却因老师“得道”（提升为教育局局长）而青云直上，但是情感的困惑自始至终是他心头的不散的阴影。
晓的妻子凌是个年轻漂亮的女人，因为她的美貌与气质，因为得到大学程老师（即“程县长”）、镇委书记、县委组织部长的垂青与“垂涎”，仕途一帆风顺，从普通干部一直做到团县委书记。
凌是个模棱两可的人物，她有时候颇有正义感，有时候显得很猥琐——为了自己美好的前程，不惜对老师和上级投怀送抱。冬晖写凌时，肯定存在一些矛盾，至少我是这么认为的。凌在这部长篇小说里面，简直像一条变色龙。例如作者在文中介绍凌，凌是受了村支书公子的“花言巧语”，而这与凌在文中的心理感受自相矛盾。读者可以看到，凌沉入与公子的爱情之河，纯粹是自愿，并颇有成就感与自豪感，显然不是由于公子的花言巧语。凌有时候表现得很无可奈何，甚至是正义凛然，让人扼腕叹息，有时候却是一副寡廉鲜耻的作派。如果说凌在嫁给晓之前的种种失身可以让晓原谅，那么和诚实善良的晓结合之后，凌一厢情愿与程县长和组织部长的苟合，则有些让人无所适从了。凌前后对性的放纵，让人觉得她是一个水性杨花的女人，她和晓的意外升迁，显然与她的裙带关系有牵连。凌既然选择跟晓从头开始，为什么一而再再而三地让晓失望呢？！
还有，作者片面强调晓和凌的婚姻裂痕，居然忽视孩子的学习生活，并相互推脱责任，那说明凌和晓都没有尽到父亲母亲的责任。两人的工作忙碌并不是问题的关键。凌善于适应时代潮流，为了奔向好的前程而不惜牺牲自己身心，这还情有可原。但是，作为一个善良正直的父亲，晓完全忽略孩子的学习，这就让人觉得匪夷所思了。即便是晓不能原谅凌的过失，孩子并没有错吧？相反，一个健全的男人反而会毅然挑起教育孩子的重担，竭力教导孩子去做自尊自立自爱自强的人。这才是一个受了情感打击的男人最本能的想法和意愿。
另外需要稍加说明的是，该小说虽然是言情小说，言情小说固然不可避免写云雨之欢，但是写作者必须把握一个度，如果一味想吸引读者的眼球，很容易陷入色情小说的泥淖。
在《红颜情殇》这篇小说中，作者写热烈的床底之欢的情节不下十次，极尽煽情之能事，有些地方简直可以称作是“摇滚”文学。作者不惜大力气大笔墨在这上面做文章，我觉得这是大可不必，这样其实反而抽干了小说本来尚存的一丝文学底蕴，只会让读者反感，甚至嗤之以鼻，不能收到预想的效果。这是作者在今后的创作中千万不能忽视的问题。
山东著名作家张炜说过，“文学与时代潮流共舞，使精神变得平庸；坚守和抵御，产生卓然不群的文学。”张炜又说，“一个作家为谁写，满足谁，很大程度上决定了他是否大器。”
看到冬晖洋洋洒洒五六万字的言情之作，我感到意外和震惊，冬晖竟然能够写出如此华丽动情的文字，我在钦佩冬晖超凡的柔情的同时，有些替他惋惜与委屈。因为让一个七尺男儿去做这样的一件事，委实有些牵强附会，强人所难。
看过冬晖的小说《钥匙》和《华威先生再世》，我冥冥之中觉得，冬晖更应该朝讽刺或批判的文笔方面发展，或许，冬晖更适合写一些批判现实主义的作品，退而次之，用小说的笔法去写散文，也许能够更快找到最适合自己的文学之路。这是我作为文学朋友对他寄予的厚望。
2007年处暑
着重氛围与意绪提高小小说内涵
郁达夫云：“一粒沙里看世界，半瓣花上说人情。”小小的世界，能够容纳大景象，印证社会的缩影。小小说的短小的容量决定了其对语言的浓缩与凝练，“只能惜墨如金，不能有一点语言垃圾。要简洁，洗练，精美。”（刘海涛语）
小说评论家刘海涛又说：“立意新奇，意外结局，结构完整是小小说的三大要素……‘机智’和‘巧妙’是小小说的重要品格，只有通过机智化，巧妙化的表达的单一才是小小说理论要求的单一。”我相信崔立兄是深谙这些写作规律及技巧的。不然他的小小说写得如此好看耐读，让人瞠目结舌、哑然失色？！崔立的小说无疑是他的读者茶余饭后的一道精致的快餐。
崔立兄的小说应该属于批判现实主义风格吧。《惹祸的避孕套》《虚构的车祸》《丢失的百元大钞》三篇是爱情小说，《中秋月儿圆》是写下岗职工题材的辛酸历程，《策划时代》是写貌似真实的虚伪的友情，《贼》是写“阴差阳错”的贼，间接地揭露腐败官员的狡诈与吝啬，《去和白云朵见个面》写的是虚拟网络众多的无聊、轻慢与恶心。《一瓶矿泉水》是写滴水之恩当涌泉相报；《惹祸的避孕套》——主题是“聪明反被聪明误”，极尽诙谐讽刺之能事；《虚构的车祸》主旨是“野花不如家花香、劝君惜取眼前人、糟糠之妻当爱惜”；《丢失的百元大钞》的题旨是“苦苦寻求的爱情未必能够抵得上即将到手的爱情。”
