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6年冬，我偶尔在电视上看到记者采访全国政协委员姚雪垠，只听他对着话筒义正词严地批判所谓的“资产阶级自由化”，我大不以为然，姚老，您这是何苦呢？好在90年代以来，他三缄其口，不再发此宏论了，为此我感到欣慰，姚老毕竟是书生，毕竟有良心！
与姚雪垠当面交谈是1994年冬天在南阳，当时在南阳召开中国新文学学会的年会，姚老是会长，当然出席，并且要在南阳市某个区的博物馆建立姚雪垠文学馆。
与会者都去参加奠基典礼，我拍了几张照片作为纪念。当天晚上，姚老在他的房间里召集了一个小型座谈会，我是湖北来的，他就把我也叫去了，要我讲湖北省文联和《今古传奇》的情况，尽我知道的我说了一通，但我最关心的是他第四卷的写作情况，姚老说已写了二十多万字，还得改，不改好不出手，他的严谨让我敬佩。他已满头银丝，但面色红润，以为他的身体还好，但从沙发上起身，还要人扶持，又不免担忧。我没有与他合影，却为他照了几张相。
曾经做过他助手的俞汝捷，在他去世后参与编辑“姚雪垠书系”，送给我书系中的三卷《长夜》、《春暖花开的时候》、《差半车麦秸》，我先读姚老的短篇小说集，写了一篇《关于（差半车麦秸）》；去年姚老诞辰一百周年纪念，湖北要举行纪念活动，省文联的现任党组书记对姚雪垠不怎么了解，却要讲话，要我为他准备个材料，我便为他写了篇《姚雪垠与湖北》。
我编《长江文艺志》的时候，周勃的文章里有下面一段话让我刻骨铭心，感叹不已：
“1959年五一节加餐，每人一个大馒头，一碗猪肉炖土豆，对于长年处于半饥饿状态的人来说，该有多大诱惑力呀，早就有人排队了。排在姚雪垠前面的下放干部领着一份饭菜正要走开，突然喊道，我肉碗里有一只苍蝇，他从窗口换了一碗走了。轮到姚雪垠，他领的就是退回去的这一碗，死苍蝇还躺在肉上。姚大声说，这碗肉不能吃，我不要。怎么不能吃，拿掉不就行了。两只黑糊糊指甲一夹，死苍蝇就躺在地上了。那也不能吃，我不要。你不吃谁吃？啊，谁吃！为什么该我吃，姚瞪着大眼睛，歪着脖子大吼起来。你是右派！你翻天啦！姚雪垠绝不示弱：右派就该吃苍蝇！又有人大声吼：你这个右派太猖狂，想翻天吗？最后是炊事班班长说话：
熊！给你吃，还嫌脏哩，不给他吃！姚雪垠扭头便走，大声说，你不要骂人！不吃就不吃！下放干部都在场，无人吱声。”
姚老有几句话是值得写作人当座右铭的，如“下苦功，抓今天”，“耐得寂寞，终不寂寞”，“生前马拉松，身后马拉松”等。
我是崇敬徐迟的，但未曾亲近过他。
1968年秋天，在竹山县我已成了逍遥派，到人民路县供销社废品收购门市部去淘旧书，淘到的《联共（布）党史》、周扬在延安编的《马克思主义与文艺》、吕淑湘朱德熙合着的《语法修辞讲话》，都是1955年以前出版的竖排本，繁体字。只淘到一本1956年中国作家协会编的《特写集》的横排本，简体字，从这本书中我才认识了徐迟，我读中文系学《中国现代文学史》时没有讲过他。我估计这部《特写集》是徐迟选编的，他在序言中批评有的特写“尖锐的矛盾，避而不谈，或加水冲淡了。有些特写没有描绘任何形象，不记录生动的语言，常常通篇不见一个人。
