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小煤窑还是造纸厂？厂长当然不敢再说什么，再说恐怕就要露馅了，便于1962年8月把赵嘉麟调回了厂里。他回到厂里的那天厅长就召集厂里主要部门的负责人开会。会上，让他发表意见。当时参加会议的有原料科长、供销科长、人事科长、财务科长以及几个工程师。厅长说，老赵，你是老财务科长，你说说，咱们厂连年亏损，根据你的看法，亏损的原因在哪里？对于造纸厂亏损的原因，赵嘉麟早就心中有数。他当初在部里的时候就经常下来搞调研，对厂里的情况也比较熟悉。
以前下来看到问题时常提些意见和建议，可是今非昔比呀，自己已由原来的座上客沦为阶下囚，还有什么发言权？自己平日惹的人已经够多了，厂里养着那么多人才，还用得着一个头戴特务、反革命、右派三顶帽子的另类来多嘴吗？所以，他就没有吭气。厅长看着他说，老赵，你用不着有什么顾虑，现在咱们厂里损失严重，你应该以大局为重，从大局出发，为大局考虑。有什么意见你就大胆地提。他这人是天生的贱骨头，见不得人家说几句好话，没一会儿工夫就憋不住了，就说，亏损的原因其实很简单，就三个字：高粱秆。他的话说出口，坐在一边的供销科长的脸色马上就变了。
他心想，坏了，当场给人家脸上抹灰，这回又惹下人了。但话已出口，如离弦的箭，想收也收不回来了。不是他想惹人，可不惹人国家的利益还得继续遭受损失。厅长看看厂长，问，怎么办？厂长说，让他担任总会计。这其实是他在厂里时的原职。事后，厂长大概觉得有点后悔，没在厂里下文件，只是口头上宣布他为总会计师，不过不是厂里的总会计师，而是“高粱秆收购站”的总会计师。
高粱秆是造纸的主要原料，太原造纸厂在下面有十几个收购点，南起太谷，北至原平。对于赵嘉麟来说，给不给什么职务已经无所谓。但他在会上还是提出了自己的几点要求。这不是想争权夺利，而是因为身上的责任使然。第一，把所有收购站的采购员都集中起来，参加由他办的学习班，学习内容由他来确定。第二，制定收购计划、明确24项收购指标。第三，完成计划（各项指标），厂里要按5%给予奖励。厂里答应了他提的条件。但在实施时，人们对于第一条争论得很激烈。
全厂的采购人员包括采购员和站长在内，大约40人，要统一他们的思想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高粱秆是造纸的主要原料，约占造纸成本的40%，所以，从农民手中收购到进厂，要经过许多的环节，要一分一厘仔仔细细地进行算账。尽管它对成本的影响很大，可当时谁也没有重视这个问题。认为那是柴草，浪费点没啥，也不讲究成本高低，所以存在质量不讲究、成本高低不讲究的问题。每年收购高粱秆时都在秋后，天气快要上冻的时候。农民为了增加分量，往高粱秆里浇开水。
而收购人员对高粱秆的水分含量标准没有要求，把收购的高粱秆一过磅，一打捆，往那儿一垛，可等到了第二年春天，气温一高，高粱秆就会腐烂；还有一点，那时候捆高粱秆用的是草绳，不结实，容易断，一断之后高粱秆就散了，上车前撒的到处都是。其实，撒的都是钱。用钱把高粱秆拉回来，再用钱雇上车把散了的高粱秆拉走，这一里一外的确浪费不少。采购人员可能也是吃了人家的嘴短（烟或者饭），导致了把关不严。
此外，高粱秆从收购到进厂环节很多。如打捆、购买草绳、上垛、装车费、火车运费到下车费、上垛、下垛、送车间。怎么减少环节，每个环节都是计件，以捆计算，成本计算是以吨为单位。以前每捆都是20公斤，一吨为50捆。能不能通过增加捆的重量，减少捆的数量的办法来降低成本。过去，捆高粱秆用的是草绳，它的缺陷是不结实，看起来比铅丝省钱（草绳600元/吨，铅丝1200元/吨），但经过实践，捆一捆需要草绳3斤，使用铅丝为0.2公斤。费用高，损失大。还有，高粱秆的水分问题，按照规定，它的自然含水量在10%，如超过就得扣除数量或者降低价格。
