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7年9月，我是福州知青，在光泽县华侨中学任民办教师，接到张懿美老师的一封信，说福建师大艺术系也恢复高考，希望我能参加。读信的当时，心情特别激动。张懿美老师是谢意佳先生的夫人，20世纪50年代初他们双双毕业于杭州的国立艺专。在福州，在我们刚学画的一群小青年心目中，他们以及高一呼先生，都是令人崇拜的偶像。因为亲戚的介绍，是年春节我趁着回省城探亲的机会，到仓山程埔头拜访了谢意佳与张懿美老师。他们住在一条小巷的一座筒子楼里。我到时，谢意佳先生不在，是张懿美老师接待了我。她看了我带去的几张水粉写生与素描头像，十分赞许，尤其夸我的色彩感觉不错，也指出我画中所存在的问题，并告诉我，艺术家就是一位劳动者，一位无法懈怠且自觉耕耘的农者。她希望我能不断努力，坚持绘画。交谈的间隙，我看到房间的墙上挂着一幅大画，即谢意佳老师创作的油画《待渔归》（1964年），阳光下的沙滩，沙滩上的渔船，无边的大海，等待的女人；笔调轻松，造型准确，色彩斑驳，灿烂而雅致，抒情且富有诗意，让人敬佩不已。而在张懿美老师的身后，画架上还搁着一张刚完成的油画女性人物头像。不久，谢意佳先生回来了，同样也勉励了我几句。
入冬了还没下雪，闽北山区已是冷风嗖嗖。我攒着两张素描挎上一个包就坐火车到县城，第二天一早乘班车一路颠簸到了建阳，那年福建师大艺术系在闽北的考点就设在这小县城里。方圆10个县市的考生都涌到这里，小小的车站候车室里站着、坐着、躺着都是人，都是前来赶考的人。大家脸上的表情十分复杂，有不少人蹲在那儿哭，据说是没拿到准考证又买不到回程的车票，而且住不起旅舍。那年建阳考点报考艺术系的考生多达上千人，在报名现场通过初选拿到准考证的不过四五百人，美术专业的招生名额仅为3个，主考官是林以友老师。
报名处人头攒动，排着队，好不容易挨到面前见到林以友老师。他个不高，白白的皮肤，红扑扑的脸，有点儿胖，很亲切，总带着微微的笑容。那时他刚从浙江美术学院调到福建师大任教，据说他的绘画很现代，讲究大色块的排布与几何抽象的构图，造型洗练，色彩淋漓尽致，一反苏派风格，很受年轻人的捧，并引为新潮。他打开我的两张素描，那是我行前利用晚上时间完成的灯光作业，四开大小，铅笔画，一张画的是苹果等物，一张画的是“哭孩”那石膏头像，每张都画了12个小时以上。他看后，什么都没说，只将画轻轻地卷上，交代我去领准考证并办理报名手续。
要进考场了，大家提前到了考场外的操场等候。在那里，遇见了中学时的同学以及从同一县城赶来考试的人。大家心里忐忑不安，气氛有点儿沉闷。有人提议丢硬币看运气，大家的脸部表情都被牵动了一下。
专业考试有两场。第一场考素描头像。快结束时，林以友老师走到我们这一考室，估计是巡视吧。他进来后，在我的背后停了一会儿，转身便出去了。我很奇怪，整个考室他为什么就看我一个人？
考试全部结束后，我意外地遇见林以友老师。他在几人的簇拥下迎面走来，冲我一笑，说：“回去等消息吧。”这一意外让我惊喜，也让我辗转反侧，难以入眠。后来，福州的一位朋友告诉我，他问了林以友老师我考得如何，林以友老师说我画得不错，在闽北考区排名第一。不论实情是否如此，还是朋友为了安慰我，我已无从查证，但林以友老师对我有着难以忘却的知遇之恩。等我再见到他，时隔不过一个月，我赴福州参加浙江美术学院的招生考试，考点设在福建师大艺术系，而他也是监考老师，他对我还是一脸温暖的微笑，对我的素描还是持肯定的态度。
