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95年起，近代天津外贸出现了飞速发展势头，1900年只因八国联军入侵而突降，之后又飞速发展起来。应该说1895年是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时期的起点，但由于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和《辛丑条约》签订，标志着中国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性质的最终形成，1895年中日甲午战争签订的《马关条约》则起了加速这一社会性质形成的作用。所以将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时期划在1900年较为适当。在此，社会性质变化成了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分期的第一要素，当然也紧密结合了外贸发展的水平。
由于同样原因，近代天津外贸飞速发展终止时期定为1937年而不是1938年，尽管1938年天津外贸货值是近代天津外贸发展的最高年份。因为1937年七七事变，标志着华北、平、津地区沦为日本帝国主义占领下的殖民地社会，况且1938年天津外贸增长，在很大程度上有着人为因素即战争造成的，并非外贸发展在正常情况下出现的。
天津外贸在1900-1918年间迅速发展比兴起时期要快得多。兴起时期（1861-1899年）天津外贸进出口贸易值年均是31299906两，净值年均为28872405两（1874年前为津行化两非海关两，1874年起为海关两）。1900-1918年间年均分别是108937063海关两和101056607海关两，二者相比，贸易货值增长2.48倍上升248%，贸易净值增长了2.5倍上升250%。兴起时期贸易货值年均为千万海关两，1900-1918年年均是亿万海关两；兴起时期税收年均为476140海关两，1900-1918年年均是3200595海关两，增长5.72倍上升572.19%；兴起时期22个年头统计，进出口船只吨位量年均为614454吨，1903-1918年间年均是2121614吨，增长2.45倍上升245%。可见1900-1918年间无论是贸易货值还是净值或是税收或是进出口船只吨位量，虽不及1919-1937年年均货值的278231819海关两、净值年均的271087839海关两、税收年均的14225003海关两、船只吨位量年均的4715491吨水平，但同兴起时期贸易的货值、净值、税收、船只吨位量比较却成倍地提高了，更为衰退时期外贸发展水平所不及。
这段时期天津外贸受战争影响较大，以八国联军入侵和第一次世界大战为例。八国联军入侵中国，天津“这座百万人口的城市因成千上万的居民外逃”和战争破坏“空了大半个城”，“全城已是十室九空了”，致使津市“百业摧残，钱业倒闭者约百余家。……市面混乱，现银紧缺……物价上涨”，给天津外贸影响是大的。当年（1900年）洋货进出口净值从上年的39279788海关两降为14728354海关两，下降了1.66倍即166.69%；是年下半年出口贸易处于停滞状态；关税收入由上年的1269804海关两降为516707海关两，不及上年一半；到港船只比上年下降42.71%。这场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使天津外贸倒退了好几年，进口贸易虽在1903年恢复到1899年水平，但出口贸易到1905年才接近1899年水平。
第一次世界大战对天津外贸影响较突出的是：左右了天津进出口商品种类和数量。其间欧洲各交战国家需要大量山羊皮制作士兵冬装，于是山羊皮从天津出口量猛增，1914年146万余张，1915年就达346万张，一年间竟增长了一倍多，后因山羊皮制作的冬装不便士兵行军作战，改以羔羊皮制作，天津出口山羊皮大减，羔羊皮出口猛增。进口商品受其影响主要表现在：当时天津市场上急需铁条、钢板、马口铁、铁轨等，由于战争原因进口量巨降。铁条进口1914年是93740担，1915年降为29190担，下降68.86%；铁轨进口1915年为122140担，1916年仅是790担，下降99.35%；马口铁进口1915年为63070担，1916年只有22980担，下降63.56%。
至于灾害对天津外贸影响，以1912年和1917年水灾为例：1912年直隶大雨成灾，津保间一片汪洋，数千顷园田和无数村庄被洪水淹没，禾苗被洪水荡之无存，流离失所灾民达30余万。1917年水灾比1912年有过之而无不及，是年山西大雨，京汉、津浦两路基被洪水冲淹，交通断绝数月，津保间田禾与村庄为洪水吞没，灾民数十万，损失万万元。对天津外贸影响以1917年水灾言之：农产品出口巨降，食粮进口猛增。1917年与1916年相比，棉花出口下降44%，生牛皮出口下降50.27%，豆类出口下降75%；大米进口增长55.73%，面粉进口增长90.13%。以货值论：出口值减少600万海关两，进口值增长1000万海关两，入超增加1300万海关两。可见灾害对外贸影响之大。
二、对外贸易由间接贸易转为直接贸易，入超虽存在却有明显下降近代天津外贸一开始就处于上海对外贸易的附庸地位，进出口贸易主要是经上海等通商口岸（主要是上海）转出入。天津对外直接贸易起于1867年，是年英国并欧洲即有四大类36种商品输入天津，其后直接贸易迅速增加，但在整个近代天津外贸兴起时期，即19世纪期间天津外贸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的贸易格局始终没有改变，而且占了主要部分。1887年直接进出口贸易值仅是进出口贸易净值的17.66%，1899年为32.46%。“1894年，天津进口的洋货净值2177万海关两，其中直接从国外进口净值仅455万海关两，而由上海转口输入的则达1311万海关两，达天津进口总值的60%”。
进入20世纪，天津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入口为主的间接贸易逐渐转为直接进出口为主的贸易。这个转变是20世纪初完成的，它标志着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到了一个新的历史时期。1900年后，由于帝国主义势力进一步入侵华北、平、津，天津对外直接贸易发展了，直接贸易和间接贸易的比重也随之发生变化。1905年直接进口贸易货值首次超过间接贸易货值，比重分别是52.07%和47.93%，成了近代天津外贸发展史上的重大转折点。1906年比重分别为61.51%和38.49%。之后虽有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进口洋货值高于直接进口洋货值情况，那是个别的年份。土货直接出口值向来大大低于经上海等通商口岸转出口的土货值。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直接出口土货值与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土货值相比，一般相差约2~8倍。其间只有1905年直接出口土货值占51.53%，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土货值为48.47%。之后1918年直接出口土货值再次超过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土货值，其比重分别是51.61%和48.39%。20世纪20年代起，直接出口的土货值直线上升占主要部分，出口到上海等通商口岸的土货值成为次要部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