原来的领导解释，在厂里有烘箱，这些问题好解决，可在外面，怎么考核水分的超标的问题？这个问题解决不了，成本就降不下来。人们七嘴八舌，众说纷纭。他一个人面对几十个人，那场面，真有点像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样子。好在里面有一部分人站在国家利益的立场上，否则，要改革原来的管理办法还真不是件容易的事。
针对存在的问题，他集思广益，采取了相应的办法。首先，改原来的20公斤一捆为40公斤，仅此一项，一年就可节约一万多元。为了防止铅丝掉进打浆机时造成对打浆机的破坏，就采取了回收的办法，每回收一根一毛钱，而且，回收的铅丝还可以复用。这样，既避免了事故，又节省了开支。关于水分的问题，北方的农村冬天取暖用的都是土炕，他让大家也效法这种做法，把高粱秆烘干，农民们一看这一招不再起作用，自己就不往高粱秆里浇水了。由于采取了以上措施，第二年便扭亏为盈，赢利17万元。
立功
由于他为厂里扭亏为盈，场里还给他发了张送功书，上面写着：
赵嘉麟同志：
六三年功如下：
一、参加劳动，发现问题，提出改进意见建议。如短高粱秆打入包内投产，铅丝打包减少了散包损失，制定了高粱秆收购人员职责条例及收购站业务守则。服从分配，不讲价钱，积极参加文体活动。
二、帮助收购人员算细账，制订了高粱秆进厂成本计划，比上年节约了33万元，提出高粱秆实行班组经营核算方案，已实现比计划节约24万元，总结班组经济核算的成果，制定了记账、报账办法已实现，赴华北、东北的兄弟取经，带回了经验，提出了改进意见，部分实现。
三、能坚持业余学习，天天读报，介绍学雷锋及修正主义、忆苦思甜、艰苦奋斗等教育。
四、在外站工作，不计时间，不讲条件。
因为做了贡献，所以，就有了这张送功书，这张特殊的奖状。尽管赵嘉麟的功不可没，但毕竟是个右派分子，党委怎么能给一个右派分子送功书呢？厂长送也不合适，想来想去，只有让工会代劳了。
之后，赵嘉麟又被下放到临汾造纸厂，直到1983年退休。
退休
1979年中央落实政策时，他曾经找到原单位的厂长，要求落实政策。厂长借口原来的复查纠正方案已时过境迁，不再算数。并且对他说，你告到哪里也无用，最后必须由基层来解决。以往的事实也确实如此。打倒“四人帮”之后，厂长的真实身份也暴露在光天化日之下。在批斗中，他承认了自己曾经私改档案，把1944年参加武工队改为1938年任八路军干部。因为38式干部的资历老，提拔的机会自然更多一些。为掩盖这一事实，他便拉帮结派，打击、排斥异己。他跟厂长的矛盾是因为他是外来的，厂长要安排他的亲信；还有一点就是厂长这人特爱请客，按照当时的规定，请客用茶可以报销，但烟酒饭菜不能报。
厂长要报时，会计人员可一面执行，一面上报，赵嘉麟当时的思想有点僵化，就真这样做了。为此，部里曾两次批复：谁批报的谁赔付。他也照办了。厂长对此很是恼火，从此怀恨在心，伺机打击报复。他的问题暴露以后，省轻工厅要他参加大会对他进行揭发，他也承认对赵嘉麟的迫害，愿意给赵嘉麟写证明材料，从经济上给予补偿。后来，当赵嘉麟找他时，他向赵嘉麟提出一个条件，要赵给他解决两立方木材做家具。赵嘉麟觉得他太卑鄙，当时就拒绝了。当然，至今也没有人为他落实什么政策，退休时享受的仍然是工人待遇，每月领着600元的退休金。