艺术类的高考是各院校提前单独进行。就在我准备参加全国统一的普通高校入学考试（实际上也是福建省单独命题考试）时，却接到省高招办的一个电话，说我的名字已在福建师大艺术系的拟录取名单上，但未见我的档案。我到公社知青办一问，才知我的档案被他们误寄到浙江美术学院了。随后，公社知青办主任专程往县招生办补送材料并向省高招办说明情况。因此，我的心情也就松懈下来，是否还要参加普通高考已不是一个问题。按照当时的规定，考生只能以先录取的院校为准，不得放弃；若不服从，则5年内不得报考。全国统一的普通高考是在1977年12月份，闽北山区已是天寒地冻，雪花飘飘。我任教的公社中学也设为高考考场。那年应届高中毕业生都参加高考，其中就有我教过的学生。就在高考前的一天，县高招办打来电话，通知我已被福建师大艺术系美术专业录取，而我那中学的校长邱运祥，也是考场的主考官，就让我从考生转而为监考老师，并享受“十年浩劫”之后第一场高考所收获的喜悦。
熟悉的朋友祝贺我，不熟悉的人羡慕地望着我，因为我是那考场第一个得到录取通知的人，而他们却无法知道那时我的内心想法。那年冬天，几个学生帮我推着一辆板车拉行李，任风雪吹打，在坎坷而曲折的小路上吱吱呀呀地走向车站。当我从山区小站坐上返回福州的列车时，浮上心头的想法只有一个：我可以回家了。
外一篇
我再次回到福建师大也是在冬天。那是1985年12月，从福建省南平师范学校调回母校任教。而这次回来，包含着薛行彪老师及陈运义先生的关爱，同时也是我人生道路上的又一次转折。
早在大三的时候，我的许多课余时间都在图书馆里泡着。因为喜欢读书，也愿意思考些问题，平时动动笔，写点儿小文章，自娱自乐。不久，吴宗翰先生落实政策调回系里，给我们开设了中国美术史。有事没事，我就往他住的那间小屋子里跑，翻看那些陈年报纸及他创作与收藏的20世纪40年代的木刻作品。正是吴宗翰先生激发了我对美术史论的学习兴趣，让我在写作与绘画、知识与技能之间找到了一个契合点。所以，大四那年，除了非要完成的毕业创作，我所有的时间都在阅读有关美术史论的文章或著作，也包括我喜欢的美学论著。暑期我去杭州，吴宗翰先生特地写了封信，让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学报主编金冶先生，专程向他请教，从而使我与金冶先生也有了一段书信往来。1984年，我决定报考浙江美术学院美术理论方面的研究生，吴宗翰先生又写信，推荐我拜访浙江美术学院的宋秉恒教授。
那年考研失败了，但却让我和我所报考的导师卢鸿基教授有了一段难忘的交往。他说，因为面试，他对我有了很好的印象，考后他又写信提出几个问题要求我回答，对我的回答十分满意，也就喜欢了。他给我寄来原版的英文美术史著作和他撰写的论文，推荐我阅读有关中国现代美术发展问题的论争性文章，并给我抄录了他与程千帆、聂绀弩及广州美院王肇民先生的唱和诗文，还说等我入学了，就教我学写古典诗词。记得，在1984年6月，他来信告知我一个消息，浙江美院于1985年可以破格录取或招收预备生，即针对那些在考研中因外语考试不及格而专业成绩突出的考生。他说，别人的信可以拖着，而我的信马上就回。他不知道那时病魔已经降临，直到他住进肿瘤医院，在他生命的最后3个月，还给我回了一封信。直到那时，他还嘱咐我好好读书，来年再考他的研究生。
因卢鸿基先生的病情，也因为我的孩子即将出生，我也就放下考研的想法，在1984年10月，我将我的两篇论文寄给薛行彪老师，并附上一封信，希望能回系里工作。材料寄出不到10天，就接到艺术系主任陈运义教授的亲笔回信，说行彪老师已将我的材料转到系里，经研究同意调我回系，接任艺术概论等课程的教学。福建师大人事处的商调函很快也就来了，不料被我的人事主管单位建阳地区教育局拖了整整一年。一年后，陈运义教授离休了，薛行彪老师被任命为美术系主任，在一次系务会议之后，由系办公室主任卓高鼎专程赴建阳，协商我的调动一事。回系里后，我接手1982级学生的外国美术史教学，从此一教便是12年。
如今，我离开福建师大美术系亦已14个春秋。临行前，谢意佳先生拿了几包西洋参到我家专程送别，而薛行彪老师偕刘瑛老师来了，并带1万元人民币给我，说：“你走吧，别再犹豫，你的第一年学费我们付了！”当时，我接过那笔钱，所有的话语都哽在喉头。
这是一段个人的历史，让我与福建师大美术系牵连在一起，这是一种缘分，无法回避也无法消除。
