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那个年代，学专业时间少之又少，又断断续续的，眼看这4年时间已过了，全班同学都渴望能按专业分小班专项学习，终于到最后一年分了油画班、中国画班、装饰班。我进了油画班，班里有6个同学，卓家棋当小班班长，陈运义老师教油画。虽然白天全班都在努力学画油画，但大家还是觉得已面临毕业，学画时间剩不多了，一致提议用晚间自习时间补画素描。全班七嘴八舌：“画人体速写吧！”“这哪行！”“没有模特儿啊？”“早就取消啦！不都说那是资产阶级思想，被批判了，停啦！还敢画呀？”顿时鸦雀无声。过会儿突然全班又叫声大作。“不怕！”“研究人体解剖有何罪！”“我们没时间啦！”“干！干！”不知哪儿来的哪股冲劲，天不怕地不怕的。“可没模特儿啊？”“那就画我们自己吧！”“对啊，我们这6个和尚轮流做不就得了！”那年代画人体是大逆不道的，艺术院校“人体写生”课早被废除，谁还敢顶闯！这胆子也真太大了。“我们又没画女人的裸体，画的是穿裤衩的自己的同学，怕什么！”“画！我们关在自己教室里，谁知道。”就这样大家暗地里偷偷将画室的大门、窗户都用报纸糊了两层，再挂上暗色背景布。油画班教室在系办公楼的二层角落边，里面一面是与大礼堂的隔墙，另外3面的窗外没什么房子，大门外走道很少人走动，这七糊八挂的外面很难瞧见，6个人在里面画画，谁也不知道。开始大家商量谁先做模特儿，班长卓家棋自荐“我个子最大先来”，然后刘友德……而嫌我个子太小就最后一个呗。我们还特定了“公约”，这是班上的“绝密”级秘密，谁都不能泄露。这样一场地下秘密活动静悄悄地开始了。晚间6个“和尚”躲在画室里，鸦雀无声，兴奋异常，连咳嗽都没敢出声，个个紧握画笔，“刷刷刷”地全浸没在画纸里。这还真是画人体呢，当时正是困难时期，从没吃过饱饭，几个月还吃不上一两次肉。台上的同伴“真瘦”，没了脂肪但条条骨头肌肉还是清晰的，全班个个聚精会神，精神抖擞，不知哪儿来的劲儿，个个都觉得画得很有成就感。
才画几个晚上，有一天，班长突然被叫走。“你们油画班在干什么……”班长无奈。继而严厉的批评接连不断！那时，全国正在大搞“插红旗拔白旗”，油画班还敢顶风自作安排，走“白专道路”，怎么不会被批判呢！我们自以为糊得那么密，谁料哪有不透风的墙，还是被发现了。就这样，这私下自行组织的“人体写生”第一轮还未轮完就戛然而止，我连模特儿都还没做活动就夭折了。
现在大家都已是七老八十的退休老人了，有些同窗也已不在了，可碰上同学会，一提起这些往事都笑得合不拢嘴，难以忘怀。现在“人体写生”早已恢复。过去专业单一的美术系科已发展成学科完备、规模齐整，有博士点、博士后研究站的美术学院，人们再也不用担心有政治运动的干扰。回首往事，我们衷心祝愿母校锐意进取，开拓创新，突飞猛进，在培养全新艺术人才的大道上取得累累硕果。
（黄洪恩美术学院1953级校友）四载光阴铸我魂
◎池乃书
1953年院系调整之后，新中国成立后成立的福州大学改建为福建师范学院，并从1953年夏季开始从全省各地中等师范学校应届毕业生中，遴选部分优秀毕业生直接保送进入福建师范学院就读。我就是在这种大好形势下，幸运地被永安师范学校保送成为化学系第一届新生中的一员。以下是我对当年学习生活的一些回忆。
一、成绩的考核及当年独具特色的口试
当年每学期考试课程不得超过3门，其余就是考查课程。考查课程由平时阶段考试成绩和作业完成情况综合评定学期成绩，而考试课程必须进行严格的期末考试——口试。
口试是学习前苏联的一种考试方式，这与过去一贯采用的笔试完全不同。口试对于老师的难度和关键在于出考题和编组考签。按规定，考签数不得少于参加考试学生数，每张考签不得少于3道题，考试内容要涵盖考试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因此老师必须殚精竭虑、挖空心思地出好上百题考题，然后再细心地平衡编排出几十张考签。考试时由学生自行抽签。考过的考签不得再用。
