菜过五味。仨人儿就着果盘儿，继续闲聊。沐国恩说：“玩意儿？最近还真没买。刚去瑞士玩儿了一圈儿，赶上汇率高，花了一大笔。再说胶片时代行将就木，我对相机也开始兴味索然，不打算再买了。不过在新光百货的一个欧洲工艺品店里看上了一幅马克·夏加尔的石版画《孤独》，打算遣散费到手就拿下。”
“《孤独》？你这老光棍儿果真不打算出嫁啦？”窦志强奚落道。“前两天去中关村鼎好电子商城买存储卡，一小伙子劈头就说：老板看看新到的屁勾儿760吧！”
“你听错了吧？售货员嘴里怎么这么不干不净的？”郁风雷用牙签儿挑起一片儿西瓜。
“我也以为听错了，其实人家推销的是索尼投影摄像机PJ760E。这哥们儿把J念成勾儿，估计是打牌打习惯了。”
“中国文化源远流长，博大精深，多少异族都被同化了，把区区几个拉丁字母汉化了算啥？”沐国恩接着说，“咱们打牌都说勾儿、疙瘩、叉或尖儿，没有说Jack、王后、Ace的。停车场管理员的发光马甲上当胸就是五个大字儿停车屁管理嘛！”其实“停车管理”之间的字母P是英语“停车”的缩写。笑过之后，他问窦志强：“你丫今儿因为什么迟到啊？”
“招待老潘他们来着。”
“是不是玩儿腻了徕卡M8.2狩猎版，想让你再给他买个全画幅的M9啊？”沐国恩打趣道。老潘是外地省级电视台台长，窦志强多年的生意伙伴，也是个摄影爱好者。2009年经沐国恩建议，窦志强花六万多买了个徕卡的旁轴数码相机M8.2送他。
“你丫甭打岔，让豆包儿说正经事儿。”郁风雷说。
老潘这次到了北京才通知窦志强，不是什么好兆头。老潘灰暗的脸色，更证实了这一点。酒过三巡，老潘绷不住了，把台里的变故一一道来。上个月台里开会，空降了一个掌握实权的副台长，前两天组织上又以老潘明年即将退休为由免去了他党委书记的职务。至此老潘被彻底架空。按说他宦海数十年，经验老到，根基深厚，窦志强还指望趁他大权在握再做几笔生意呢，没想到他这么轻易就被废了武功。这几年电视台跟窦志强曾经供职的舰队街公司合作顺利，台里今非昔比，获得不少外资。老潘和窦志强私下也赚了不少，自然有人眼热，觊觎多日，下手就是杀招儿，连潘台长这样的老江湖都猝不及防，别说还手，连招架的机会都没有。
媒体无疑是国内监管最为严格的行业之一，对于外资机构来说，如同刺猬或乌龟，虽然对此垂涎三尺，却难以下口。眼睁睁地看着中国电视市场日益火爆，终于有聪明人想出一条既能赚钱又可以简化监管的计策：外资机构找准国内一家愁米下锅的电视台(一般而言设在三线城市，一线城市都是聚宝盆，外资无缘插足)，与之签订独家广告代理协议。为了增加广告收入，必须提高收视率。并做出相应的商业安排，广告收益按照协议与电视台分成儿。这种合作安排拐弯儿抹角儿，曲折萦纡，甚至可以说是错综复杂。恰恰是这种透明度低的运作模式为相关各方提供了大把捞钱的良机。
“看来商场、职场都不亚于战场啊！”沐国恩悠悠儿地说，“自以为可以舒舒服服晒太阳的时候，大刀片子直截了当就剁下来了。你当初在舰队街不也干得好好的吗？说散伙就散了。难怪戴高乐说：胜利之神几乎刚一展翅而飞，就已经收起羽翼。
他这次来是不是找你小子串供防双规啊？”
窦志强苦笑道：“你丫这张臭嘴！”
郁风雷问：“招待老潘是昨儿的事儿，今儿迟到又是因为招待他吗？”
“今儿他带我见了他侄子。”窦志强绝非势利之徒，昨夜在华茂的成城铁板烧大宴老潘，规格颇高，尽了地主之谊，也耐心安慰了老潘一番。说得老潘兴起，道：“还是窦总厚道啊！你在北京熟人多，以后恐怕还要麻烦你帮我侄子的忙啊！他正张罗个会所的生意。你明儿下午有空儿吗？”窦志强早就知道老潘有个宝贝侄子，据说风流倜傥，年方三十，经营奢侈品买卖，其父是省驻京办主任，在派送礼品方面自然可以帮儿子一把。有了这么强的家庭背景，生意自然做得不差。窦志强自己也算是准高干出身，工作上却不曾沾父母的光，也一向看不上靠父母发财的主儿。