夙愿
前边提到“图表账”在1961年就不用了。原因是有人又说那是修正主义的东西，那时候我们和苏联老大哥的关系已经恶化，怎么能用修正主义的东西呢？不过，它在赵嘉麟心目中的位置依然如初，丝毫未变。1978年全国第一次科学大会召开，还在管制中的赵嘉麟，偷偷地跑到大会送审“图表账”。同年3月26日，大会来文，赞誉“‘图表账’对企业管理和核算可起一定作用”。
20世纪80年代初期，他在山西省审计事务所聘用时，常常到基层和企业搞审计，发现商业部门的问题比工业部门的还要大，等于没有账，采用的是类别核算法。不管商品数量，数量与金额分离，没有制约，愿意怎么作弊就怎么作弊。然而，要想认真审计，必须得翻原始单据，查进货，盘单。
其间，赵嘉麟还接触了不少私营企业，这些企业的老板往往要求下面每天出报表，但财务上总是无法满足他们的需要。
这样，他又想到了“图表账”。正好中央电视台开播计算机讲座，根据计算机性能的特点，使他意识到，自己的“图表账”的思路不就是数据处理吗？所不同的是手工算盘处理这些数据，据此产生报表，如能改由计算机来完成，定可产生一个飞跃。
在着手设计电算化软件之前，他对已经上市的软件做了一些了解，认为这些软件都是模拟手工操作，而他开发的电算化软件是由手工《图表账》演变而来，与手工操作的思路也相同，仍分为两个系统，一个是实物核算系统，另一个为账务处理系统。
改软件操作简单。前者由营业员操作，只输入码，后者由记账员操作，会汉语拼音即可。而且高效、准确，当天可出日报，月末可出月报。1991年先后在三个单位(包括他自己的商店)试用。1993年8月25日，山西省科委组织有关专家进行了鉴定，认为“赵嘉麟先生研究开发的软件设计新颖，资料齐全，方法简单，程序合理，操作方便。具有较强的科学性和实用性。该项研究……为新会计制度的实行做了很好的基础工作……本办法具有推广应用价值，达到国内同类研究的先进水平，可作为成果上报”。
同时，山西科技情报研究所还在因特网上检索200万篇文件，国内外资料库均无相关成果。这时，他才申请向市财政局推荐，总会计师说，有一个百货大楼早就要求上计算机，就是找不到合适的软件，我觉得你这个软件可行，还把他的样本复印了，要他立即去财政厅申请商品化，经过评审才可以使用。赵嘉麟去省厅找到了总会计师，总会计师看后给手下的一位处长写了个条子：张（系笔误）嘉麟同志搞了个软件，已经经过了鉴定，请你看看，在三月份组织有关人员研究一下怎样利用和推广这个成果。处长看后说，这是省内唯一的商品电算化软件，可以会同财政厅的计算机公司推广。但要他按财政部的要求报几种评审材料。
6月16日他把所需材料报去，结果却是“泥牛入海无消息”。后来，财政厅人事变动，接任人员通知他说，个人搞的软件不能申请评审，必须要软件公司申请，现在评审要花钱，加之这个软件有点不适应现实。1997年3月，山西省编纂《旅游大观》画册，记者得知此信息后，写信请示了当时的财政部长，财政部的一位处长在信上签了字。
赵嘉麟专程为此事去北京找到了那位处长，处长那天的一番话让他喜出望外。处长问他，为何花费如此大的力气，是为名还是图利？他说，我既不是图名，也不是为利，我只是出于对国家对民族的一种责任，圆满完成黄炎培部长交给我的任务。同时我还要向人们证明，黄炎培部长提出的这项改革没有错。处长听取了他的介绍，肯定了他的做法，送他一本自己的大作《基层单位会计电算化》，谦虚地要他提意见，还答应将向电算化软件公司推荐，并以他的开发思想为顾问进行再开发。