口试对于学生的好处在于要全面、系统、深入和牢固掌握课程的基本理论、基本知识和基本技能，可以克服过去笔试时由于只有一张考卷常会出现的抓重点、猜考题，甚至携带字条以及考场上交头接耳、交换考卷等各种作弊现象。此外，在口试时老师还可以针对学生作答的情况进行必要的启发和提问，便于全面了解学生掌握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而作出公平的评分。
口试制度的优点和好处，在于使学生真正学到了完整、系统的科学知识和初步掌握解决问题的基本能力。这为我一生从事教学和科研工作打下了重要基础。口试制度可谓功不可没。
二、党组织的建设
1953年我入学时，化学系只有一位党员教师，兼做我年级的班主任，她非常关心在我年级中发展党员。当时由于我对党的感恩思想，在听完党课教育之后，于1954年春就递交入党申请书，开始接受党的教育和考察。1954年秋季，学院从福州工农速成中学应届毕业生中，招收了一批经历解放战争和土改运动而离职学习的工农干部进入学院各系就读，因此化学系1954级本科生46人中就有十几位工农速中的毕业生，其中有11位是共产党员，于是化学系就建立党支部，承担着党组织建设的重任。
首先抓思想建设。通过上党课、学习党纲党章等多种活动，进行党的性质和宗旨先进性的教育，端正入党动机和态度。
其次抓组织建设。对申请入党的对象的家庭、社会关系和个人历史进行调查以及对个人政治、学习和工作等方面表现进行考察，确定近期和远期发展对象，并指定党员负责联系发展对象。当时，我就得到两位党员的联系和帮助，指定学习刘少奇的《论共产党员修养》，约定每半个月进行一次口头思想汇报，每一个月写一次学习收获的书面汇报。由于我对党忠诚老实，勇于暴露和批判自己心里深处的个人主义思想，以及勤奋刻苦的学习和担任班长工作的表现，终于在1955年五四青年节被吸收入党。从此，我在党的阳光照耀和哺育下，有了明确的政治方向和坚定的理想信念，激励我不断前进和成长。
化学系的党组织从成立党支部起，不断发展和壮大。在学生中各年级都建立党小组，就我的年级来说，毕业前就吸收7位党员，占全班学生比例142%。此外，在教师中也积极发展党员，特别是在高职称中发展，在我毕业之前就有林仁穆教授、周寿悌和张其昕副教授被吸收入党。
为了加强化学系党的领导，1955年初，院党委派了一位在新中国成立前参加厦大地下党的老党员担任专职党支部书记工作。从此，化学系党组织更为壮大和健全。
三、学生班级组织和活动
学生班级组织有班长、团支部和班委会。由班长、团支书、班委会主席组成三角，领导和组织开展班级各项活动。班长是系行政指定的，团支书是团支部选举产生的，班委会主席是全班民主选举产生的。班长是班三角的核心。班委会下设学习、生活、劳动、文娱、体育委员，团支部下设组织、宣传委员。
班级活动是围绕“德、智、体全面发展”为主旨而展开的。德育是首位，学习是中心。行动的口号是：又红又专。每个学期都要制定《红专计划》，提出自己在政治与专业方面努力的目标和具体行动与措施，并予以张榜公布。期中进行自查，期末在班级上进行检查，做得好的，给予表扬，做得不够好的，自己提出努力改进的措施。每学年在班级上要评选班级优秀生，送给系里审核，由系行政评出一、二等优秀生，并发给奖学金。
1953年开始，党和政府对高等师范院校实行全免费和困难学生助学金制度等，不单学费和医疗费全免，而且伙食费也全免，每个月以9元标准下拨给学校。因此，我们每天中、晚餐有4菜1汤，早餐有稀饭和馒头，放开肚皮吃。上午课间操时段还有豆浆免费供应。为了监督食堂将每天拨发的伙食费都用于学生伙食，由学生会生活部组织各班生活委员和部分学生，轮流每天检查验收食堂采购员采购回来的物品品种数量是否与账单发票相符，并予以签字确认。伙食有保证，营养能均衡，使我们的体力与精力倍感充沛，足以对付紧张与繁重的学习任务。
坚持体育运动。我们坚持每天早餐6时起床，6点半上操场做早操；上午课间半小时再做广播体操；下午第3节课下课，也要上操场选择自己感兴趣的体育项目进行锻炼。即坚持每天“两操锻炼”不动摇。
文娱活动主要是组织歌咏队和舞蹈队，利用业余时间排演歌曲合唱和舞蹈节目。由于我们年级来自普通师范学校的同学较多，在艺术修养占有优势，因此，在全系或者全院比赛中，屡屡获奖。