偶尔也提到几个人名了，还做了一些叙述，也悭吝得很。较大的篇幅给了技术性的无法理解的文字和政治性的尽人皆知的文字。这种特写四平八稳，可是内容乏味，文字枯涩，读者不读它们，它们也不能到达读者中间”。这部《特写集》选了徐迟自己的一篇《真迹》，《真迹》写的是“一九五六年一月十五日。北京的夜晚”。在资本主义工商业社会主义改造的高潮中，珍古阁的资本家裘先生裘副主委，早年用四十两黄金买来人家出一百两黄金都未卖的苏东坡的一个卷轴，是“交还是不交”、“说不说出它是假的”的犹豫、彷徨的复杂心理，被徐迟写得生动感人。这篇特写像小说，人物活灵活现，氛围浓郁幽深，情节曲折，悬念迭出，很吸引人，结尾也出人意料。值得一读再读。这部《特写集》还选有我后来见过的碧野、柳溪、峻青的作品，尽管此书是残本，掉了几页，书中有水渍和黄斑，我还是保存至今，舍不得丢。
1977年腊月将尽，我在竹山走马冈上县委党校参加全县文艺调演大会时，正值徐迟的报告文学《哥德巴赫猜想》在《人民文学》1978年第一期发表，我看到《人民日报》、《光明日报》用两大版刊登，连《湖北日报》也全文转载，我连忙找来读，第一次看到那么多数学符号和公式出现在文学作品中，又将难懂的数学问题深入浅出地写得读者懂得了它的难处，并第一次真实地刻画出科技知识分子有执着、憨厚、迂腐而又可爱的形象，佩服徐迟的大手笔，我望尘莫及。
第一次见到徐迟是1978年春天，在水果湖参加全省文艺界的大会，有天傍晚，徐迟出现在三号楼门前，很多文学爱好者将他围住了，里三层，外三层，水泄不通，我便知趣地退了出来，不愿赶热闹。崇敬一位作家，最好的办法是读他的书，能见面与之交谈，当然好，若只是看稀奇，凑热闹，不见也未尝不可。
1979年夏天，在紫阳路215号《长江文艺》编辑部，听徐迟讲创作经验，我记住了两个要点，一是要热爱采访对象，像宝哥哥爱林妹妹那样，一往情深；二是采访人物可先打外围，再逼近本体。徐迟声称“文拜马克思，诗崇毛主席”。他要我们把《资本论》当作文学着作读，你看它的语句都是一对一对的，他说写《哥德巴赫猜想》就是这样的，“权力使人昏迷了，派性叫人发狂了”“理解一个人是很难的。
理解一个数学家也不容易。”“一阵阵刺痛的怀疑在他脑中旋转。血痕印上他惨白的面颊。”等。报告会后，我们在《长江文艺》编辑部楼下拐角处，看见了徐迟的住处，夫妻俩住在不足二十平方米的小房里，门外摆着一只小煤炉做饭。
1980年年初，设在巴黎的国际笔会中心请我国驻法大使馆转给徐迟一份邀请函，诚邀他参加世界文化名人在法国的聚会。省委宣传部立即批准徐迟出访，可省文联派人为徐迟办理护照时，主管部门却提出一大串疑问，国际笔会是个什么性质的组织？对华态度如何？此次国际会议意图何在？若不把这些问题弄清楚，难以办理护照，不好签证。可徐迟本人也不能确切回答。幸好省委办公厅一位领导应求相助，电话致意有关部门，说徐迟是国人敬重的着名作家，外国邀请函是我国驻法使馆传递的，并已得到省委宣传部批准，务请取消政治审查，尽快放行，以免误了会期。
这样，徐迟才领到所需证件，省财政厅批准按厅级干部标准批给500元，他购置了两套西装、一双皮鞋，接着省委办公厅又补充通知，时值寒冬，让他再购买厚呢大衣一件，毛皮鞋一双，标准提高到750元。徐迟还想买一套绛红色的高档西装，在武汉三镇觅购不得，只好买衣料，请师傅赶制，制作费奇贵，开支总额已高达850元，大大超过了当时副省级干部的出国购置标准，省财政厅还是全额报销了。徐迟在北京机场登机之前，给湖北省委办公厅、宣传部、财政厅、省文联党组写了同样内容的四封信，为自己能“顺利地、体面地”出访欧洲表示由衷的感谢。