不过老潘既然把话说到这个份儿上，不便推辞，便点头同意了。
于是今天下午经老潘引荐，在朝阳公园儿附近的平月茶馆认识了这个潘摧锋。说此人玩酷尚可，纨绔还真说不上。深色镜框儿、银色耳钉、合体的名牌儿服装使他看上去颇有艺人的范儿，对窦志强相当恭敬：“早就听叔叔说起过您，久仰久仰！像您这么资深的传媒专家……”窦志强知道他说的是客套话，依然觉得很受用，连忙打断：“哪里哪里！混口饭吃罢了。潘少总才真是年轻有为呢！”老潘插话说：“大家都是自己人，就甭客气了。
小锋，你就说正事儿吧。”
窦志强听罢觉得油水不大，但碍于情面，不得不有所表示：
“微博越来越火。网上认证的所谓民意领袖天天呼风唤雨，从国计民生到三俗八卦，屁大点儿事儿也能弄个沸沸扬扬。如果饭馆开业时搞个大派对，请来几个大V来露个脸，比新闻联播都管用。”
小潘感觉到窦志强的兴味索然，问道：“您看搞哪种活动合适呢？”
“看饭馆儿档次和定位了，”窦志强答，“哪天能带我去看看吗？”
见沐国恩和郁风雷已经开始走神儿，窦志强识趣儿地打住了话头儿：“嗨，天天瞎忙，也就这么点子破事儿。二位周末啥安排？”
郁风雷喷出一大口烟：“还能干吗？送闺女学英语、弹钢琴，去医院看老太太呗。”沐国恩问：“咱妈病情如何了？”“还那样。快70的病人，她状态就算不错了。前几年我们带孩子各大洲足玩儿，今年都歇菜了。媳妇儿原来还劝我移民呢，我说父母岳父母都这把年纪了，让他们搬过来跟咱们一块儿住都不肯，还移什么民呢？”
窦志强道：“难兄难弟啊！我们家老爷子也出院没多久，刚去海南。我今晚回香水河儿品天然气水儿。”
沐国恩心想：看来我的周末安排比他们充实多了。次日待小时工打扫房间、熨烫衣服后，沐国恩便出了门儿，在簋街一个名叫苏力坦的新疆馆子里吃了一大盘儿拉条子、几个羊肉串儿。
午饭后驱车来到方家胡同46号，心想：往北经公益巷就是国子监街，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设在这儿还真挺合适的。方家胡同原来是中国机床厂所在地，沐国恩大学毕业时，机械系有个校友儿就在这里找到了工作，不过机床厂早已改名为中国机床总公司了。如今的46号院，跟酒仙桥的798类似，昔日的厂房让位于剧场、画廊、工作室、咖啡馆儿、主题餐厅、玩具店铺等，“退二进三”了，随之而来的自然免不了铺天盖地的商业气息。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早在2003年就成立了，但直到去年才引起他的注意。这个机构四处游说，反对政府推动的钟鼓楼改造项目。沐国恩对于破旧的四合院儿并不十分在意，但近年来各地的所谓“改造”项目往往牵涉强拆，令他倾向于保护中心的立场，尤其打动他的是保护中心发起人的观点：人是文化遗产的创造者和载体，保护文化遗产、历史街区就不能剔除其原住民。上网一查，原来此人是国家文物局政策法规司副司长，看来这个所谓民间组织还是有点儿官方背景的。这在中国倒不稀罕，因为民间组织都需要挂靠官方的主管部门，而成功的民营企业要么前身是国营企业，要么在政府有靠山。更引人注目的是，早在2007年，保护中心就曾与媒体合作，使前门搜猴儿项目胎死腹中。当然前门大街的改造依然如期完成，但无论是商业开发还是文化保护上，都成了“驴粪蛋儿表面儿光”的失败典型。