这是对他的鞭策和鼓励，更加坚定了他的信心。北京归来之后，他顾不得年老体弱，遵照处长的指示，夜以继日呕心沥血认认真真地写了篇论文，连同评审材料用挂号信寄往北京。半个月后，当他战战兢兢地拨通了处长的电话，处长十分平静地说，没有收到他的论文和评审材料。这时，他终于明白，人家是以此作为借口来打发他、敷衍他、糊弄他，哄他回家，而他却当了真，以为遇上了知音，碰到了伯乐。把信寄出去之后，天天盼星星、盼月亮，只盼着北京传佳音，只盼着多少年来埋在土中的真金能够见太阳。
质疑
这时，赵嘉麟终于明白了一个道理：人们说好的东西，不一定人人都喜欢，不一定人人都能接受。同理，人们说不好的东西，未必就没有人青睐。比如香烟。现在的香烟盒上和香烟广告上都标有“吸烟有害健康”的字样，谁都知道，吸烟减少人的寿命，每年全世界不知要有多少人死于吸烟。因为香烟中含有尼古丁，可以致癌，可以置人于死地，听起来让人毛骨悚然。但说归说，吸归吸，好像人们压根儿就不知道这码事。据有关资料表明，我国的烟民队伍在连年壮大。
你想，人们连危及自身生命的事情都不在乎，那小小的“图表账”算什么呢？它又不是食物，可供人果腹，二不是饮用水，能为人解渴，甚至连让人遮体的布料也不是。离了它，人们照样可以吃得香、睡得甜。更何况，这些事属于领导们管的大事，你一个小小的老百姓，一个什么也不算的退休老汉，不愁自己吃饺子没面，而是愁人家(国家)吃饺子没蒜？
国家的事情还用得着你来操心？你要是能干了，那么多专家、学者是吃什么干饭的？
关于“图表账”得不到认可和推广的原因，赵嘉麟先生总结了一下，认为有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那时候财政部有规定，“个人开发的软件，不具备申请商品化的条件”。
他认为这个规定不怎么合理，似乎还有些霸道，属于一个“不平等条约”，允许人们提出质疑。首先，为什么不允许个人开发的软件申请商品化？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一切都在发生着变化，包括人的思想观念，道德标准、价值观念，等等。国家允许个人办企业，办学校、银行，甚至承包飞机航线，为什么偏偏就不能申请开发商品化软件呢？人们不是讨论了多少年并且最终承认“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了”吗？那个人开发的软件可不可以申请商品化的唯一标准，应该是看它对社会的经济发展有没有价值而不是别的。
第二个原因是这个软件太严密，“与当前搞活开放的形势不合拍”。
言外之意就是用了这个软件以后不能再捣鬼。说这番话的是一位政府官员。他说我这里引用他的话丝毫没有批评他的意思。相反，倒十分感谢他敢于说出真话。现在敢说真话，愿意说真话的人越来越少了。于是，就形成了老百姓所说的“一级哄一级，一直哄到最上级”的可怕局面。当前，老百姓最痛恨的是什么？是腐败。人们不是成天大会小会喊着要反腐败，惩治腐败，下大力气抓好廉政建设吗？一位中央领导曾经讲过：反腐败要从根本上抓起。我们的制度有千千万万，什么是根本性的制度呢？赵嘉麟以为，就是管钱财的制度。他管了几十年的钱财，深知其中的奥秘。贪污腐化表面上看问题出在单位、个人，但根本是出在流通领域里。因为它是货币流通领域的主渠道，也是贪污挥霍钱财的主要渠道，一旦主渠道变浊流为清流，则天下大治有望。他用几十年的时间研制开发的“图表账”软件，就是变浊流为清流的特效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