1980年冬天，我到紫阳路215号院子后面才创刊的《长江》丛刊编辑部的小房子里，阳云让我和在场的祖慰一起翻阅徐迟从巴黎带回来的两厚本8开画册，全是色彩艳丽、图像混沌模糊的印象派绘画，看来看去，不知所云，也算开了眼界。
报刊上发表徐迟的新作，只要遇到了我总是要看的，但一次也没去拜访他，尽管我多次到与他家相邻的碧野家和任清家。只能说我对他敬而远之。当然他不会在乎，兴许他根本不知道有我这么个人，我是未名者，并不想攀附。
没想到1996年冬天他从同济医院病房六楼上做飞天之举，噩耗传来，我马上联想到叶赛林之死，马雅可夫斯基之死，闻捷之死，我想徐迟的死是诗人之死，不是报告文学大师之死。
1998年8月，我随湖北文艺界的一群人奔赴荆州抗洪一线，第一晚住在荆州，与徐迟的儿子、省文联美协的徐健同一个房间。这天夜里，徐健向我详细地谈了他的父亲临终前的种种情形，使我明白了，徐迟的飞天之举，除身体的病痛使他备受折磨，不堪忍受，觉得死了会比活着好之外，还有几个原因，一是他对中国文坛的绝望，当时正要开中国作协的六代会，他想去参加，又不想去，心受着煎熬；二是他再婚的失败和几个子女的不够亲近，使他失去了生活的热情和信心，精神万分沮丧。而他身边的人却在去世后大写他的什么二度青春，几近残酷。
1997年秋天，我到徐迟的故乡浙江省湖州的南浔小镇去主持《今古传奇》的笔会，专门寻访过徐迟的故居百间屋。秋雨连绵之夜，我每个晚上都在读他的长篇小说《江南小镇》，觉得走进了徐迟的人生，走近了徐迟的灵魂，当我读到解放军进军江浙时，他冒着炮火与解放军联络，为南浔的和平解放为保护嘉业楼的藏书立过汗马功劳，不禁肃然起敬。
临别前我参观当地新建的老年活动中心，在墙报上发现徐迟的一篇佚文，找来材料纸，站在那里用圆珠笔一字一句抄下来，回到家里又抄正，寄给《人民日报》副刊部，很快发表了。
“三老”之中，我与碧野走得近一些。
碧野1989年为我的报告文学《再造坚实》作序，加题为《现代化的颂歌》发表在当年9月9日的《文艺报》上；我写过碧野有几篇文章，《碧野的含义》、《碧野散文的“现代”代表作》、《芬芳的花甜美的果》、《精神出路》、《曾经的沉郁》、《杨柳又绿去看碧野》等，我对碧老有一种精神上的亲近和依恋，他离我也近一些，尽管他的名声在新时期没有徐迟和姚雪垠响亮。
我读武汉师院中文系时，我的同班同学常怀堂到汉口旋宫饭店去见过碧野，并且毕业分配中他仰仗碧野分配到碧野的生活基地丹江口工程局去了，令人羡慕。但我以为，中文系的学生若仅是接近一位作家是不一定能成为作家的。而我毕业后一次分配到襄阳地区，住在襄阳五中的一间教室里，买了一本中国青年出版社才出版的碧野散文集《情满情山》，躺在课桌并起来的床上，将它从头到尾认真地读了一遍；再次分配到竹山县，第一天逛县城，在新华书店又买到碧野的另一本散文集《月亮湖》，也很快读了。1968年秋，我第一次到房县泮水区（现在是神农架林区松柏镇）去探望我的未婚妻，就去找碧野散文中描写的泮水区区委书记丁维藻，谁知他已调到房县文化局当局长了，后来我在房县城找到了丁维藻，与他详谈了碧野。丁维藻也是个文人，当了领导，仍然是个文人，他在“文革”后期曾不向上级报告，独自跑到北京去中国美术馆看画展，足见文人习气之一斑。1974年，我的妻子在黄连架下的清泉小学教书，我去探望她时，曾翻山越岭，穿过荆棘草莽，去寻访碧野描写的到泮水区政府后院为丁维藻犁地的老支书，至今我仍为未到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碧野曾穿烂四双草鞋而跋涉到达的大九湖而自责，而遗憾。我认为碧野是人民作家，尽管政府没授予他“人民作家”的头衔。