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虽然由官员发起，赞助单位却多是外方机构，包括联合国教科文组织以及瑞士和美国使馆。沐国恩觉得这个保护中心还挺靠谱儿，就抽空儿帮着翻译了几篇短文，去年年底还捐了五千块钱。如今赋闲在家，又不打算出游，便来这里掺和掺和，权当解闷儿。
今天的茶话会是为了欢迎一对法国夫妇来京研究明末清初西方传教士的在华活动。马尔罗·卡佩先生和布里吉特·卡佩夫人六十多了，都是巴黎第七大学（又称巴黎狄德罗大学）的教授。
沐国恩很快注意到他俩身边有位身材高挑儿、古铜色皮肤的金发女士，起初还以为她是教授夫妇的女儿。卡佩先生中等身材，面颊红润，学究儿气溢于言表，操一口台湾普通话，先自我介绍一番，然后概述此行的研究重点是南怀仁、德理格和郎世宁，最终感谢他此行的赞助单位利玛窦基金会：“为了安排我们的行程起居并与中国相关单位协调，基金会理事西尔维亚·维斯康蒂女士专程来京，对此我们夫妇不胜感激。”金发女士起身向大家点头致意，用不甚熟练但颇为标准的普通话说：“利玛窦基金会自1971年设立以来，一直致力于加强中西文化艺术交流与合作。卡佩夫妇的着作在欧洲史学界备受推崇，有机会赞助卡佩夫妇的项目，是本基金会的荣幸。我此次来京，不但是为履行基金会赋予的使命，也是出于对这个伟大首都的想往和迷恋。去年来京出差时就喜欢上了这个城市，这回能陪这对汉学家在京暂住一个多月，又有机会和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的朋友们欢聚一堂，真是太好了。”
会议室里响起礼节性的掌声。维斯康蒂继续道：“利玛窦基金会全额赞助卡佩夫妇在京的研究、食宿和差旅费，而本人的食宿以及差旅费完全由我自己承担，不占用基金会划拨的专项费用。”这句话听起来颇为突兀，沐国恩感到莫名其妙。看到听众的反应，维斯康蒂显得有点儿不好意思：“我的意思是利玛窦基金会一贯严格监管各项开支，不允许公款旅游。作为基金会的理事，我想也许有必要跟诸位解释清楚这一点，因为我注意到北京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也是一个声誉良好的公益组织。”短暂的静默后，更为热烈的掌声响了起来，大家心领神会地交换眼色。沐国恩心想：这个西尔维亚事先肯定从媒体上了解到国内公益基金会最近的丑闻，所以正经八百地来了个自白。
来访者陈述之后，主持人请听众提问。听众中不乏外国人，想必是赞助单位的代表或者志愿者。他们的汉语水平参差不齐，提问时开始使用英语。卡佩夫妇于是用英语应答，这样一来难免让大部分中国听众感到困惑，开始窃窃私语。西尔维亚注意到这一点，主动将英语问答译成汉语。但显然她准备不足，遇到西方传教士的外国原名以及专门术语，不知道其对应的中国名字或名称，频频打奔儿。沐国恩看她颇为尴尬，便自告奋勇地替她做起口译。
沐国恩在外资单位混迹十多年，从来不给自己起洋名儿，主要是因为不屑于这种崇洋的习气。在大学里，来自俄亥俄州的外教给他安了个“格里高利”之类的名字，让他觉得如同阿猫阿狗起名字似的。在有关美国多元文化的讲座之后，他告诉外教：希望她称呼自己的汉语名字；如果她发音有困难，他可以教她。老外瞪了他一眼，说起英语名字有助于学英语。沐国恩耸耸肩，答道：“多谢老师美意。但我的中文名字表明了我的真实身份和民族背景。称呼我的本名也算是对多元文化的尊重，您说呢？”老师被噎得无话可说。