崔立的小说写的机智而巧妙。崔立的小小说，“需要一定时间和精力去构思与运酿”（姚远芳语），就是写得颇费心机的，在可读性方面作了充分的努力。崔立的小说，读后感觉缺少一种什么东西。好像就是内涵吧！崔立的小说构思巧妙，但是相对而言缺乏意境，余味不浓，缺乏发人深省之处。另外，崔立的小说的技巧的痕迹太严重。我觉得《虚构的车祸》《丢失的百元大钞》这两篇爱情小小说立意浅陋，完全凭着主人公的形而上的一厢情愿的所谓“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有些脱离生活的倾向，纯粹是作者运用“巧妙”的结果。所谓艺术是“源于生活，而高于生活的”——这个高于生活不是凭空想象的，它应该是“出乎意料，而有在情理之中”。相对而言，另外一篇爱情小说《惹祸的避孕套》极尽诙谐讽刺之能事，后面设置的“组委会补发两个避孕套”的文眼，就写的高明多了——既是机智巧妙，有合乎情理。
崔立善于提炼与筛选人物最典型的细节来表现人物的心理及精神风貌，《惹祸的避孕套》便是典型例证。《惹祸的避孕套》是我最先看到的而且印象特深的崔立的小小说。我个人认为，《惹祸的避孕套》之所以成功，主要是作者对于爱情与婚姻有自己切身体验与感悟，作者对夫妻关系的了然于心，使得小说如虎添翼，韵味无穷。《惹祸的避孕套》这篇文章，作者对“气管炎”的切入入木三分，活灵活现，能够让读者感同身受、产生心灵的共振。男主人公“老王”是个作家，喜欢“过嘴瘾”，因为第一年开笔会发了两个避孕套，心想第二年开笔会照旧会发；于是，自以为是跟老婆开起关于避孕套的玩笑，“老王”是有贼心无贼胆——“算借老王几个胆，他也是不敢的”，第二次开笔会趁机拜会了初恋情人（但是没敢同老婆说，因为怕老婆起疑心），那天晚上，“老王”去初恋情人家，受到到主人盛情款待，多喝了几杯，回到开笔会的宾馆；老婆那边以为“老王”假戏真做，晚上接二连三打了几个电话，等到“老王”回宾馆来，说了两句，气咻咻地挂掉电话。回家那天，“老王”才记起这次组委会没有发避孕套，为了自圆其说，特地到商店选了五个一袋的与上次一个牌子一个款式的避孕套。终于回家了，“老王”自作镇定自作聪明地解释有关避孕套的事情，谁知老婆拿出组委会的“补发避孕套”的通知——小说的文眼，老婆看出老王买的避孕套是一袋五个，让“老王”坦白交代另外三个的去向，老王当然懵了……小说到此戛然而止，当男人的悲哀与被动、女人的横蛮刁钻与咄咄逼人栩栩如生地展现在读者眼前，仿佛历历在目，就像是真的一样。写男人的“气管炎”，崔立写得微妙绝妙高妙。
下面，我着重谈一下对崔立小小说的几点建议。评论家谢有顺倡导小说的“舒缓”特征，提出小说的“散文抒情”特色：“很多作家一写起来，往往就会迫不及待地往目的地跑，缺乏舒缓的东西，叙事太紧张，艺术性就会受到影响……我对当下小说的不满，有一点，就是情节、叙事太紧张，不从容。很多人认为，小说是拒绝抒情，不能有议论的，但我觉得到了现在这样一个时代，小说怎么写都是对的……”可见，其他文体等多元因素的注入，是提高小说艺术性一种手段。
著名作家张炜提出的“小说的悟性”，我很欣赏：“在一个人的全部创作过程中，最有意义的常常是一种悟想。悟想是排除干扰和影响尽可能封闭的结果……现代小说艺术逐渐失去了一种永恒的力量，主要原因就是舍弃了悟想，不自觉地走入了繁琐的阅读和仿制。这是一个时代的命运，难以逃脱。表现在当代小说创作上，就是其作品越来越没有了个人思悟的色彩和质地，而总是急不可耐地加入贴近了一个时代的主题和气质，比如共同的牢骚和伤感、共同的嘲讽和颓废。”崔立的这个小说系列，显得比较“急不可耐”，其主要基调是“牢骚和伤感”、“嘲讽和颓废”，缺少温暖的、宽大的一面，让人看不到生活的曙光。“牢骚与伤感”实际上也是文学创作的初级阶段表现，真正成熟的作家的作品大多应该是美好而充满善意的，摆脱的“哀怨”的腔调是一个作家成熟的基本标志。
汪曾琪在论及小小说时，提到小小说的诗性与散文抒情性：“短篇小说的一般素质，小小说是应该具备的。小小说和短篇小说既相近，又有所区别。大体上讲，短篇小说散文的成分更多一些，而小小说则应该有更多诗的成分。小小说是短篇小说和诗的杂交出来的一个新品种。它不能有叙事诗那样的恢弘，也不如抒情诗那样强的音乐性，它可以说是用散文写的比叙事诗更为空灵，较抒情诗更具情节性的那么一种东西。它又不是散文诗，因为它毕竟还是小说。”散文笔法与诗性的融入，对于提高小说的意境与魅力，将产生意想不到的效果。例如现当代许多小说大家都是精通散文或散文诗高手，比如鲁迅、沈从文、巴金、冯骥才、徐迟、碧野、贾平凹、汪曾琪等人在散文或者诗歌（或者两者兼而有之）领域取得了卓越的成就，散文写作的手法与格调对于提高他们各自小说的韵味与底蕴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窃以为，散文与诗歌的手法及笔调的融入，是崔立兄小小说目前必须突破的重点，希望崔立兄以后在情景交融方面也做一些尝试，这样就能弥补小说在氛围或意绪方面的不足，跨入崭新的台阶，向大雅与雅俗共赏方向的挺进，而不仅仅是单一满足于普通文学爱好者的口味与审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