1979年夏，我在紫阳路215号也听过碧野讲创作经验，没有徐迟的精彩，没有姚雪垠的大气，但我认为创作经验就在他的创作过程中，他的作品全部证明了他的经验。
第一次见碧野，并不是我找他，而是他1982年10月从武汉找到竹山，到竹山找到了我。我陪他到我九华山林场，劝他不要爬山顶上太高的了望塔，以免发生危险；回到县城我请他看过我已发表的上十篇作品，他批评我后来的作品中缺乏对生活的热情；我请他在县图书馆阅览室为业余作者开过讲座，请他到我家吃顿饭，他去了，却只吃了一个烧红薯，但他从此便记得我妻子的青光眼。1983年当我带着妻子到武汉求医，去见碧野，他介绍我到同济医院去看。碧野对我对我家人的关心，使我深受感动。我多次去水果湖高知楼去看望他，连我妻子也说我对碧野比对我父亲还孝敬。不仅是文学，他的为人就值得我对他像对父亲一样的孝敬。我并没有为他做过什么，当他需要500字的大稿纸时，我利用职权到社科院的小印刷厂为《今古传奇》去印大稿纸，一印出来，我就为他送去20本；湖北作协为老作家出最后一本书，为他出版了《晴光集》，但不管出售，我每次进了他的门，看到《晴光集》还堆在那儿，心里就疼。2006年，我在孔夫子旧书网上开了一家“翠柳作家书店”，借助网络，我为他卖出了二十五本签名本，每次我都是摊开书，翻到扉页，将泡沫笔递给他握着，扶着他的手，让他摸着签名，一次签五本，先付钱给他，卖完了再去请他签，我笑着夸他签得好，心里却在滴血，这样的大作家，晚景如此凄凉，为世人所不知。
2007年4月4日上午，我蹲在东湖路路边上为汉口来的读者梅延德在他买我的两本书上签名后，与十堰新华书店来的李传新一行三人去看碧野。梅延德拿出1964年中国青年出版社出版的碧野散文集《情满青山》的精装本，我也是第一次看到。碧野双手摩挲着书本，我翻开封面，请求碧野用老办法为他签个名，碧老笑得像弥勒佛似的同意了，他摩挲着书，像抚摸着失而复得的婴儿一样安详，柔情。
这次签得真是好，像眼睛失明前一样流利、舒展。我的赞许，他有了得意。我估计这是他最后一次为读者签名，签在他最钟爱的一本书的精装本上。
2008年5月30日6时30分，碧野在汉口协和医院与世长辞，报纸上讣告称6月3日在武昌殡仪馆举行追悼会。我连忙打电话约在汉口常码头湖北省新华书店当副经理的黄成勇前来，与我一起去向碧老告别，我拟了两副挽联：
激情奔流，记天山景物，春回大地；晴光灿烂，描丹凤朝阳，情满青山。
从北方左联到湖北作协，七七年文学之旅，由沉郁走向灿烂
自窑工散章至等身着作，三四代读者共赏，经感官沁入心田。
追悼会上，武汉电视台找我采访，我只说了碧野的热爱人民，热爱生活，尊重生命，我想他留下的作品会为他说话。
小草岂能不歌唱
1984年国庆节，湖北省文联在食堂举行了一次会餐，是文艺家们复出后的第一次大团圆，饭厅里摆了二三十桌，我因骨折躺在医院的病床上不能参加，前来看望我的妻子被请入席。那时的文联一派兴旺繁荣景象，真把文化人当人了，办公楼底层有医务室、理发室和几间屋的资料室和阅览室。
理发室就在我们三人居的旁边，理发的尹师傅可不是等闲之辈，“文革”他当过省文联机关的革委会主任哩。他理发时，人们不由想起给周总理理发的那个师傅。
前年我遇见他的老伴周师傅，问尹师傅还好吧，她说去年就过世了。