热爱劳动是重要品德之一。参加劳动是锻炼这一品德的一门必修课程。因此，宿舍和教室都由值日的同学打扫，公共场所（如宿舍走廊、楼梯、操场等）划片包干也由同学轮流打扫，并且定期进行检查评比。此外，教室的黑板，在老师下课后值日生要擦干净，不能留给下一节课的老师来擦。
1954年召开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并通过第一个国民经济建设和社会发展的五年计划，社会主义建设进入新高潮。社会稳定、和谐、平实、向上，夜不闭户，路不拾遗，嫖赌毒绝迹。在学校人文环境中，没有喧闹、没有花花绿绿，只有专心于做人、做事、做学问。因此，班级活动都以集体活动为主，业余时间多用于集体看电影、参加球类比赛、参观展览会、逛公园、跳集体交际舞等。
1955年1月20日下午，台湾叫嚣“反攻大陆”，悍然出动轰炸机在福州台江区进行狂轰滥炸，炸毁和大火烧毁近千家居民住宅和商店，致使数万人家破人亡。此时正值临近春节之际，天寒地冻，灾民生活苦不堪言。学院党委立即动员和组织师生参加救灾，我和班级10多位同学放弃回家过春节，一起参加了学校救灾队赶赴灾区进行救灾活动，早出晚归，对每家每户进行财产损失和人员伤亡登记并上报，以及发放救灾物品、清除废墟等，一日三餐都是和灾民同吃救灾饭，历时近20天。由于自己感染了急性肝炎，不得已提前回校，住进了医院治疗。
1957年春夏之交，我们班级不可避免地经历那场扩大化的反右派运动，有3位同学被无辜错划为右派，但是在毕业分配工作中按计划分派到中学任教。
1957年夏，我和其他4位同学又一次幸运地被化学系留任，担任物理化学课程助教。从此，我在自己母校，继续在党的阳光照耀下，以教育我的恩师为榜样，努力为党和人民教育事业奋斗终生。
在兴奋之余，我在日记上写下：心有冀，志高远，美无限。
（池乃书化学与化工学院1953级，副教授，曾任化学系副主任）竹篷里飞出了金凤凰——回忆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化学系◎林文修
1955年，我18岁，通过高考，考进福建师范学院化学系。当年的化学系系址就在现在的旧校部，跟物理系在一起，称为理化地区。教室是用竹子盖的，俗称竹篷教室。学院没有礼堂，就用竹子盖起大礼堂，俗称竹篷礼堂。竹蓬礼堂盖过两个，一个是在现在的综合体育馆那里，一个是在现在的海军军区里面。我们上课就在竹篷教室，开大会和听报告在竹篷礼堂。当年政治运动不断，经常在竹篷礼堂开全院师生大会，由党委书记曾鸣作报告。还有，1957年，林兰英从美国回来，在竹篷礼堂召开由全校师生参加的欢迎大会；1958年，时任共青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来校报告，也在竹篷礼堂举行。胡耀邦报告的题目是《有困难、有办法、有希望》。报告的第一句话是“我今年四十有三”。第二句话是“天不怕、地不怕，只怕湖南人讲普通话”。这些话对于现在75岁以上的当年毕业留校的教师来说是记忆犹新的。就是这么简陋的教室和礼堂，培养了一批批国家建设人才，因此，可以说，“竹篷里飞出了金凤凰”。
20世纪50年代的化学系，师资力量和仪器设备在全校名列前茅。在全国高师也是数一数二。1958年，甘景镐教授为全国高师开办工业化学进修班，来自全国各高师的教师来这里进修，回校后都是各学校的骨干教师。化学系的知名教授亲临教室，为本科学生授课，例如甘景镐教授开工业化学课，林仁穆教授开分析化学课，王岳教授开生物化学课，曹大为教授开物理化学课，刚入学的新生由名教授亲自授课。
1956年的化学系共有教师24人，学生187人。老师很少，但是教授和副教授的比例很高，全系24名教师中教授6人、副教授4人。学校要求学生早晨要到体育场锻炼，晚上要到系图书馆（就是现在旧校部的小礼堂）集体自修，老师下班级辅导，学生的学习效率非常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