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内基础薄弱的海部，高举“政治改革”旗帜，主张“对话与改革”，积极改善自民党的形象。在继任不久10月2日的施政演说中，他首先强调，“恢复国民对政治的信赖，是内阁最重要的课题”，“为此，要诚心诚意地努力推进政治改革”，实现“清新、信赖的政治”。在1990年3月第118届国会的施政方针演说中，他再次指出：“要在反省利库路特案件的基础上，确立政治伦理，全力推进富有成果的政治改革，实现不依赖金钱的政治活动和以政策为中心的选举”，从根本上改革选举制度和政治资金制度。海部的形象和努力，终于使自民党在1990年2月的众议院大选中获得了稳定多数，暂时渡过了“难关”。
在消费税问题上，海部顶住社会党、公明党和民社党等在野党要求废除消费税的压力，主张通过修改，将其“变成以加强社会福利为目的的税收”。1989年12月1日，自民党确立了“关于重新认识消费税的基本方针”，经过协商，1991年5月，“消费税法部分修改法案”获得国会通过。
20世纪80年代末90年代初，东西方冷战体制终结。在这种形势下，日本积极调整外交战略，目标是以经济实力为后盾，谋求实现政治大国，以争取在未来国际新格局中占有重要一席。海部利用日本作为最大的债权国、最大的资本输出国、最大的ODA提供国的身份，积极推行“大国外交”，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海部首相出访了19个国家，其中三次赴美，这在日本外交史上亦属罕见。
海部上任后就宣称：“日本要重新研究、考虑为世界能够做什么？应该做什么？为了世界的和平与繁荣，要制订方策，开展流汗的有志外交”，承担更大的国际责任，为世界做出更大的贡献。1990年1月9日，海部俊树致信美国总统布什，宣称“必须以美、日、欧三极为主导形成世界新秩序”。同年3月2日，海部首相在国会的施政演说中表明，20世纪90年代是新时代的开端，日本要积极参与国际秩序的建设工作，我们谋求的国际秩序的首要目标就是保障和平与安全，而保障和平与安全的首要目标，那就是推动日本自卫队在联合国框架下走出国门。
1990年8月海湾战争爆发后，海部内阁向多国部队先后提供了130亿美元的巨额援助，可是被欧美各国批评为“只出钱，不出人”。关于向海外派遣自卫队的问题，由于涉及“专守防卫”原则和宪法规定的“集体自卫权”，鸽派色彩的海部一时犹豫不定，在干事长小泽一郎等人的推动下，海部最终同意派遣自卫队。同年10月，海部内阁向国会提交了《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合作法》（PKO法案），由于内部意见不一，加上在野党和舆论强烈反对，结果法案在众议院审议阶段成为废案。海湾战争结束后，在美国的督促下，1991年4月26日，日本派遣500名海上自卫队人员乘扫雷艇前往波斯湾扫雷，首次跨越日本领海进行活动。其真正重要的目的在于清除战后以来日本国内外反对日本海外派兵的“障碍”。翌年6月PKO法案在宫泽内阁时获得通过，海外派兵的实现，这其中海部亦“功不可没”。
在新的国际局势下，日本欲开展“大国外交”，构建所谓的“日美欧三极主导”的国际新秩序，仍然离不开美国的支持。因此，海部在国会施政方针演说中明确指出：“为了构建新的国际秩序，必须以牢固的日美合作关系为基础。日美合作关系，不仅对我国的和平与繁荣，而且对亚太以及全球规模国际关系的稳定都不可或缺。”然而，在“敲打日本”的舆论氛围下，美国要求发展日美关系的必要前提是解决经济摩擦，并且日本要分担更多的安全任务。1989年8月30日，海部访美时，在旧金山发表演说时指出：“第一，日美关系从过去的保护者与被保护者、先生与学生的关系，已经转变为特别是以经济领域为中心的对等立场上的合作者，有时甚至是竞争者的关系；第二，尽管存在种种摩擦和对立，但日美关系整体上看是极其良好的；第三，日美两国到了必须共同解决人类社会面临的诸多课题的时期，那就是不只是确保世界的和平与安全，维护世界经济的运转，而且还包括环境等诸多领域的问题。”海部以日美合作为基础，极力强化两国的“全球伙伴关系”。
冷战体制的崩溃，使得日本和欧洲发展外交关系的空间明显增大。日本以欧洲地区为重点，积极“开创日欧关系的新时代”。1990年1月，海部首相先后访问了联邦德国、比利时、英国、意大利、梵蒂冈、波兰和匈牙利，在柏林发表演说，提出了所谓“新欧洲政策”。1991年7月18日，日欧发表了《日本与欧共体及其成员国关系的联合宣言》，是双方第一次尝试建立一个政治对话的目标和框架，以促进全面而广泛的合作关系，在日欧关系的发展上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海湾战争结束后，1991年4月27日，即日本派出扫雷艇的第二天，海部俊树旋即出访东盟五国（马来西亚、文莱、泰国、新加坡和菲律宾），提出要与东盟国家建立“共同思考、共同努力的新时代成熟伙伴关系”。较之20世纪80年代日本的东盟政策，海部进一步明确指出日本将在建设国际新秩序上做出“政治贡献”。日本舆论界认为，海部的演说可以说是使“政治与经济的地位”发生了逆转。