其实这位美国女教师是个挺不错的人，教他们唱圣诞颂歌，做复活节彩蛋，还不时把自己亲手烘焙的巧克力饼干带给学生分享。在一次闲谈中，沐国恩开玩笑似的讲了他对于中国人用洋名儿的顾虑：美国人姓氏多，但取名儿往往从《圣经》里找，在大街上喊一嗓子“马克”或者“迈克尔”，应答者肯定不计其数；倘若13亿中国人也取英语名字凑热闹，重名现象会更严重。
工作以后他发现，中国人起洋名儿，外国人起中国名儿，如果原名儿和译名儿相距甚远，翻译起来实在是莫大的麻烦。比如美国汉学家约翰·金·费尔班克的中文名字叫费正清，末代港督彭定康的原名儿是克里斯·帕腾，香港特首曾荫权的英文名儿叫唐纳德·曾，澳门特首崔世安的洋名儿是费尔南多。如果华人女性出嫁改姓儿，再取个洋名儿，那就更是一点儿线索也没有。
好在沐国恩对于西方传教士的在华经历多有了解，聚精会神勉强应付下来。若非事先了解，他也不会知道朱塞佩·卡斯蒂里奥尼是郎世宁，让-弗朗索瓦·热尔比永的中文名儿是张诚。看看听众不再提问，卡佩夫妇和西尔维亚都向沐国恩致谢，不料沐国恩道：“在下倒还有个问题，不知您可否不吝赐教？”“当然。
请讲。”卡佩说。
“方才您提到南怀仁曾在北京成功试制蒸汽涡轮车的时候，说希望此行能有新发现，您的意思是否是指希望找到实物呢？”
卡佩略一停顿，看了夫人一眼，答道：“坦率地说，我们的确打算探究这个装置的下落。从南怀仁的着作《欧洲天文学》来看，他对此相当着迷，煞费苦心，并完全了解蒸汽涡轮车的划时代意义。从常理来看，精心研制的作品是不会被轻易毁弃的。有理由推测他把这辆小车留给了后人，很可能是其他传教士。我们希望从北京的历史档案中找到线索。”
主持人看看时间差不多了，道：“感谢卡佩夫妇的讲解和维斯康蒂女士的协助，也感谢诸位周末来捧场。刚才维斯康蒂女士私下跟我说，在北京出门办事儿觉得交通是个问题：打车太费劲！而地铁太拥挤，公交线路又不熟。经酒店介绍找了位据说是熟悉路况又通英语的司机，但两三天下来，觉得服务并不令人满意。在座诸位如果认识哪位出租车司机能胜任这项工作，不妨推荐给她。您说什么？哦，黑车司机就算了！”大家听罢不禁莞尔。
会后沐国恩走到西尔维亚和卡佩夫妇面前，说：“您看我给你们当司机如何？我恰好在新旧工作之间。”这是个英语成语，是“下岗失业”的委婉说法。西尔维亚正把苹果平板儿电脑塞进紫色的新秀丽公文包里，听了这话，嫣然一笑：“您当司机可太屈才了！”
“哪儿的话！为中西文化交流略尽绵薄，求之不得。我愿意为你们的学术研究无偿跑腿儿。”
“您的骑士风度真令我感动！”卡佩夫人插话道，“不过您既然还没有找到新工作，我们怎么好意思让您白出力呢？”
沐国恩告诉他们：其实下一份工作已经有了着落；他对于传教士在华活动也很感兴趣，由衷希望为他们效力。这时会议主持人也凑过来帮腔：“我是遗产保护中心的理事，认识沐先生快一年了。沐先生是热心肠，绝对信得过，靠得住！”
西尔维亚与卡佩夫妇商量了几句，对沐国恩说：“那您几时可以开始工作呢？”
沐国恩注意到她那蓝眼睛亮晶晶的，既像九寨沟的幽静又像科莫湖的明澈，不觉心头一动：“现在，此时此刻！”
沐国恩随他们三人来到院子里，按住车钥匙上的遥控键，矮墩墩的巧克力色车身渐渐褪去篷罩儿，好像美女当众揭开了面纱。
西尔维亚顿时笑靥如花：“哇哦，早说你开的是敞篷儿车，我们刚才就不矫情了！”跟沐国恩一起把前座儿靠背放倒，扶老夫妇欣然入座。沐国恩系好安全带，问道：“去哪儿？”
“东四十条的阅微庄四合院儿。”西尔维亚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