（郑工美术学院1977级校友，中国艺术研究院
美术研究所副所长、研究员）回忆与思念
◎陈铎
回忆，总是带着“反向的理想主义”色彩。人生场景的回顾，细节会慢慢淡淡而去，背景却愈加清晰起来。
1979至1983年是我的大学生活。16周岁，现在回头看是个小孩，但当时离开家乡去省城上学时，自己丝毫不觉得年幼，看看当时的照片，锁眉沉思、故扮深沉；天真与妄想、激情与张狂，在一个单纯、简朴、充满理想主义的大学校园，我完成了少年到青年的人生转变。
大学的4年，是在长安山那一座欧式风情的建筑中度过的。晨光越过高大的树梢，透射过破旧的百叶窗。夕阳在长长的廓道投下一个个穹形的柱影。从早到晚混杂着各种的乐器的练习声时远时近，让人分不清是音乐还是嘈音。课堂中，楼下食堂和隔壁教师炒菜飘来的香味让大家饥肠辘辘……我们在一个集视觉、听觉、味觉为一体的建筑中生活学习。教室与宿舍、学生与教师、音乐与美术、行政与教学都混杂在一起，也许正因为这种综合与交集，我们的大学生活在回味中更有趣、生动、丰富、富有人情味。应该说：五光十色的光影、青春浪漫的情调、五味俱全的生活是那座建筑所营造和给予的。
我最早认识的艺术系老师是翁振新先生。1979年他负责闽北地区招生，在建阳师范的考场里，我用黑白颜料制作成黑白版画效果的创作稿，翁老师常停在我身后观看，自己隐隐约约能感觉到他的关注。进校后，翁老师谈起招生之事，当时考场年龄最小的小孩却采用了与众不同的创作手法让他感到好奇，给他留下很深的印象。记得进校第一周就有翁老师的速写课，他是左撇子，右手也能画，为我们示范时左右开弓让刚进校的新生佩服不已。翁振新老师的小房间在艺术楼群的角落处，是我们常去的地方，当时傍晚去上渡一带画速写是师大的一道风景线，一条街上到处都有拿着本子画画的学生。我们画完速写就会到翁老师的房间请老师指点。从闽北山区领我进大学之门，从一年级到毕业创作，翁振新老师带着我完整地走完大学4年的学业。
因恢复高考不久，学校百废待兴，许多老师都是刚落实政策从外地调回学校，在我们教室的周围居住着很多有家庭的老师。叶锡祚是我们的素描老师，他的房间就在我们教室的后面，相隔只是薄薄的一层临时隔板，因房间没有单独的通道进出要经过我们的教室。现在想起来这是多么有趣的场景，老师与师母提着菜篮子绕过我们的画桌，给大家点点头，和上课的老师打个招呼，当时大家并不觉得这是尴尬的事。20世纪70年代末80年初的大学生就像一块干渴的海绵，随时随地拼命吸收着外面的信息与知识，大家的床头都堆满了各类哲学、美学的书籍，看完一部电影、一本小说、一篇文章，同学间总要激烈地争辩，探讨着人生与理想。现在想起来，当时深夜教室内的每一次论辩一定打扰了后边宿舍老师的休息。
大学三年级前后，学校建成了一批教师公寓，一些老师开始陆续从我们的教室周围搬迁出去，那几年周末经常做的事就是帮老师搬家。老师们都没有什么家当，许多家具还是借用公家简陋的床架、办公桌和书橱等，搬家中我们最高兴就是能看老师大量的画作。随着老师们从大楼搬出，艺术系安静、整洁，也宽敞了。但大家却有所失落，因为去老师家串门不再那么方便了，晚上老师们也不能像往常一样常到班上走一走、看看画、聊聊天……但这些人、物与事已经留在我们心中，成为美好的回忆与思念。
（陈铎美术学院1979级校友，武夷学院艺术系主任、教授）情遗长安山
◎罗一平
前些日子，我的同班同学，现福建师范大学美术学院院长李豫闽来电，明年是学校校庆105周年，今年学院院庆70周年，嘱我写一篇回忆当年生活学习的文章。放下电话后，我的思绪一下穿越30多年的时间隧道，重新回到了长安山校园。
1979年，我考入福师大后，最早接触的是余梦彦老师。由于我的年龄在班上较大，也有较多社会经历的缘故，和梦彦老师在谈话的语境和范围上有诸多相似的地方，很快就形成亦师亦友的关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