在日本对华关系处于困难的时期，海部继承前任的对华方针，逐步恢复了两国的正常交往。1989年9月，日中议员联盟会长伊东正义访华。1990年4月以来，前防卫厅长官加藤纮一、前外相三塚博、前副首相宫泽喜一、日本众议院议长樱内义雄、前副首相金丸信、前首相竹下登等相继访华。1991年1月，藏相桥本龙太郎正式访华，此后同年3-5月间，通产相中尾荣一、外相中山太郎、前首相中曾根康弘、竹下登等政要相继来华访问。
在西方各国制裁中国的情况下，日本决定率先恢复对华的政府开发援助。1989年12月，日本宣布将分阶段取消对华援助的限制。1990年7月在休斯顿举行的西方七国首脑会议上，海部认为“不应孤立中国，继续支持中国的改革开放政策很重要，日本应恢复与中国的经济合作”，他公开表明日本将单独放松对华经济制裁，指出了日本与中国保持经济关系的历史，日本认为自己可以在中国发挥与其他西方国家不同的作用。会后日本立即宣布恢复第三批对华贷款，成为第一个放松对华经济制裁的西方国家。
1991年8月10日，海部首相访华，这是他担任首相两周年后第一次正式访问中国，也是1989年政治风波之后西方阵营首位访问北京的首脑。他在与李鹏总理的会谈中指出：“中日友好一直是日本外交的支柱。在当前的国际形势下，中日加强对话日益重要。稳定发展中日关系对亚太和世界的稳定与繁荣都具有重要意义。”海部还表明，将此前达成协议的第三次日元贷款中1991年度的1296亿日元贷款一次付给中国，并且增加150万美元捐款，支持中国救治水灾。翌日，海部在中日青年交流中心发表了题为《新的世界和中日关系》的政策演讲，提出了要加强“亚太地区中的中日关系”和“世界中的中日关系”。他引用了中国古诗中“良无磐石固，虚名复何益”这一警句，指出中日两国关系正在进入成熟的睦邻友好阶段，中日两国稳定的友好合作关系是亚太地区和平与发展的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之一。日本准备在国际事务中积极地发挥作用，但是“这绝不会导致我国重走威胁近邻各国的军事大国的旧辙。”海部在同年访问韩国、东盟国家之后，访问中国，标志着中日关系经历了1989年低潮后全面恢复正常，具有重大的积极意义。不能忽视的一点，海部此行的目的之一，也是希望取得中国对日本派遣自卫队参加联合国维持和平活动的“同情”或“谅解”。
海部积极开展“大国外交”，在改变人们对他“不通晓外交”印象的同时，另一个目的是通过“外交成果加强政权基础”，特别是随着1991年10月总裁任期届满，海部考虑能否再次连任。
1991年的日本政坛注定是风云变幻的一年。当年5月，“宰相之才”的安倍派领袖安倍晋太郎去世，竹下派的“新秀”桥本龙太郎又卷入证券丑闻，不得不在10月引咎辞职。在内政外交取得相当建树的海部，得到了舆论的广泛支持，9月底公布的民意调查结果显示，海部政权的支持率高达56.7%。然而，缺乏派阀基础、势单力薄的海部，却遭到宫泽派、三塚派和渡边派的反对，派阀领袖宫泽喜一、三塚博和渡边美智雄相继亮相，准备出马竞选总裁，阻止海部连任。为此，海部高扬“政治改革”的金字招牌，力求推进改革，牵制反对势力。1991年6月，自民党总务会做出决议，决定向众议院提交以“小选举区比例代表并立制”为主要内容的“公职选举法修正案”、“政治资金规正法修正案”、“政党资助法”的政治改革三法案。9月30日，在在野党强烈反对、自民党内部意见不一的情况下，渡边派的小此木彦三郎委员长在众议院政治改革特别委员会上以“审议未了”的形式，宣布三法案作废案处理。海部毅然决定要“下重大决心”，行使首相的杀手锏，解散众议院，问信于民。但是上述三派明确反对解散国会，正当海部准备孤注一掷解散众议院的关键时刻，自民党最大派阀竹下派会长金丸信的一声断喝--“不能解散国会！”彻底阻止了海部的政治决断，作为日本的最高执政者，如今连行使自身权力已不可能，竞选连任总裁的梦想亦瞬间化为泡影。
10月5日，海部黯然宣布不再参加下届总裁选举，“重大决心”的“壮志”将自己送上了下台的绝路。事实上，海部也很明白，从自己上台组阁到宣布去职，不是由国民投票决定的，而是自民党的派阀权贵们权衡利弊的“产物”，特别是号称“国王制造商”的竹下派老板的意志决定了自己的去留，可谓“成也萧何，败也萧何”。无须说，这也是海部出身小派阀的“先天不足”造成的。问题是，自民党派阀政治的诡异性，造成了他们一次次漠视民意，最终不得不自食其果，无形中加快了“自民党一党优势”的终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